摘要: 来源：《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中国和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综述米兰沙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伊朗学中心主办、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协办的“中国和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1月8～9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共有来自中国、伊朗、德国和日本的近20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提交了15篇学术论文。在两天的议 ...

来源：《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

“中国和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综述

米兰沙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伊朗学中心主办、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协办的“中国和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1月8～9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共有来自中国、伊朗、德国和日本的近20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提交了15篇学术论文。

在两天的议程中，与会学者主要围绕着1.波斯语文献、历史和文学；2.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与伊朗语言、文化的交流；3.波斯文化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影响；4.近代中国—伊朗外交关系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以下将按论文主题逐一介绍。

就波斯语文献、历史和文学这一主题展开讨论的论文有：北京大学王一丹教授的《孛罗丞相在伊朗》，她的论文主要关注了作为忽必烈使臣的孛罗丞相，在留居伊利汗国后的政治活动和重大事迹。和汉文史料相比，波斯语史料中关于孛罗丞相的记载更为零碎，多散见于波斯语编年史和地方史料中。作者通过勾稽、梳理相关记载指出，孛罗丞相在阿鲁浑时期的政治活动，多与伊利汗国东南部的地方政局变动有关。他不仅作为阿鲁浑的代表赴起儿漫（Kirmān）、罗耳（Lur）等地调停政治纠纷，同时也负有向伊利汗举荐人才的职责。这些均显示出孛罗的身份已由大汗的使臣转变为得到伊利汗宠信的蒙古重臣之一。在乞合都汗时期，孛罗曾以顾问的身份协助在伊利汗国中推行纸钞。而从合赞汗开始，孛罗逐渐掌有实权，并成为大断事官（札鲁忽异密）之一。到完者都统治时期，孛罗则已经跻身于伊利汗宫廷中最核心的五位异密中，名列第二。通过作者对孛罗丞相后半生事迹的研究，或许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孛罗丞相个人政治生涯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元代的仕宦经历？而作为《史集·蒙古史》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孛罗丞相所提供的早期蒙古史信息和元代官方档案（如“金册”）所记录者之间的差异，是否在《史集》中也有所体现？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四日市康博教授提交了《两位大异密：孛罗与出班，以及两枚来自元朝的金印（āl-tamġā）》一文。作者释读了收藏于德黑兰伊朗国家博物馆的一份伊利汗法令文书上所钤的两枚八思巴字汉语印章，以及一枚以阿拉伯字符拼写的“出班”姓名私印，并通过汉文、波斯文史籍的考订，指出其中一枚八思巴字印章上的文字为“枢密副使之印”，正是被孛罗携至伊利汗国的元朝官印，在其死后由出班持有。另一枚八思巴字印章上的文字则作“翊国公印”，这当是元泰定帝于泰定元年（1324）颁赐给出班的银印。这两枚印章最终都由出班一人执掌，足证其权势在孛罗死后进一步膨胀，埋下了其与伊利汗不赛因之间矛盾冲突的伏笔。

复旦大学邱轶皓的《〈五族谱〉研究导论：研究史·文献特征·史料价值》一文，首先讨论了波斯语蒙古世系谱中的蒙古语书法，认为其书写风格更接近金帐汗国所流行的回鹘体蒙古语书法，而与元朝、伊利汗国中通行者差异较大。这点或与现存《五族谱》写本是抄写于作为金帐汗国后裔的阿斯特拉汗国（Astrakhanid）有关。《五族谱》中人名的写法和少量蒙古语旁注反映出抄写者蒙古语水平不高，主要是波斯语人名和旁注的硬译。其次，《五族谱》的编纂也显示出：业已伊斯兰化的蒙古统治者试图将自身的历史和正统观念接续到伊斯兰历史编纂传统中。《五族谱》开启了其后持续数百年的一系列蒙古—突厥世系谱编制工作，其动力是伊朗、中亚的蒙古—突厥王朝历史观念的变迁。

北京大学博士生刘英军提交的《伊朗民族史诗〈库什王纪〉里的古代中国名称与中伊交通路线》一文，根据近年新发现的11世纪波斯语史诗中所记载的古代中国地名复原了从伊朗到中国的几条主要的交通路线，作者认为它们间接地反映了两个文明之间文化交流、商业活跃的情况。

有关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与伊朗语言、文化交流的论文包括：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的《从文物看古代中国与伊朗》。作者通过大量图像资料进行比对，指出部分在中国出土的六朝、隋唐金银器实从波斯输入，或是对波斯工艺技术进行仿制的产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水滴凸瓣纹银器”和“来通”杯（一种角状酒器，上端雕刻成兽首形状），均曾大量出土，它们反映了波斯特有的金银工艺传入汉地后，为汉地工匠模仿，衍生出本土风格仿制品的过程。而其背后则折射出不同文化间交流、互动的固有模式，可谓由小见大，自微观中见宏观。

北京大学段晴教授，作了《吉尔伽美什与新疆出土织毯》的报告。介绍了2010年在新疆出土的几幅绘制有人物图像的毛织品，并考证出其内容出自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该研究为波斯作为古代东、西亚文明之间沟通桥梁的表现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来自伊朗阿瓦士·谢希德·查玛兰大学（Avaz Shahid Chamran University）的阿里·巴赫兰尼普尔（Ali Bahranipour）教授提交了《和田在13～14世纪丝绸之路经济活动中的角色》一文。作者首先介绍了波斯语历史、地理文献中对和田的记载，进而从和田地区出产的动物、纺织品、宝石、麝香和奴隶等几个方面对和田在中古丝绸之路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进行了评估。

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则作了关于《日本杏雨书屋藏李盛铎收藏敦煌景教卷子》的报告。他首先指出日藏李盛铎收藏敦煌景教卷子中存在不少伪作，学界在引用之前必须作严格的甄别。接着他从唐代译经制度、译语用语、钞经用纸等多个方面切入，认为唐代官方译经有着严格的程序制度，译经用词也较规范，但在李盛铎藏品中则多有不符。而李盛铎藏品用纸似近代纸，与唐代钞经用纸不同，在纸张规格、行距、字距等方面也存在不少令人疑惑之处。因此，荣教授判定学界所广泛引用的日藏李盛铎藏品中的“景教文书”多有伪作。基于这点，荣教授指出当下的唐代景教研究亟需“退步”——即首先要剔除其中存在的伪经成分，而不是将伪经作为立论依据而进行过度阐释。

上海外国语大学程彤教授的《古代伊朗与中国马球运动文献》一文，则介绍了伊朗现存最古老的马球场遗址、考古出土的马球球杆实物。认为古代伊朗马球运动的器具、规则对中国的马球运动有着影响。但作者也指出，因为文化背景和社会风气的差异，中、伊两国的马球运动的发展程度各自不同，同时，在文学作品中马球运动所承载的文学象征意义也是不同的，古代伊朗人通常借马球来比喻世间命运的无常，但在中国文学中则更强调其世俗娱乐的一面。

上海博物馆王樾副研究员的论文《对于察合台汗国钱币研究的若干认识》，梳理并总结了新疆地区出土察合台汗国钱币的情况，他结合前人研究，对察合台汗国钱币的形制、铭文和族徽进行了讨论，认为察合台汗国钱币在形制上既继承了中亚古代钱币的传统，又体现出蒙元制度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上的辐射。

《汉语大辞典》辞书编纂处的徐文堪先生提交了《伊朗学札记三则》一文，从“中国境内的伊朗语族语言”、“中国的塞人”和“克里亚什托尔内教授的学术成就”三个方面，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分子人类学在探索中国境内的伊朗语族人群及其语言和文化特征等问题上所展示出的新进展、新路径进行了介绍。

伊朗伊斯坦布尔大学穆拉特·伊尔玛里（Murat Elmali）教授的《丝绸之路上的六牙象王本生故事》，主要分析了吐鲁番发现回鹘语“象王本生故事”残卷。作者重点讨论了其中的外来语成分，发现其中不仅包括了梵文、巴利文等佛教语言，也包括了中亚地区主要的译经用语如吐火罗语等，还包括了少量的汉语借词，这些均体现在中世纪回鹘语佛教文献的语言和文体特征中。

此次会议上有两位学者的论文讨论了波斯文化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影响。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的《经堂语还是表意词：论小儿锦文字中的部分阿拉伯波斯语词汇的使用问题》一文，通过丰富的例证，揭示出中国回族穆斯林之间使用的“小经”文字（即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字）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同音相训”或“同意互代”的特殊现象，即“小经”中使用的波斯语与阿拉伯语词汇不按其字母拼读，而按其汉语意义来读，这一现象生动反映出中国穆斯林民众在兼容波斯、汉两种文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灵活而有效的调适手法。

南京大学华涛教授的《明末清初中国回回坊间教争研究——兼论早期中国伊斯兰知识发展的观察视角与立论方式》一文，对明代万历到清代康雍年间中国各地穆斯林坊间教争进行了研究。作者的结论是：明末清初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发展具有两个特征，即在坚持伊斯兰教基本原则的同时，又已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本土化“小传统”。

最后，德国波恩大学廉亚明（Ralph Kauz）教授的《二战结束前后之中伊关系》是唯一一篇有关近代中国—伊朗外交关系的论文。廉亚明教授主要利用了收藏在伊朗外交部的档案资料，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驻伊朗公使的外交和文化活动。作者在报告中重绘了当时中国外交使节在伊朗开展外交活动中的许多重要细节：如中国第一位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曾出任民国政府驻伊朗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而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双方是通过法语进行交流的；档案中还保留有大使馆关于在伊朗出版的第一部波斯语大词典所写的备忘录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本次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的论文题材多元、视野开阔。就时代而言，上起古典时期，下至近代；就主题而言，则涵盖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波斯、中国两大文明，旁及突厥、蒙古，充分体现了学术前沿和深度的结合。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已经有条件直接利用波斯语文献来进行研究。但我们也仍要注意到目前尚存的不足之处：如对古代伊朗语（如巴列维语、粟特语）的研究尚为空白，而对于伊朗断代史的研究也还非常薄弱，这些都制约着国内学者的视野和思考深度，故仍需要学界继续加以关注和努力。本次会议所提交的绝大部分论文均为首次发表，并预计将于2015年结集出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此文转自“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