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汉代“轺车”形制如何？学界多依东汉刘熙《释名·释车》：“轺车，轺，遥也，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说辞，将汉画中常见的一种四面无遮蔽且带有伞盖的马车称之为“轺车”。但详阅相关文献及细审汉画车马出行图像后，发现“轺车”与“安车”皆为无遮蔽的“四向远望”之马车。在汉代，“轺车”为立乘的轻小之车，多属低等级之乘用车，而“安车”为坐 ...

摘要：汉代“轺车”形制如何？学界多依东汉刘熙《释名·释车》：“轺车，轺，遥也，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说辞，将汉画中常见的一种四面无遮蔽且带有伞盖的马车称之为“轺车”。但详阅相关文献及细审汉画车马出行图像后，发现“轺车”与“安车”皆为无遮蔽的“四向远望”之马车。在汉代，“轺车”为立乘的轻小之车，多属低等级之乘用车，而“安车”为坐乘之车，多属官吏或王公贵族所乘之高等级马车。先秦两汉皆以驾马车为荣，先秦多为立乘，两汉则立乘、坐乘兼而有之。立乘之“轺车”多见于西汉时期，随着社会之发展、技术之进步，至东汉时期坐乘之“安车”更为普遍。

“轺车”之名，文献常见，何为“轺车”？汉代“轺车”的形制如何？由于汉画中迄今尚未发现轺车榜题名称，学界主要依据东汉刘熙《释名·释车》所谓：“轺车，轺，遥也，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的说辞，就将汉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四面无遮蔽且带有伞盖的马车称之为“轺车”了。而且，在已经发表的含有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的墓葬简报、报告，以及汉画图录、研究论著中，这一观点具有普遍性（参见后引相关报告及论著），笔者早年刊发的论文也是这样认识的。[1]然而，近期重读旧稿，颇感疑问，在全面检索和通读相关文献，以及细审汉画车马出行图像后，发现我们可能误读了《释名》的意思，即将《释名》关于“轺车”的涵盖范围扩大化了。也就是说，仅以“四向远望”定义“轺车”可能有误。

这里，先将本文的考释结论揭示如下：“轺车”与“安车”皆为无遮蔽的“四向远望”之马车，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轺车”为立乘，“安车”为坐乘。过去将汉画中数量众多的“四向远望”之坐乘车也视为“轺车”，则不仅与文献所载汉代车名不符，也与汉代舆服等级制度相悖。

首先，立乘车称之为“轺车”在文献中多有记载。《汉书·平帝纪》：“三年春……又诏光禄大夫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属皆以礼娶，亲迎立轺倂马。”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轺，音谣，立乘小车也。倂马，骊驾也。”服虔为东汉经学家，河南荥阳人，他既说轺车为立乘，又说为小车，讲得很清楚。《晋书·舆服志》在追溯轺车源流时说：“轺车，古之时军车也。一马曰轺车，二马曰轺传。”先秦时期，大部分马车为立乘之车，特别是战车多为立乘，这是因为在战场环境下，立乘车便于快速奔驰及与敌战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之战车均为立乘便是明证。到了汉代，车战被淘汰，而立乘的“轺车”则因属于轻小之车，故也被普遍用作驿传之车，驿传道路复杂，为了快速到达，车小、车轻，立乘方能适应。“轺车”或曰“轺传”在汉代交通干道所设立的“邮亭驿置”中被广泛使用。《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20世纪末，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了大量汉简，其中记载过往人员“为驾一封轺传”“为驾二封轺传”等相关内容的汉简多达数十枚。[2]轺车并非仅是驾一马之车，但为立乘的轻小之车则无大问题。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在解释“轺车”时只说：“轺，小车也。从车召声”的缘故。又《史记·季布传》：“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索隐》按：“谓轻车，一马车也。”《汉书·货殖列传》：“……轺车百乘。”颜师古注曰：“轺车，轻小之车也。”

“轺车”之名，先秦已有之。《墨子·杂守》曰：“为解车以枱（梓），城矣（盛矢）以轺车，轮毂广十尺，辕长丈，为三幅，广六尺，为板箱，长与辕等，高四尺，善盖上，治中，令可载矢。”[3]《墨子》在这里所说的“轺车”，是以轺车为载具，经过改装而成的载矢之车。结合前引《史记·季布传》的记载，汉初载人轺车常见，那么先秦有轺车应无问题。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战国漆奁彩绘“车马人物出行图”，其中有四辆车，分别驾一马、二马或三马，无伞盖，皆立乘，或为“轺车”。[4]关于该图之涵义，多位学者认为与婚礼有关，而有学者更进一步解读为《仪礼·士昏礼》之“婚礼亲迎仪节图”。[5]（图1）从该图车马有停有行，且多有男女人物交流互动等情形看，释读为婚礼迎娶图是有道理的。前引《汉书·平帝纪》记载：“平帝三年……皆以礼娶，亲迎立轺并马。”包山楚墓漆奁彩绘“婚礼亲迎仪节图”正好为理解王莽复古改制新订迎娶之礼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图画译注。

图 1  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漆奁彩绘“车马人物出行图”

从汉画看，无遮蔽的“四向远望”之车包含了立乘之车和坐乘之车两大类。立乘车为了保持立乘者的重心稳妥，不宜将车轮及车舆做的高大，因而一般属于轻小之车；坐乘的这类“四向远望”之车因不必担心坐乘者的重心不稳，故可加高车轮和加大车舆。汉画中，这类坐乘车或驾一马、两马（併马），或驾三马（骖马）、四马（驷马），且多为官吏乘坐（详后引及加轓车讨论），其中的骖马、驷马车更属于高大上之车，绝非小车、轻车之属。[6]这类“四向远望”之坐乘车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包括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八志》）等文献中，记载甚多，皆称之为“安车”。如《续汉书·舆服志》载：“乘舆、金根、安车、立车。”颜师古注引徐广曰：“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舆服志》又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斑轮、青盖、金华蚤、黑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赐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公、列侯安车，朱斑轮、倚鹿较、伏熊轼、皂缯盖、黑轓、右騑。”今按：从《续汉书·舆服志》有关“安车”的描述并结合汉画看，无论是王青盖车，还是公、列侯皂缯盖车，都属于无遮蔽的“四向远望”之安车坐乘；又公、列侯安车记载为“右騑”，则知为驾二马车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以后诸多文献中，经常提到汉代“轺车”为低等级的乘用车。如《晋书·舆服志》《宋书·礼志》皆曰：“汉世贵辎軿而贱轺车，魏晋重轺车而贱辎軿。”魏晋人傅玄所著《傅子》亦曰：“汉代贱乘轺，今则贵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取代马车，尽管车驾及车制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当时的学者对汉代的车制及舆服等级制度还是很清楚的，所谓“汉世贱轺车”应该是实情。立乘的轺车一般属于较低等级的马车，而坐乘之安车则多为官吏或尊贵者所乘用。《史记·儒林列传》：“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申公年高德昭，汉武帝用驷马安车去徵迎他，其弟子从行，却只能乘一马或二马拉的普通轺传车。《汉书·食货志》：“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小，请算如故……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颜师古注曰：“身非为吏之例，非为三老，非为北边骑士，而有轺车，皆令出一算。”又引如淳曰：“商贾人有轺车，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赋。”甘肃居延发现的汉简多有汉代普通百姓乘用“轺车”出入边塞的记载。例如：简号505.9（甲1957）“□□长□里张信轺车一乘用马一匹十二月辛卯北出”；505.12（甲1958）“敦煌效谷宜王里琼阳年廿八轺车一乘马一匹闰月丙午南入”；505.13（甲1959）“居延计掾卫丰子男居延平里卫良年十三轺车一乘马一匹十二月戊子北出”。[7]可见，轺车的确为汉代百姓及商贾之人所常用，而在汉代官本位之社会下，轺车自然属于低等级之乘用车。

诚然，东汉时期高级官吏在特别场合也使用立乘之车，但称之为立车或高车。《续汉书·舆服志》：“乘舆、金根、安车、立车。”李贤注引蔡邕曰：“五安五立。”引徐广曰：“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舆服志》又曰：“……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庙、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车、立乘、驾驷；他出，乘安车。”今按：这里的立乘之高车不同于前面所说的立乘之轺传车，以及民间常用的轻小立乘轺车，而属于驾驷之大车，究其原因，这类车主要用于“郊庙、明堂、祠陵，法出”等国家重大祭祀场合，立乘以示恭敬与郑重。此外，因参与的高级官吏人数众多，采用驷马大车多人立乘以减少出行车辆之数量。由此可见，两汉因时代不同，立乘的“轺车”之名称、使用场合及规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不过，从总体上看，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壁画之车马出行图所见立乘之轺车的身份等级仍相对较低，与此相反，“四向远望”之坐乘安车，则多为官吏或王公贵族所乘之高等级马车。例如，山东长青孝堂山石祠北壁西石与东石上下层皆有大幅车马出行图，是为“二千石”郡太守级祠主生前曾参与诸侯王车马出行之荣耀记录。[8]（图2）其中，北壁东石上层最前面两辆车为带伞盖加四维的立乘轺车，均驾二马，包括驭手各有三人立乘，这两辆车是为车马出行之前导车（第一辆车加载有前导车常见的棨戟）。显然，在整个车马行列中与主车相比，前导车之等级较低。（图3）与之相反，北壁西石上层车马出行行列“鼓车”后之车，四维驾驷马，车身高大，榜题“大王车”，是为诸侯王之安车坐乘（原报告称之为“四马轺车”）。（图4）与前引《续汉书·舆服志》所记载的“王青盖车”形制相仿。

图 2  孝堂山石祠北壁西石、东石上下层车马出行图

图 3  孝堂山石祠北壁东石上层前导二车（轺车立乘）

图 4  孝堂山石祠北壁西石上层榜题“大王车”（安车坐乘）

此外，北壁西石下层车马出行行列右前第一辆车，四维驾一马，乘车人戴进贤冠，隶书榜题“二千石”，是为孝堂山石祠祠主之安车坐乘（原报告称之为“四维轺车”）。（图5）又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前室、中室四壁绘制的大幅车马出行图，描绘墓主从“举孝廉”“郎”“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时”“繁阳令”到“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的仕途经历，墓主所乘车或驾一马、二马、三马，皆交络四维，安车坐乘（原报告均称之为轺车）。其中，前室北壁榜题“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出行图中，墓主乘坐之车辆高大，尤为突出，“拥赤节、驾三匹黑马，交络四维”[9]。

图 5  孝堂山石祠北壁西石下层榜题“二千石”（安车坐乘）

陕西《米脂官庄画像石墓》报告中，二号墓前室南壁横楣石下栏为榜题“诸郡太守待见传”图，画面两端分刻一庭院，院中央建高瓴大屋，屋出檐，每屋内分别刻有待见的四位郡太守形象，并刻出太守所在郡别、籍贯及姓氏；左端屋内四太守均着红衣，刻有“太原太守扶风法君”“雁门太守颍川□君”……右端屋内四太守人物上方刻字不辨；该横楣石中间刻车马队列，共计有八辆“四向远望”之安车、四维均驾二马、旁刻榜题，可辨识者为“五原太守车马”“朔方太守车马”“上郡太守车马”“定襄太守车马”（参见原报告图六十一至图六十六），当为东汉并州刺史部所属八位太守所乘之安车（原报告均称为轺车）。[10]汉画中此类安车的例证颇多，多属于较高等级的车乘，其中的驾四匹马的车文献中称之为“安车驷马”或“高车驷马”。《汉书·于定国传》：“上乃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谥曰安侯。”《汉书·张禹传》：“为相六岁，乃听许。赐安车驷马，黄金百斤，罢就第。”。《水经注·江水》：“司马相如将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今按：此处的高车非立乘高车，而是高大之车的意思）。后入邛蜀，果如志焉。”轺车多属于小车、轻车，汉画中的坐乘车，特别是骖驾、驷驾之车尽管也符合“四向远望”之定义，但不宜称为“轺车”应该是清楚的。

汉画中，还有一类“四向远望”的“加轓”坐乘车。《汉书·景帝纪》：“五月诏曰：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车耳反出，所以为之藩屏，翳尘泥也。二千石双朱，其次乃偏其左。”应劭为东汉桓帝时名臣，官至司隶校尉，有资格乘坐加轓车，其说可信。“轓”又写作“䡊”，《说文解字》释䡊曰：“䡊，车耳反出也”。此类“加轓车”，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中，认为轓车就是一种轺车，“比轺车只增加了一对车耳，车耳是装在车舆上部用以遮住车轮顶部的挡泥板，多呈长方形，外侧有垂下的边板”，并指出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室西壁与北壁东段横额的车马出行图中墓主所乘主车（图6），以及四川成都扬子山2号墓车马过桥画像砖上一辆车的形象都是轓车。[11]其后，于炳文的《汉代朱轓轺车试考》一文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证，并进一步举证河北安平逯家庄壁画墓中室西壁车马出行图中一坐乘车左边车轮上方的挡泥板为赤朱色，右侧则毁漶不清；河南荥阳苌村东汉壁画墓车马出行图之中，榜题“供北陵令时车”为“朱左轓轺车”，“巴郡太守时车”为“朱两轓轺车”。[12]（图7）孙机、于炳文关于“加轓车”的考释精准，已为学界所公认。

图 6 沂南汉画像石墓中室西壁墓主之加轓车（安车坐乘）

图 7 河南荥阳苌村东汉壁画墓之朱轓车（安车坐乘），转引自于炳文论文之附图

然而，汉画中，这类车均属于高等级官吏所乘，因而称之为“加轓轺车”未必妥当，应为“加轓安车”。汉代铜镜铭文中也有关于车耳（车轓）的描述。朱剑心著《金石学》（第二编《说金》）录有汉许氏镜一面，铭曰：“许氏作竟自有纪，青龙白虎居左右，圣人周公鲁孔子，作吏高迁车生耳，郡举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吉。”从铭文看，当为东汉车马画像镜。朱剑心注曰：“车生耳”者，《汉官仪》引古语云：“仕宦不止车生耳也。”[13]这种“加轓”之车，从汉画榜题看，乘坐者官位从六百石、千石县令级，到二千石郡太守级。从功能看，设置“车耳”目的是“翳尘泥也”。车耳设置可能在先秦就已出现了，汉景帝时只是将车耳涂抹上醒目的红色，以区分等级，即所谓“朱左轓”“朱两轓”，这一制度为东汉所继承。前引《续汉书·舆服志》记载：“皇太子、皇子安车画轓……公、列侯安车黑轓”；“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后谦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满也。”所谓“轓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正符合车耳的形制及尺寸。按汉尺约23厘米计算，轓长六尺为1.38米；下屈宽0.184米、上宽0.276米。车耳的长度达到1.38米，也就是说，这类车所见尽管多为一驾或两驾之马车，但总体上车的尺寸较大，显而易见，不属于小车、轻车之属。总而言之，“加轓车”属于高等级官吏所乘之车，如将其称之为轺车，则与两汉舆服等级制度不符。

纵观中国古代车制发展史，就车驾而言，先秦两汉皆以驾马为荣，魏晋南北朝则以牛车为主；就乘车方式而言，先秦多为立乘，两汉则立乘、坐乘兼而有之。立乘为轺车（也称立车、高车），坐乘为安车（主要指无遮蔽的“四向远望”之坐乘车，但有衣蔽的辎軿车为坐乘，因而也称之为安车辎軿）。不过，从文献记载看，“轺车”之名多见于《史记》《汉书》，而《后汉书》少见，而汉简中的“轺车”之名也多为西汉。换言之，“轺车”多见于西汉时期，东汉少见。与文献记载一致，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之车马出行图中，立乘的“轺车”也较少见，而坐乘的“安车”则极为普遍。文献记载与汉画图像的这种一致性，也有助于说明“轺车为立乘、安车为坐乘”之解读是有依据的。也就是说，随着社会之发展、技术之进步，至东汉时期立乘的“轺车”即便在民间也可能逐步被更为舒适的坐乘之“安车”所替代，而车辆的大小、装饰的豪华程度，才是舆服等级区别的主要特征。

[1]赵化成：《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文物》1989年第3期。

[2]张俊民：《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悬泉汉简（壹）（贰）》，中华书局2019年版。

[3]关于《墨子·杂守》这段话不很通畅，可能原简漫漶错字所致。这里以清《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为准，括号中则为笔者依据有的学者校改所加，仅作参考。

[4]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5]胡雅丽：《包山二号墓漆画考》，《文物》1988年第5期；彭德：《屈原时代的一幅情节性绘画》，《楚艺术研究》，湖北美术研究社1991年版；张闻捷：《包山二号墓漆画为婚礼图考》，《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徐渊：《包山二号楚墓妆奁漆绘“昏礼亲迎仪节图”考》，《三代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6]《释名·释车》：“安车，盖卑，坐乘，今吏之乘小车也。”《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退休)……适四方，乘安车。”郑玄注：“安车，坐乘，若今小车也。”《释名》及《礼记》郑玄注主要是强调安车为坐乘，这里所说安车为小车，是与载货大车相比较而言之。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8]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编，蒋英炬、杨爱国、信立祥、吴文琪著：《孝堂山石祠》，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

[9]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10]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编著：《米脂官庄画像石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11]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2]于炳文：《汉代朱轓轺车试考》，《考古》1998年3期。又参见：郑州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郑州古墓壁画精选》，香港国际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彩图。

[13]朱剑心：《金石学》（第二编《说金》），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作者：赵化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原文刊于：《中国美术研究》 2022年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