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讨论纪要
发布时间：2023-11-19 2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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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年10月23日，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陕西西安盛大开幕。23日下午及24日全天，新石器专业委员会围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史前基础”研讨主题，在陕西宾馆会议中心3-3会议室举行了分组讨论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41家单位的67位代表进行了43场讲演，近100位专家、学者以及学生、公众聆听了讲演 ...
2023年10月23日，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陕西西安盛大开幕。23日下午及24日全天，新石器专业委员会围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史前基础”研讨主题，在陕西宾馆会议中心3-3会议室举行了分组讨论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41家单位的67位代表进行了43场讲演，近100位专家、学者以及学生、公众聆听了讲演并参与讨论，老中青三代考古学人齐聚会场，讨论热情高涨，座无虚席。本次分组讨论先后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张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炜林教授、湖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孟华平教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郭伟民教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洪海教授主持。讨论议题包括田野考古新进展、谱系与编年、生业技术与环境、聚落与社会、信仰与社会、交流与融合以及理论新思考。张弛在开场致辞中对各位与会代表以及讨论会的组织者表示感谢。他指出新石器专业委员会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专委会，学术活动十分活跃。本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新石器专委会研讨的议题时间上从万年前的旧-新石器过渡阶段到夏文化的探讨，空间上从东北地区到华南地区，从甘青地区到东南岛屿，还包括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研究，不仅有田野考古新发现，谱系与编年的研究，也有生业、技术、聚落及信仰社会的探讨，还有关于考古学理论的新思考。这些议题基本涵盖了当前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各大领域，也代表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多元化发展的方向。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向其芳副研究馆员汇报了湖北当阳九里岗遗址群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2023年3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联合对该遗址群开展了考古工作。重点发掘了夹口山遗址，新发现了一批成片分布的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小石器，是江汉平原砾石工业向小石器工业转变的关键证据。这一区域的发掘也见证了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一直到春秋时期，人类不断向河漫滩开发的整体趋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永磊馆员汇报了姚江河谷河姆渡文化近五年考古工作的新进展。他的团队通过调查与勘探，在近19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40处，与井头山同时期的遗址1处。其中施岙古稻田的考古发现，清晰展现出一种较完善的稻田系统。井头山遗址的聚落形态、器物形态、生业经济等，与河姆渡文化早期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为探索河姆渡文化的本地起源提供了新资料。洛阳考古研究院任广副研究馆员汇报了宜阳苏羊遗址考古新发现及其重要意义。苏羊遗址位于洛阳市宜阳县张坞镇苏羊村，面积63万平方米。通过调查和勘探，在遗址北部的苏羊区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基本弄清了苏羊区聚落形态布局和功能分区情况。该遗址含有大溪、屈家岭、红山、大汶口等诸多文化因素，为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提供了新的材料，是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案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红英馆员汇报了泾阳蒋刘遗址仰韶晚期遗存考古新发现。2021-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时，发现了泾阳蒋刘仰韶晚期大型环壕聚落，并于环壕外西侧发现成人墓地。环壕系人工挖掘而成，长度约1200米，壕内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发现的房址多为前后室结构，陶窑均为“前后式”结构。遗址内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遗物，有平折沿喇叭口尖底瓶、鼓腹罐、敛口钵、器盖、甑、釜等典型陶器。发现墓葬58座，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遗址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100至前2800年之间，应属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余西云教授汇报了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不同文化系统在澧阳平原展开了争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西阴文化进入汉水中游地区，鄂西地区的柳林溪文化蜕变为大溪文化，汉水以东地区出现油子岭文化，并在澧县城头山和天门龙嘴出现了最早的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西阴文化崩溃，汉水中游地区的西阴文化蜕变为朱家台文化，汉东地区油子岭文化蜕变为屈家岭下层文化，开始了整个区域的整合过程。屈家岭下层文化受到来自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影响，生成屈家岭文化，这一时期可称为方国社会，其特点是城与周边聚落形成都鄙关系，不同城没有明显的隶属关系，但有整合的潜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良智副研究员汇报了湖南华容七星墩遗址2022-2023年的考古新发现。2022年发掘了内城北部区域，发现大量红烧土堆积，广泛应用于基槽、基坑、垫土、地面、墙壁、墓葬填土等遗迹，推测在先民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2023年发掘了位于古城城外东南方位的墓葬区，发现有屈家岭文化时期土坑墓20余座，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瓮棺葬10余座。上述发掘工作初步揭露了七星墩遗址的居住区和墓葬区，丰富了七星墩遗址的文化内涵。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崔天兴副教授汇报了三门峡小交口遗址龙山晚期的聚落与社会研究。他对小交口遗址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进行概述，认为小交口遗址地处豫、陕、晋三省交界地带，文化因素构成复杂，是一处以三里桥文化为主体的大型壕沟聚落，遗址包含本土的三里桥文化、伊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渭水流域与陕南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晋中的杏花文化、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以及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发现的主要农作物为粟、黍、水稻，饲养猪、狗等家畜。上述发现对研究龙山时代晚期豫西晋南地区的陶器专业化生产、文化交流与互动、文明化进程演进具有重要意义。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亚锋副研究馆员汇报了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F13与F47的发掘情况。孙家岗遗址位于洞庭湖西北部，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古遗址。发现的F13和F47分别位于遗址的南部和北部，皆属肖家屋脊文化，两座建筑的形式皆为基槽加立柱式，结构布局高度一致，房址内均未发现灶、灰坑等相关生活遗存，判断其并非一般生活居址，而是供特定人群所使用的公共建筑。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何佳研究馆员汇报了宁乡罗家冲遗址的考古收获与认识。2014-2017年对罗家冲遗址进行了2次主动性发掘，遗址主体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周时期，是近年来湘中地区发掘的年代序列相对完整的早期遗址之一。该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呈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周时期湘中地区土著聚落人群在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以本地土著文化因素为主、外来文化因素为辅的独特文化面貌，廓清了居址、聚落形态演变轨迹，展示了这一时期湘中地区文化由多元性向一体化逐步发展的历程。
“田野考古新进展”专题讨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庄丽娜研究馆员汇报的题目为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开启，内容主要涉及北方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和旱作农业起源等问题。她立足康保兴隆遗址的发掘资料和现阶段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研究取得的认识，结合其他考古发现，指出史前时期的北方地区，曾是华北地区旱作农业起源的核心区域。并对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革命发生的过程进行梳理，提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是一个过程，不同区域和自然环境，走向新石器时代的道路是不同的，其中北方地区的独特贡献包括：居住方式、旱作农业以及因地制宜的适应策略。她认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史前基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瀚龙馆员汇报了关于新石器时代“浙南”的考古学思考。他通过梳理新石器时代的“浙南”概念及其由来、属性，并从它的“消失”“隐匿”寻找出它重新显现的过程，提出重新认识区系之前的“原区系”，进而归纳“浙南”概念所具有的学术内涵和理论价值，并通过研究认为浙南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核变地，新石器晚期的文化裂变地。闽江学院人文学院黄运明副研究馆员汇报了关于邵武斗米山下层遗存的研究。他将斗米山遗址下层遗存分为早、晚两期遗存。早期遗存与黄鳝嘴文化相似，晚期遗存包含了南山第二、三期遗存和牛鼻山文化晚期遗存等两类遗存。斗米山下层早期遗存的发现和识别，填补了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空白，同时也将闽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投向了皖江流域。以黄鳝嘴文化为主体的斗米山下层早期遗存的形成和出现，应该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崧泽化”进程在闽江上游的最初体现。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杜战伟副教授汇报了向阳南岗遗址三类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辨析。他认为向阳南岗遗址实际包含了三类不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第一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应属于左家山下层文化，相当于该文化的中、晚期阶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范围内，此类遗存的存在表明左家山下层文化曾一度渗透至嫩江流域；第二类遗存应属于后套木嘎三期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500年；第三类遗存可暂称之为“后套木嘎四期遗存”，绝对年代大体处于公元前3500-前3000年，年代下限或略晚。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剑副研究馆员汇报了宁夏隆德沙塘北塬遗址的性质及相关问题研究。他通过对沙塘北塬遗址出土遗存的系统整理和研究，认为该遗址出土遗存自身特征明显，与其他考古学文化有一定的区别，属于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并将这类遗存命名为“沙塘北塬类型”。通过对比研究，认为“沙塘北塬类型”源于菜园文化，最后发展为齐家文化，属于菜园文化向齐家文化发展的一个过渡类型。“沙塘北塬类型”在发展过程中与关中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产生了互动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霄雷助理研究员汇报了渭河流域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他以渭河流域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客省庄文化及相关遗存的编年研究为基础，全面梳理渭河流域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展脉络。他认为，渭河流域在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开始就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向周边地区传播自身的空三足器陶斝文化因素，至客省庄文化阶段，渭河流域作为单把鬲文化因素的大本营，在整个史前文化时空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史前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渭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先民通过传承祖辈已有的先进文化因素，吸收周邻文化的强势因素，不断融合创新，并相互角逐。这样的史前文化演进历程，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史前基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副教授汇报了对青龙泉遗址第三期遗存的再研究。他通过研究发现，以斝、折腹宽扁足鼎、花瓣圈足罐等为组合的器物，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别于该遗址的石家河文化遗存，年代上大体相当于遗址的石家河文化早期。随着相关材料的进一步增多，此类遗存在青龙泉遗址第二次发掘、梅子园区等遗址也有发现，其中出土的陶斝，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的同类器近同，可能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汉水中游地区史前的陶斝最早见于屈家岭文化晚期的个别遗址，青龙泉遗址第三期遗存中的延续和广泛分布，表明庙底沟二期文化在该地区的持续影响，为龙山时代晚期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奠定基础，也为早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一定贡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吴伟华副研究员汇报了夏文化考古探索的新进展。他认为，文献中所记夏代存在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有关夏代的记载对于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前夏文化考古学探索应是关于中原地区夏族共同体创造的文化的探索，而非限于夏王朝文化的探索。落实到考古遗存上，对象主要是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大中型遗址。夏文化探索的终极目标是理清从龙山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国家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历程，阐明夏族在其中所起到的核心与引领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永旭副研究员以石器研究为视角对岭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岭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遗址数量众多，内涵丰富，文化发展之路颇具特色，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史前基础之一。岭南地区与岭北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交流，可以被认为是逐渐中国化的过程。岭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以各类型砾石打制石器为主要特征，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发现有砾石磨刃石器以及双肩石器等诸多具备本地特色的石器。南京大学的黄建秋教授汇报了关于石器生命史研究的思考。他主张石器研究除了操作链，还需要研究功能和用途，主张用生命史的概念，并认为石器生命史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理解。宏观层面，石器生命史涵盖石器制作、使用和废弃两个阶段；中观层面，石器生命史是指反映同类型制作、使用和修理以及废弃的全过程；微观层面，是指单体石器上所能观察到的反映制作、使用和修理的过程。此外，他还建议考古报告提供更多翔实的关于石器的信息，以方便研究者进行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翟少冬副研究员汇报了中原地区早期城市化进程中磨制石器生产地位的变迁。她首先介绍了判定遗址上是否存在石器生产活动的标准，并根据这个标准讨论了陶寺、二里头和殷墟三个遗址上的磨制石器生产活动情况。研究表明，磨制石器的生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逐渐被精英阶级抛弃，城市发展所需的日用石器的生产可能仅保留在城市周围的次级聚落，磨制石器生产在城市布局中地位的变化说明了中国早期城市发展中的精英战略。山西大学王小娟副教授汇报了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新石器晚期制陶原料的综合分析。她选取了姜家梁遗址各功能区常见的陶片样品，依次从胎体宏观形态考察，认为姜家梁遗址制陶所需的黏土原料和羼和料种类是多样的，以普通黏土和高镁类黏土为主，早期房址区还使用了高钙类黏土。羼和料砂粒种类存在早晚的差异，早期以次棱状的普通岩屑为主，而晚期多以片状云母和条柱状的闪石类矿物为主。相对于早期阶段，晚期阶段对原料的选择更有倾向性。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郭梦副教授汇报了石峁遗址中的快轮制陶技术研究。她总结了快轮技术在制陶过程中的应用及其所能产生的痕迹，以实物标本观察为主要方法，辅以X光照相术、显微镜结构分析，研究了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陶器的制作技术。结果显示，石峁文化的代表性器型一般都是采用泥条盘筑法、模制法成型的，这是石峁陶器制作的主流技术，另有一小部分陶器，制法上借助了快轮，并认为石峁快轮技术可能来源于中原龙山文化。天水师范学院魏溪助理教授以考古类型学为抓手，对甘宁青地区制陶技术的交流融合进行了讨论。她以甘宁青地区典型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基础，从陶质、陶色、陶器部位的曲度等形态学描述入手，发现甘宁青地区的制陶技术有着区域不平衡的深度交流，地区主流技术传统影响深远。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涂栋栋助理教授以阜新联合考古项目为例，对区域新石器化进程进行了研究。他介绍了2012-2016年希伯来大学与吉林大学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以“东北地区农业和定居的起源”为课题，阜新地区1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的全覆盖式区域系统调查的基本情况。该工作初步揭示了阜新地区新石器化进程的特点，发现在该地区，定居的出现是迅速的，但向农业经济的转变极其缓慢，仪式行为在整合家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特点，特别是公共仪式行为在整合社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我们了解红山文明的特点提供了一个长时段的视角。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雷少副研究馆员汇报了海平面上升背景下，浙东沿海新石器末期先民的适应策略研究。他以位于宁波大榭岛的大榭遗址作为典型案例，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对该遗址新石器末期先民在面对海平面上升时采取的适应性策略，即海盐手工业生产作了综合研究。展示了海岸带社会面对海平面上升的冲击时，可以通过主动利用地理优势与海洋资源，调整生计形态，完成经济转型，从而继续保持社会平稳发展，体现了海岸带社会的韧性。山东大学文化遗存研究院马欢欢副研究员以欧贝德时期的湿地生态系统为例，对公元前3200年西亚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文明进行研究，认为湿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早期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食物、燃料、饲料、建筑材料等，湿地还提供了便捷的水路交通，有利于城市与腹地之间的连通，为探讨两河南部苏美尔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机制提供了依据，弥合了考古学对苏美尔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阐释与文献记载之间的冲突，对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起源和发展范式提出挑战。
“生业、技术与环境”专题讨论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许鹏飞副教授汇报了崧泽文化墓葬的类型研究。他将崧泽文化分为苏南的东山村类型与浙北的南河浜类型，分别对两种类型进行研究，将东山村类型与南河浜类型墓葬各分为三个等级。并认为南河浜类型与良渚文化之间联系更为密切，良渚文化主要继承了崧泽文化南河浜类型，并吸收了崧泽文化东山村类型文化因素而成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贾一凡馆员对中原地区龙山时期奠基葬类型与功能进行研究，认为奠基葬是房屋建造之前以人为牺牲的奠基行为，对于死者而言，可视为一种葬式。根据依附建筑的不同分为A、B两型，A型附属于普通房屋，是对房屋占压土地的祭祀，祈求生育，祈求安居等；B型附属于高等级建筑，多位于夯土台基下，反映了该建筑的神圣性、特殊性。奠基葬的研究，丰富了中原地区龙山时期的墓葬类型，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化。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丁风雅馆员对奉化江流域史前聚落变迁进行分析，认为奉化江流域在河姆渡文化晚期，聚落数量增多的同时，呈现出分散化、小型化的态势，多由一处单体建筑及附属遗迹构成。良渚文化阶段，居住形式从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干栏式长屋建筑转变为面积较小的单间或多间地面式建筑，意味着社会发展模式产生了氏族群居向单体家庭转变的现象。到钱山漾文化时期，由于材料发现较少，居住方式尚不清楚，文化面貌与钱塘江北岸几乎没有差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裴学松馆员汇报了石峁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他根据石峁文化各石城的面积规模相差悬殊，聚落等级区分明显，综合石城的城垣数量、城址面积、城防设施等因素，将石峁文化石城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都邑性的超大型核心聚落，仅石峁石城一座；第二等级为次中心聚落，由外城和城内核心台地组成；第三等级为一般性聚落。通过分析认为，石峁文化社会在聚落等级、人群结构等方面均已产生了巨大的分化，应当已迈入阶级社会，可能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温成浩助理研究员以跨文化对比的视角对史前红烧土房屋成因进行考察，他结合东南欧史前红烧土房屋个案和世界范围内以往实验考古的经验性结论，从房屋动态生命史的视角出发，对房屋遗迹形成过程中可能出现过火行为的环节及其机制进行分析，认为整个遗址或区域范围内成规模出现的红烧土房屋遗迹并非偶然，应该是有意焚毁的结果，很可能是房屋废弃仪式的直接产物。这种废弃仪式的动机可能具有某种社会功能性考量。
“聚落与社会”专题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默然副研究员以牛河梁、良渚古城和石峁遗址为例，讨论了史前仪式行为的展示性。他以宗教学相关理论为框架，通过对遗址所在地理景观、遗迹形制和相关遗物的仔细考察，讨论了这些社会中仪式行为的展示性等内容。认为这些社会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有意识地改造地理景观来增强仪式场所的展示性和神圣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社会的仪式，人群可以普遍参与，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和展示性；以石峁为代表社会的仪式活动颇具展示性，但也有严格的准入规范；良渚文化社会的仪式行为最具私密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副研究员以长江中游为样本，对信仰“标准化”与史前区域社会的整合进行考察。他认为共同的精神信仰是中华文明突出统一特性的内生动力。他指出，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信仰的“标准化”已经出现；石家河文化时期，信仰控制和“标准化”更为集中；肖家屋脊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原有的信仰传统已然断裂，更广阔区域的信仰整合开始到来。新石器时代的信仰“标准化”，构成了“古国”甚至“古国联合体”的核心部件，可看作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史前基础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贾笑冰研究员汇报了“巫教时代”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他首先对“绝地天通”进行介绍，认为通过“绝地天通”的改革，使得社会精英集团垄断了“与天交通”的宗教权力，强化了统治阶级的地位。指出“绝地天通”既是上古传说，又是一次宗教改革，并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发现的“祀天”的“燎祭”遗存、“祭地”的“瘗埋”遗存、“享人鬼”的“祼礼”遗存，形成了对天地人三界神灵崇拜的祭祀礼仪体系。认为巫教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持续到夏商，这种将“天”或“天帝”的概念从“鬼神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世界”“哲学世界”，是承继中的突破、延续中的创新，是文化上“多元一体”过程中的核心特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明研究员汇报了红山文化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她简要介绍了红山文化的基本情况，认为与祭祀礼仪相关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相关设施的修筑和器物的生产代表了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能力的最高水平，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规范的祭祀礼仪活动是红山社会整合的主要方式。不同区域在祭祀礼仪设施和高等级大墓结构的相似性及等级的差异都显示以宗教和祭祀礼仪活动为核心的“礼制”成为社会等级秩序建立的基础。“信仰与社会”专题讨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张居中教授汇报了新石器时代东亚地区三大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演化。在距今2万至1万年期间，北方和南方分别出现了两大制陶技术传统，即北方的平底深腹罐传统和南方的圜底釜传统。到了距今9000年前后，新出现了陶鼎，方便了熟食的加工，并迅速在周边地区传播开来。从此，北方平底深腹罐文化，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的鼎文化，以及华南地区的釜文化三大传统并行于世。此外，鼎文化诞生以后，很快成为葬礼上的主角之一，而且其变体一直延续到了历史时期，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元素之一。暨南大学历史学系郭明建教授汇报了蒙古高原与华北地区史前时代的两次文化交流。第一次文化交流的时间是距今2万至1万年左右，在考古遗存上表现为蒙古高原与华北地区先民的细石器工艺交流，其中可能伴随着人群的迁徙和交流。第二次文化交流的时间是距今1万年前后至距今7000年左右，在考古遗存上主要表现为东北亚地区大口圜底釜系统的形成，此外还伴随着共同的石器和玉器工业传统等因素。史前时代蒙古高原与华北地区先民的文化互动，促进了不同族群的融合，也进一步奠定了仰韶时代及之后两个地区的文化格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战护研究馆员以冀西北地区史前考古发现为例，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史前基础进行了解读。他指出，在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以尚义四台遗址、康保兴隆遗址、宣化郑家沟积石冢、崇礼邓槽沟梁遗址为代表的一批重要遗址，文化内涵明确，初步建立了本地区从距今10000-距今4000年的时间序列，展现出一幅冀西北地社会发展的动态图景。并认为这种图景与周边的辽西地区、河套地区、蒙古高原腹地、华北平原腹地的社会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互动，体现出冀西北地区沟通南北、串联东西的重要区位价值，为我们理解文明起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更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史前基础。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鲍颖建副教授对大地湾至齐家时期甘青与中原考古学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他以甘青和中原两地的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认为距今8000-距今3600年间甘青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是和平的、渐进式的，甘青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连续性强，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也起过主导作用，中原地区经过创新，诞生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特征，而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甘恢元副研究馆员汇报了江淮东部史前文化发展与区域互动研究。他对江淮东部的史前文化进行了简要介绍，认为在高邮湖以东的中部区块，草堰港-唐王墩遗存为本区域已知最早史前文化遗存，龙虬庄文化作为后继者，年代上限应在公元前4300年前后。二者彩陶如出一辙，同时深受一江之隔的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和环太湖地区马家浜、崧泽文化的影响。在长江河口北侧的东南区块，已知最早遗存为青墩遗址下层，可归入龙虬庄文化，其后随着崧泽文化的北上，本地区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崧泽化过程，龙虬庄文化逐渐被北进的崧泽文化所取代。后续良渚文化持续北扩至淮河南岸，以至于整个江淮东部滨海地区均成为良渚文化的势力范围。李新伟汇报了“历史主义”视角和“多元一体”——“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新思考。他指出，上世纪末因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要发现，中国史前各地区多元发展的态势更加清晰，学者们开始提倡“个案式”的或“历史主义”的研究，以区别于此前的“一般进化论”式研究，激发学界跳出僵化附会经典理论的“怪圈”，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形成道路。“中原模式”“仰韶古国模式”和“神权高于一切”模式的提出，深化了对“多元”性的认识，但由此衍生出的良渚文化黯然退场、中原发展道路为“直根系”等观点，造成了对“一体”性的曲解。完善苏秉琦提出的“裂变”“撞击”和“熔合”三种发展模式的定义，强化对“最初的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性的认识，可以兼顾“历史主义”研究的“多元”视角和对“一体”的合理解读。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背景下，“多元一体”的“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探寻，是更高层次的“历史主义”研究。方向明汇报了稻作文明视野下的农业、观念、社会和礼制。他指出，1973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第一次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均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作为基础，并形成系统化的观念信仰或原始宗教，以及用完全高于一般生产、生活的奢侈品如成组玉器等来标识身份、等级和地位，用等级次序的“礼制”来维系和运行社会的发展。稻作农业社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环境和资源的绝对优势。他通过对长江下游上山晚期至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社会的考察，认为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影响到观念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据此认为，从聚落考古讨论多民族国家的史前基础，要从经济基础和观念意识形态入手，要从文明的本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入手，这是进一步深入讨论史前基础和文明探源的重要途径。郭伟民汇报了复杂化与文明化——长江流域史前社会进程的比较研究。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他通过对长江流域下游、中游、上游三个区域史前社会发展进程路径与模式的比较分析，依生态环境、考古学文化、聚落形态所呈现的遗存特征，讨论其内部结构、各遗存之间的关联性及区域交流，描述、重建和解释经济技术、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的样貌、形态与系统。重点集中史前社会发展关键要素——复杂化与文明化因素与现象出现的时间、特征、演进过程，考察长江文明产生的动力机制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并由此对史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的通则性问题进行探讨。
“理论新思考”专题讨论讨论会最后由新石器专委会主任、北京大学赵辉教授作学术总结。赵辉代表新石器专委会再次对各位代表参会表示欢迎，对会务组的付出表示感谢，他在总结中指出：第一，本次讨论会设置的七个专题，几乎覆盖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关于文化、社会、历史研究的所有主要领域。以往多见对文化的研究，现在开始讨论文化之外的技术与社会，通过聚落的形态讨论社会组织变迁、精神信仰，以及更高层次的对中国历史形成道路的理论思考。第二，本次讨论会的参会代表准备充分，每个专题都有非常精彩的观点和研究，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关于方法论的探讨和理论的思考。比如对于文化过程的研究不仅仅是石器、陶器的排队，而是包括生业与社会的发展、观念的形成在内的综合性研究。本次讨论会中对于北方新石器时代形成的过程和岭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的研究，都采用了综合研究的视角，体现了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第三，理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别的学科借鉴而来的理论，比如关于社会的理论，这些对我们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但更多的是起到方法论的作用；还有一种是在本学科材料的基础上自发探索形成的理论，比如最后环节三位学者的研究，就是在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总结、探讨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的理论，解答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他指出，理论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广大考古学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最后，赵辉教授谈到，现在的社会环境为考古学研究创造了空前的好条件，但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压力。中国考古学的建设要实事求是，我们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在浮躁的环境里，坚持学术研究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