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10月23-24日，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陕西省西安市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10月23日下午-24日下午，边疆考古专委会共计二十一场演讲为大会奉献了一次边疆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盛宴。边疆考古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的发言为大会公共考古讲座，题目是《中西文化的交汇—— ...

2023年10月23-24日，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陕西省西安市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10月23日下午-24日下午，边疆考古专委会共计二十一场演讲为大会奉献了一次边疆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盛宴。

边疆考古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的发言为大会公共考古讲座，题目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启示》。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城东北部，西距唐北庭都护府遗址约30公里，南距汉代疏勒城遗址约40公里，地处天山东段博格达山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东西交通要道之上。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朝墩古城始建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的唐代早期，至14世纪逐渐废弃，主要历经了唐、高昌回鹘和蒙元三个时期。2018-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连续5年的考古发掘，在基本厘清城址布局结构和年代序列的基础上，清理出唐代经高昌回鹘时期至元代的各类遗址，包括带有围墙的唐代院落遗址、罗马式浴场遗址、佛寺遗址、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寺院遗址等。出土了大量的不同时期遗物，印证了天山北麓自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更为研究和阐释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等问题，提供了生动而坚实的实物材料。此次发现为我们探讨公元10-13世纪天山北麓的城市生活景象提供了资料与依据，也为我们透物见人，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当地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

魏坚教授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大学历史学院、黑龙江大学渤海研究院、敦煌研究院、抚顺市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蒙古国国立大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系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在边疆考古专委会会场就边疆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分组发言与热烈讨论。

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参会代表合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疆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丛德新的发言题目是《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高海拔遗址与游牧考古的思考》。通过近年在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对海拔2000米以上的居住址、墓地等遗存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显示，这批材料与定居农业遗存有较大的差别，从房屋结构、聚落组合以及包含物等因素分析，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结合考古学以及多学科研究的成果，这批距今4000年至3500年左右的遗存，可能代表了中国游牧发生的早期阶段的特征，为探讨多样化的古代生业形式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与重要材料。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王立新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大兴安岭西南端晚商时期铜锡矿料的生产与流向》。2009年以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合作，陆续在内蒙古大兴安岭西南端一带复查并确认了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伊和沃门特、哈巴其拉、翁牛特旗尖山子等铜、锡矿与冶炼遗址，并对其中的喜鹊沟铜锡多金属采矿遗址、哈巴其拉冶锡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初步分析认为，这一地区在商代晚期（约1400BC—1050BC）就已成为安阳殷都的一个重要的铜、锡矿料的产地，其中锡矿料的生产对安阳殷都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所长帕列科夫A.V.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晚期（卡拉苏克文化）研究现状》。报告介绍了米努辛斯克盆地（俄罗斯）青铜时代晚期（卡拉苏克文化，公元前 15—前9世纪）遗存形成和发展的现代概念。研究表明，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晚期可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从第二阶段开始，墓葬中的物品与中国北方殷商和西周时期的遗迹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丛德新研究员、王立新教授、帕列科夫A.V.教授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新全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关于马城子文化的几点思考》。马城子文化是辽东地区青铜时代的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太子河上游流域，以洞穴墓葬为主要特征，随葬器物组合为壶、罐、缽。根据马城子报告发表的陶器，从陶器的功用、体量、陶质陶色、器物组合等方面可以分为三群，第一群以太子河上游洞穴墓葬反复出土的器物组合壶、罐、缽为代表，陶器体量较小，是专门随葬用的冥器；第二群以竖耳侈口高领壶、横耳筒形罐为器物组合，陶器体量很大，是实用器；第三群以弦纹壶、弦纹罐为代表，陶器体量也较小，是专门随葬用的冥器。第一群陶器反复出土于太子河上游的洞穴墓葬中，已经被学者命名为马城子文化；第二群陶器组合还见于五女山第二期文化遗存、新宾红石砬子洞穴遗存，可暂称其为五女山二期文化；第三群陶器广泛见于浑河、太子河等流域的辽东北部地区的石棺墓、石盖墓中，并多与短铤柱脊青铜短剑、扇形铜斧、曲刃铜矛共出，学者多称其为二道河子文化。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研究馆员等的发言题目是《论石榴坝文化》。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源头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学术问题。通过近年在澄江金莲山、学山遗址，晋宁金砂山墓地、海宝山墓地以及更早的在华宁小直坡墓地的发掘，发现了一群特征鲜明、存在于特定区域和特定时间段的遗存，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通过对发掘于20世纪80年代的个旧石榴坝墓地材料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将其命名为一个考古学文化，这就是石榴坝文化。该文化的存在时间大约为商代至春秋时期，影响了后来石寨山文化的形成。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冀源馆员的发言题目是《宗日文化考古新收获》。宗日文化因首次发现于青海同德宗日遗址而得名。1994-1996年青海省文化厅文物处曾对宗日遗址开展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学界基于此次发掘材料，对宗日文化进行了初步的分期与谱系研究。近年来，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再次对宗日文化核心区的同德宗日遗址、兴海羊曲遗址群进行了20000余平方米发掘工作，新揭露7处宗日文化时期居址。这些居址外围多由壕沟与栅栏围绕，内部发现多座房址、火塘、灰坑、墓葬等遗存。这些新发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宗日文化聚落形态、生业模式、社会组织状况、人与环境动态适应过程等问题都奠定了重要基础。

李新全研究馆员、蒋志龙研究馆员、李冀源馆员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杜玮副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发掘收获》。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隆乡河东村西3公里处。2018-202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在柴达木盆地东南缘对15处诺木洪文化遗址进行了科学、全面的调查。自2021年开始，对夏尔雅玛可布遗址进行连续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居址区位于哈图河和伊克高里河交汇处的三角台地上，现存面积约3.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最厚约3米，地表可见石块垒砌的石构墙体，发现的重要遗迹有石（城）墙、围沟、高台硬面、土坯墙、房址、灰坑、大型灰堆、火塘、瓮棺、（铜）冶铸遗存；同时出土大量陶器、石（玉）器、骨角牙器、铜器、木器、编织物等遗物和人骨、动植物遗存。现已发现三片相对独立的墓地，总面积14余万平方米，共发现墓葬3228座，已发掘52座，是目前西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先秦时期墓葬群之一。目前已经发现了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对于研究诺木洪文化的年代分期、聚落形态、生业经济、手工业技术、文化互动交流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早期人群适应、征服青藏高原的重要例证，为探讨柴达木盆地早期农牧文化互动交流和古代多民族融合进程提供了历史依据。

辽宁大学历史学部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赵晓刚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辽宁喀左县二布尺南遗址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2022—2023年，辽宁大学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位于喀左县兴隆庄镇二布尺村的二布尺南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900余平方米。通过发掘可知该遗址为一处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晚期石筑城址为主体，含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辽文化等四个时期的聚落遗址。共发掘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筑城墙2段、石筑院落5处（院落内有房址、窖穴等）、院落间道路2条、灰坑10余座；魏营子文化房址1座，灰坑3座；夏家店上层文化房址15座、疑似作坊址1处、墓葬3座、灰坑100余座；出土各时期陶器70余件，可辨器型有壶、瓮、罐、甗、钵、豆等；出土石、骨等小件1000余件。该遗址是大凌河流域众多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中的一个，与周边的二布尺西遗址、半拉山遗址、姜家遗址、姜家西南遗址、章京营子遗址等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遗址内遗存类型丰富，城墙、院落、房址、墓葬、窖穴、灰坑、灰沟均有发现；文化堆积复杂，出土遗物较多，基本可以构建起辽西地区的陶器序列。因此，该遗址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田野考古实习教学地点。此外，在遗址内夏家店上层文化房址和疑似作坊址内出土滑石石料、滑石石片、穿孔小石片的成品及半成品、管等数千枚，对于分析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对滑石的开发利用有重要作用。

中国国家博物馆钱静轩馆员的发言题目是《库尔勒玉孜干古城遗址2020-2023年发掘收获》。玉孜干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库尔勒市西南5公里，坐落在孔雀河畔，扼守天山南北交通要冲。古城面积约13万平方米，是库尔勒市周边三座古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现存遗迹主要有外围城垣和中央高台。城垣平面近似椭圆形，长轴约455米，短轴约365米，周长约1250米。通过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中央高台北端存在一座大型高台居址，并对高台居址的基本结构和构建方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明确了这一建筑始建、沿用和废弃的过程。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高台居址的始建年代不晚于春秋时期。玉孜干古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构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古代城市年代序列和城市文明演进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们理解西域绿洲城邦文明逐步纳入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实证材料。

杜玮副研究馆员、赵晓刚教授、钱静轩馆员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艾克拜尔·尼亚孜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近年来新疆考古新发现的马具》。近年来在塔城地区的铁厂沟墓地、伊犁地区的吉林台墓地、阿勒泰地区东塔勒德墓地、喀拉苏墓地、吐鲁番地区的洋海墓地、哈密地区的亚尔等墓地出土了一批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马衔、马镳、节约、马辔头等颇具特色的马具。其中吐鲁番地区洋海墓地出土的马具延续时间较长，从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后，马具类型较齐全，既有区域特点又与周边地区联系较密切，尤其是与萨彦-阿勒泰地区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联系。哈密地区亚尔墓地、沙梁子墓地、黑沟梁墓地出土的马衔、节约以及马饰与吐鲁番地区洋海墓地有一定的联系。塔城地区的铁厂沟墓地出土的较完整的一套马具显示出与萨彦-阿勒泰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联系。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柏宇亮副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徐闻候官考——对徐闻二桥遗址的再认识》。徐闻二桥遗址位于湛江市徐闻县，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海边，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古代遗址，也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南端的汉代聚落遗址。该遗址曾发现汉代建筑基址，出土大量汉代生活陶器和绳纹瓦等遗物，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万岁”瓦当、鎏金龟钮汉印，遗址的发现曾引起学界对汉徐闻港和徐闻县城地望的热烈讨论。2021年作者在徐闻二桥遗址周边，新发现了直角环壕、水渠、井和墓葬等汉代遗迹，综合分析遗址的地貌、文化层的分布范围和周边遗存之间的联系，作者对二桥遗址的年代、结构和性质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二桥遗址的使用年代在汉武帝平定岭南之前，自秦末南越国早期开始，经历南越国、西汉和东汉；遗址由聚落区、墓葬区等结构组成，可能还包括瞭望区和港湾码头区；遗址的规模和建制沿革不具备成为汉徐闻县城的条件，而是一处设立在海疆边缘的候官障塞。

中国国家博物馆牛健哲副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新疆库车乌什吐尔遗址近年的考古新收获》。2019年起，中国国家博物馆牵头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乌什吐尔遗址开展主动考古发掘。乌什吐尔遗址坐落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玉奇吾斯塘乡西5公里处的渭干河东岸台地上。乌什吐尔遗址20世纪初曾屡遭外国“探险队”破坏，自20世纪20年代起国内学者也对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但学界以往对遗址的年代、结构及性质仍存在争议。近年考古发掘清理了房屋、排房、瞭望台、排水管道、储粮仓棚、灰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片、动物骨骼、建筑废弃物以及少量石、木、铁、玉、玻璃、铜饰残件、铜钱、文书残片、粮食和植物种子、织物残片等遗物。乌什吐尔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但现存遗迹主体年代为魏晋至唐代。五铢钱和玉人残件的发现，有可能将遗址的年代进一步提前。根据遗址的地理位置、平面布局和出土遗物，结合文献记载，推测乌什吐尔古城遗址为一处军事戍卫功能的戍堡，很可能是唐代的柘厥关。

艾克拜尔·尼亚孜副研究员、柏宇亮副研究馆员、牛健哲副研究馆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飞峰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高句丽佛寺的发现及相关的几个问题》。目前在朝鲜和中国境内均发现了高句丽佛寺遗址，主要包括元五里寺庙址，清岩里寺庙址，上五里寺庙址，定陵寺遗址，黄海北道凤山郡土城里寺庙址，吉林省珲春市古城村1号寺庙址等。高句丽佛寺的主要特征为一塔三金堂布局及八角形的佛塔，其源流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高句丽佛寺发现的大量佛像及相关遗物丰富了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的内涵和空间。高句丽佛寺布局及出土遗物的分期断代、国寺制度、舍利瘗埋等相关问题也是高句丽考古中重要的研究课题。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褚金刚副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西丰城子山山城考古发掘主要收获》。城子山山城位于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凉泉镇城子沟内，山城坐东向西，山城平面呈“∞” 形，由西侧石筑城址、东侧土筑城址两部分组成。城墙实测总长7197.9米，石城全长4332.8米，土城全长2865.1米，均为高句丽时期所筑。2020年至2022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石城1号门址、2号门址、3号门址、蓄水池和戍卒营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大批高句丽和金代遗存。通过发掘初步认为：一、城子山山城共有门址五处，除水门（5号门址）和西门（4号门址）是常设门址外，其他三处门址并非同时使用。考古发掘显示，1号门址在城址废弃时正在使用，遗物均原位倒塌在门道中；2号门址尚在营建，门道内遗物极少，门址所用瓦件均堆放于门址内侧；3号门址在高句丽时期已被封堵废弃。二、蓄水池是城内一处经过严密规划、精心布局、设施完备的储水设施。水池主体以蓄积山泉水为主，外围护墙保证了水池结构的稳定，排洪水渠将地表水引至别处，保证了池内水质的安全。三、戍卒营地遗址的发掘解决了辽东高句丽山城内圆形圜底遗迹的性质问题，且大部分半地穴房址经历了高句丽和金代两个时期的使用。四、通过山城高句丽墙体的修筑特点和出土遗物的年代比对，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认为城子山山城修筑于高句丽晚期，绝对年代为公元6世纪初，至高句丽灭亡（公元668年）时废弃，后在金代早期局部有所沿用。

黑龙江大学渤海研究院梁会丽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渤海国指压纹瓦研究》。指压纹是用手指或其它工具按捺、捏压的方式在瓦端部形成的一排或两排凹窝形装饰。指压纹瓦是渤海国建筑遗存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类瓦件，通常将纹饰施于瓦体宽端的凸面或凹面，少量凸、凹两面均施，在一些用板瓦瓦坯制作的垒脊瓦上，也具有该类纹饰。目前在渤海国城市、佛寺、村落、墓葬等各类瓦构建筑遗址中均有发现，数量多达101处，分布地域主要在图们江流域、西流松花江流域和朝鲜东海岸一带，牡丹江流域主要集中在渤海上京城及其附近的个别遗址，此外，绥芬河流域、鸭绿江流域以及东辽河流域也有零星发现。

王飞峰副研究员、褚金刚副研究馆员、梁会丽教授

敦煌研究院郭俊叶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莫高窟第234窟中心佛坛塑像及相关问题考》。莫高窟第234窟为中唐洞窟，其中心佛坛上仅有一佛与二菩萨立像，与莫高窟同期洞窟比较，塑像的造型、布局有着显著不同。从主尊佛的立姿、手印、佛装等方面考证，这一主尊应为阿弥陀来迎像，左、右两侧菩萨为观音与大势至菩萨。此窟和其上方的法华塔、下方的洞窟一致，建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是呈垂直关系的一组洞窟，窟主应为同一人。基于这一认知，可进一步探讨塔窟组合的石窟营造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任冠讲师等的发言题目是《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圣台（Bema）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唐朝墩景教寺院北组中殿内建有一处结构较特殊的高台建筑，平面近长方形，南北两面结构一致，壁面建有套框，西面建有壁龛和台座，东面保存有骑马圣像的壁画和泥条贴塑的叙利亚文“也里可温”。该类建筑在外文文献中称之为Bema，是早期东方叙利亚基督教的标志性建筑结构之一，目前主要发现于西亚的叙利亚、以色列、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建造年代多在公元5世纪前后。Bema平面以马蹄形为主，仅少量为方形。结合国外的考古资料和研究，Bema具有陈放展示圣物（圣体）、纪念殉道者、象征耶律撒冷和讲台等多重功能，多发现于地域性的中心教堂之中，因此将其定名为“圣台”可能最为恰当。唐朝墩景教寺院发现的圣台是目前地域范围上最东端的一处，反映出丝绸之路沿线宗教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此外，根据层位关系和碳十四测年，唐朝墩景教寺院的始建年代约为公元8世纪上半叶，而圣台建造年代在公元11世纪之后，二者并非同时建造，圣台的增建可能体现了唐朝墩景教寺院性质功能的变化：从侧重教士修习的修道院逐渐演变为侧重信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区域性中心教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艾力江·艾沙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西域王陵建筑演化视角下的天方理念本土化历程》。王陵考古是西域与中亚考古的空白领域，王陵位于都城附近之说业经中国考古发现证实，汉唐时期高昌和尼雅等地的高等级墓葬推测为王侯或贵族之墓。中亚最早王陵为897年萨曼王朝都城布哈拉城内的伊司马义的砖砌陵墓，955年喀喇汗都城喀什噶尔附近出现土坯砌筑并琉璃瓦覆面的萨图克王陵，方座圆顶且四角设塔为9-13世纪主流形制；城内出现用于礼拜的寺院、传授知识的经学院和用于修行的哈尼卡（道堂），三者形制均与王陵建筑相仿。“后蒙古时期”的经学院通常成为包括女性在内的王室家族的葬身之地，歪思汗王陵是西域首座中原式木构建筑。帖睦儿帝国王陵系由撒马尔罕、乞石与赫拉特等多处王陵组成，最重要的是撒马尔罕的古尔埃米尔王陵及有50多座建筑构成的夏赫津达后陵；拥有40多座墓葬的叶尔羌汗国王陵系王室“聚族而居”之地，与另辟陵区的后陵均号称“金陵”；阿帕克和卓墓是喀什建筑体量最大的王陵，哈密的回王坟是中原与西域建筑合璧的最后王陵。

郭俊叶研究馆员、任冠讲师、艾力江·艾沙副研究员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晓东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大庆市九间遗址2019-2022年的发掘》。九间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太阳升镇九间村西南约1公里，该遗址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考古系等单位合作发掘。遗址沿勃勒根湖东岸呈长条状分布，东西宽约210米、南北长约1000米，总面积约21万平方米。遗址西部偏南区域遗迹比较密集，是一处辽金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2019-2022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考古系对九间遗址的部分区域进行了三次发掘。三年发掘总面积1625平方米。共清理建筑基址1处，灰坑144个，沟16条，房址10座，窑5处。发掘出土了大量遗物，包括陶器、瓷器、铁器、石器、骨器、铜钱、砖瓦和其他建筑构件等1500余件。发掘通过遗迹遗物分析、动植物标本分析、遗迹遗物残留物分析、碳十四测年等方法对遗址进行深入研究，认为该遗址并非一般的居住形成的聚落遗址，聚落最终形成可能与辽金时期当地规模化手工业生产有关。九间遗址的发掘，加深了对黑龙江省西部地区辽金遗址文化面貌的认识，丰富了辽金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类型，特别是为研究该地区辽金时期大规模非城市类遗存的功能与性质，以及手工业的状况提供了新的资料。

蒙古国立大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系主任乌鲁木巴雅尔·额尔登巴特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东西文化交流——以哈拉巴拉嘎斯与哈拉和林古城出土的遗物为例》。在蒙古帝国时期，欧亚草原上的跨文化交流达到了高潮。帝国中各文化通过内部交流和贸易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横跨欧洲大陆的安全的交通线上，货物、人员和思想的交流十分活跃，甚至将欧洲与中亚和中国连接起来。尽管商品交换是东西方旅行的主要目的，但宗教、手工艺、语言和技术知识也同时得到了传播，并促进了创新和发展。考古发掘以及对文字资料的研究为更好地了解中世纪的草原游牧帝国及其跨文化接触奠定了基础。为了能够回答这些意义深远的问题，考古学家的任务是增加研究数据基础。长期考古研究项目的核心是蒙古鄂尔浑河谷及其两座中世纪城市哈拉巴拉嘎斯与哈拉和林，目标是通过大规模调查和小规模发掘相结合的方式，更多地了解鄂尔浑河谷游牧民族的城市及其深远的关系。

刘晓东研究馆员、乌鲁木巴雅尔·额尔登巴特教授

最后由魏坚教授和丛德新研究员对边疆考古专委会发言进行了总结，他们表示中国考古学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此次会议是边疆考古专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通过此次会议大家进一步了解了边疆考古的新发现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加强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同时边疆考古学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考古在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边疆考古专委会会场

供稿：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委会

审核：魏坚 丛德新

责编：韩翰 昭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