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53年，金王朝将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南迁至燕京（今北京），定名“中都”，寓意“居五京之中”，使北京完成了从“城”到“都”的身份转变。

历经870年风雨沧桑，昔日的辉煌渐渐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循着先人的足迹，一步步揭露出曾经的宫殿、城垣、坊巷……一系列考古成果，让原本若明若暗的金中都历史样貌逐渐清晰起来。

最近三年，考古工作者聚焦于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南段东侧一片近10万平方米的区域内，潜心寻找着更多870年间的历史记忆。前不久，埋藏在这片地下的“惊喜”被公之于众——这里发现了一处金代大型建筑基址，是截至目前通过考古发现的金中都最大官式建筑组群。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迹，在揭秘这组建筑身份的同时，也成为找回文明片段的钥匙，为我们进一步揭示出金中都的规划布局、文化内涵和社会百态。

古井里的惊喜

金中都是以北宋东京城为蓝本营建的一座都城，位于现在北京城西南部，主要区域横跨西城区和丰台区。202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配合北京城市建设，对西城区右安门内的金中都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

“新发现的建筑遗址在历史上位于辽南京开阳门外东南隅、金中都外城东开阳坊内。”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通州考古工作站的一间资料室里，考古项目负责人、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继红向记者展示了一张金中都城的示意图——近方形的都城，呈现宫城、皇城、外城三重城垣相套的格局，她用手在图中偏右下的位置画了个圈，“就是这里，西距皇城约900米，恰好在金中都城址地下文物埋藏区。”

这张图纸将王继红的思绪拉回到三年前，她仍然记得初次勘探时的欣喜。“我们用开探沟的方法去了解地下埋藏情况，在最早开始考古工作的A区就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遗存，有金代的河道、瓦当、定窑白瓷，还有一种特别的遗迹——磉墩。我特别兴奋，因为这就说明这片区域应该有建筑遗址。”她用手比划着解释，磉墩是古代建筑基址柱顶石下面的结构，有磉墩的建筑，一般都是具备一定等级和规模的。

这里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建筑？怀着对新发现的期待，王继红和考古队员们顺着这些遗迹继续发掘，在发掘区域的东南侧发现了一座古井。

“D区的考古发掘几乎和A区同步，在这里发掘出的古井，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王继红指着示意图中一块标记着“D”的区域，细细解读：根据地层分析，这座井建于金代，井口由金代沟纹砖砌成，考古人员一点点顺着井口向下提取文物遗存，“提取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在井底发现了一块玉册，字口描金，查阅文献后初步推测，这是金太祖的谥册。”用于祭祀的谥册应该是供奉在太庙里，而据文献记载太庙位于皇城内，凭借经验，王继红推测：有没有可能遇到了原庙？带着这样的疑问，她和同事以这座井为“坐标点”，向周边进一步探索建筑基址。

功夫不负有心人，考古队员很快又发掘出了一片排列整齐的磉墩。“一共有16个磉墩，这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回忆起一步步寻迹的经过，王继红的语气中透着喜悦，她解释说，在这些磉墩之间，队员们发现了“减柱”现象，这是古人在建造房屋时扩大室内空间的做法，“从这些磉墩比较粗糙的做法来看，我们推测此处建筑的规格不太高，但是它们的发现为下一步发掘提供了更有利的依据。”

发掘过程中，D区北端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剖面，遗存相当丰富——不仅夹杂着定窑白瓷、兽面纹瓦当，还有磉墩等建筑基址结构，这激发了考古人员更大的好奇心，更令人期待接下来C区的发掘。

意外发现的“四合院”

随着发掘的推进，王继红和队员们不断有新发现。“在发掘河道的时候，我们有了意外收获——两块玉册。”王继红不自觉地提高了音调，“这是皇家的器物，不可能随便丢掉，很可能附近的建筑里发生了什么事，才让它们留存在那里。”

找到建筑是关键。凭着一股子韧劲儿，王继红和考古队员们继续发掘，又在一座灰坑里发现了一块刻着女真文的玉册。“我当时太高兴了，一不留神，掉到探方里了。”王继红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因为这个意外，她的半月板撕裂，只好在家休养，“那段时间，队员们接连有新发现，我天天盼着早点复工。”

2021年下半年，王继红尚未痊愈，就投入到盼望已久的C区发掘中。“11月，我们先发现了一排东西向的建筑，在这排建筑的北侧，还有体积更大的磉墩。”王继红回忆，考古队员第一时间告诉她发现大磉墩的时候，自己别提有多兴奋了，但是当时已经入冬，大家不得不暂时结束室外发掘工作，等着来年“摸大奖”。2022年3月，考古项目重启，考古队员们铆足了劲儿，继续向北发掘，“大家等距寻找有规律分布的磉墩，发现了数量更多、排列更密集的磉墩，有些磉墩的边长能达到2米，说明这里确实存在更高规格的建筑。”

最终，考古人员在1.7万平方米的发掘区域里，发现了一座金代的大型“四合院”，下面还叠压着更早的建筑遗址。早期建筑在淤积层上夯筑黄土台基，台基上挖槽夯筑磉墩，再做台明放柱础起建殿堂。“这种地基的做法符合北宋《营造法式》记载。”王继红介绍，考古人员通过局部解剖发现，早期建筑组群是一座四面房屋围合式院落，南殿保存较完整。晚期建筑组群由位于同一轴线上的南北两座大殿和东西对称的廊房组成，结构完整，布局清晰，占地面积约2500平方米。其中，院落南端1号大殿坐北朝南，总平面呈“凸”字形，是一座前方带月台的近方形建筑。

“我们根据柱网结构推测，这一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其体量与目前已知的金代皇家三开间建筑体量相当。”王继红说，为了搞清楚这座建筑的规格，她还特意请教了各地参与金代遗址考古的同行，“它和张家口崇礼太子城遗址9号殿的建筑规格相近，与吉林长白山神庙遗址的规格相同。而且这里还出土了各种纹饰的瓦当，其中，兽面纹瓦当和太子城遗址出土的很相像，龙纹瓦当与哈尔滨金上京遗址的龙纹瓦当神似。”

揭露“大觉寺”真容

一遍遍读取土层中留存的信息，考古人员最终揭开“四合院”的样貌：除了院落南端的1号大殿，院落北端2号大殿同样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两间；院落中轴线东西两侧对称分布着廊庑式建筑，面阔五间。四栋建筑各自独立，又通过连廊或道路彼此相连通；院落中心为公共空间，以十字甬路串联各栋建筑。

摸清了院落的样貌，下一步就是揭示这组建筑的身份。“搞清楚这件事挺费脑子。”王继红在通州考古工作站的办公室，堆满了此次考古发掘出的文物，看着满满的收获，她笑盈盈地向记者挨个介绍，“这些出土遗物里，蕴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

最重要的文物是5件玉册，此次考古是全国首次在城市遗址中发现玉册，印证了《左传》“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的记载，是金中都作为金代政治中心最直接的实物证据。

王继红解读，5件玉册中，有3件是金太祖的谥册，最先在古井里发现的玉册上，保存着6个汉字——“津而饮马神光”，这与《大金集礼》第三卷记载皇统五年（1145年）上太祖尊谥的谥文相吻合。另外两件谥册也有相关的谥文，“我们据此确定这3件谥册曾供奉于金上京的太庙，公元1153年海陵王迁都，将金太祖谥册迁至金中都太庙供奉。”

往日供奉在庙宇之上的玉册在这里出现，是否昭示着这组建筑的特殊身份？考古人员从数量庞大的遗物中找寻揭开其身份的线索。

“出土的瓷器中有不少高档品，产地涵盖金国主要窑厂，有不少定窑、汝窑、耀州窑、钧窑的宫廷用瓷。”王继红举例，比如此次发现的定窑红瓷，是目前全国正式考古发掘中首次出土；还有几件仿铜瓷礼器，和玉册类似，都是皇家祭祀用品。“在遗址周围，我们还发现了很多精美的陶塑建筑构件、琉璃瓦件等，这组建筑又与金代皇家相同规制的建筑体量相同，所以我们推测，这里并不是金中都东开阳坊里的民居，很可能与皇家有某种联系。”

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推断，王继红查阅了大量文献。《元一统志》《湛然居士集》等文献中，一段关于“义井精舍”的记载，引起了她的注意。“辽南京开阳门外，有一处名叫‘义井精舍’的地方，里面有一口水井，水质很好，方便来往的行人来喝水。”王继红说，文献中关于这处地方的记载非常简单，到了金代大定年间，皇帝为其赐额“大觉寺”，很可能内设御容殿，兼具储存皇家档案和祭祀用品的功能。“我们初步推断晚期建筑组群是金代中晚期的皇家寺院，兼具皇家档案保管和临时供奉御容等功能。这是金中都考古首次发现的大型官式建筑组群。”

根据地理位置、地层关系、建筑规制和出土遗物分析，考古人员推断，早期建筑基址时代约为辽至金大定年间，与建于辽代的义井精舍有关；晚期建筑基址时代约为金大定至金末元初，与大定年间的大觉寺有关。

今年9月28日，在国家文物局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新闻发布会上，这一金中都考古的重要新发现被正式公布。专家表示，这组官式建筑组群的发现，为了解金中都的里坊布局、城建规划，推动金代庙制和礼制研究，进一步揭示金中都的手工业生产、商贸形态、社会生活提供了实证依据，为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视角。

破解古人生活密码

考古成果公布后，王继红更忙了，她用“海量”一词来形容这次考古发现的文物。“要理清思路，抓紧整理这些文物，形成系统的考古报告。”她笑着说，这是“饶有趣味的负担”，“已经有很多各地研究瓷器、古建筑构件的学者找到我，想跟我们合作开展进一步研究。”

目前，考古人员正在利用科技考古手段对出土文物进行检测，试图读到更多的历史信息。

光学显微镜下，微观世界呈现的色彩里，藏着古人的生活密码。“通过成分分析检测，我们发现这里出土的铜器分别使用了红铜、青铜和黄铜。”王继红说，当时古人已经会根据器物的功能来选择材料，“像铜制的装饰品，对材料硬度没有很高要求，用的是红铜；铜门钉硬度较高，用的是青铜；还有一些铜铲，用的就是黄铜。”她进一步解释，过去人们通常认为金代还没有使用黄铜，但是在最近几年发掘的金代遗址中，考古人员凭借科技手段发现了黄铜的遗存，这次在金中都遗址也发现了黄铜，为证明金代使用黄铜增添了新证据。

赶来参观遗物的诸多学者中，还有韩国的瓷器专家。“遗址中出土的高丽青瓷也是金代考古中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她自豪地说，考古人员对这些瓷器做了检测，发现高丽瓷的成分中，钙和铝的成分很高，证明高丽青瓷是仿照汝窑的烧制技术和工艺来制作的，这也是多民族文化交往融合的见证。“高丽国在仿汝窑的基础上，在瓷器的釉色和纹饰上又融入了自己民族的特色，自成体系。通过贸易往来，这些青瓷又流传到了当时的金国。”

文物科技保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考古人员透过一个摆件、一枚印章，甚至能够“穿越”时空，窥探金代文明融合发展的过程。

“马背上发展起来的女真人，迁都后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偏爱宋国的雅趣。”王继红说，此次考古发现了很多围棋子、象棋子，她掰着手指头细数，“有陶制的、铜制的、玻璃制的，说明他们的文化水平已经发展到较高程度，文化生活很丰富。”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枚铜官印，经过分析，属于兵部，官印上的文字用的字体是九叠篆，也是金代人“汉化”的证据。此外，出土瓷器里还发现了景德镇青白瓷、越窑青瓷等，见证了金与南宋的商贸关系。

这些考古发现进一步表明，金代文明是女真人在自身民族文化基础上，全面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庙制、礼制、城建制度以及文字等文化因素，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文化形态，是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典型范例。

王继红和考古队员们的努力，让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于金中都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古城；而金中都考古新发现的热度，也让王继红在同行中“火”了一把。和考古打了半辈子交道，她曾先后参与军都山玉皇庙墓地的考古发掘报告撰写、圆明园长春园含经堂遗址和长春园宫门区遗址的考古发掘等工作。“和大家的考古经历有所不同，我是先介入整理工作，再学发掘。”王继红笑着说，从最初的考古“小白”，到如今能够独当一面，靠的是“好奇与探索”，“这次收获了重要发现，有人说我‘手气好’，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保持初心，不懈努力。”

最近，王继红一直在为推进考古项目的研究而奔波，除了在工作站整理文物、撰写报告，她还要到其他研究单位查阅资料，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金代“大觉寺”里还有哪些建筑细节？大量的瓷片背后蕴含着哪些信息？兵部官印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土……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总想多‘侦破’一些线索，多解决一些问题。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需要破解的谜太多了。”她说。

不过，看着考古队伍中不断涌现的“新生力量”，明年即将退休的王继红很是欣慰，她期待着尽快拿出一份完整的报告，“希望我的考古成果能给大家留下一份珍贵的研究资料，吸引更多年轻人，继续勾勒、还原金中都的样貌，不断丰富历史的底色。”

多知一点

金中都考古

上世纪40年代至今，金中都遗址经过了多次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正式发掘包括1990年的大安殿遗址和水关遗址、2010年的兵营遗址、2012年的鱼藻池遗址、2015年的万泉寺道路遗址等。其中，金中都水关遗址是中国现存古代水关遗址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遗址，于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至2020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金中都城墙遗址西城墙、南城墙及周边进行了考古发掘，首次发现了城墙、马面、护城河、顺城街道路等外城城墙体系，实证了金中都城的建置沿革。

2020年至今，金中都考古首次发现大型官式建筑组群，初步推断为金代皇家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