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

2018年4月20日至22日，由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与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联合主办并由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资助的“明代天山地区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宁波大学以及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哈萨克斯坦国立L.N.古米廖夫欧亚大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共聚南京，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任杨晓春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迎胜教授致开幕辞。本次会议总计收到参会论文17篇，与会学者围绕历史地理与语言媒介、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外交政策与政治格局、宗教活动与人员往来四个专题展开了讨论。

廉亚明教授《明代天山以南地区历史简介》首先以地图展示了明代天山地区的历史地理全貌，将天山地区置于阿尔泰山、七河地区、帕米尔高原、昆仑山脉、河西走廊的中央之地，突出明代天山历史地理上的重要性。其次在谈及14世纪以后新疆地区基本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指出几个关键性因素：帖木儿帝国的兴起，16、17世纪经济的恢复，几乎全面性的伊斯兰化，以及哈萨克、乌兹别克等新汗国的出现等等。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格莱墨·福德（Graeme Ford）教授《有关明朝廷回回馆的六个问题》，着眼于明朝与哈密、別失八里、撒马尔罕、哈烈、西藏等地方政权以及通往霍尔木兹的海路沿线国家交往中所使用的波斯语问题，特别是华夷译语来文中波斯语和高昌语直到15世纪末仍然在帖木儿帝国的朝贡信件被使用；从内地运往西藏的碑刻中也存有波斯文译文；《永乐敕谕》中诏令亦保留汉文、波斯文和蒙古文三种文字；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所藏郑和带至锡兰的加勒石碑（Galle stone）上也同样有波斯文译文等等，上述材料皆可明证波斯文在明朝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德罗尔·威勒（Dror Weil）博士在其《明朝对波斯语和回鹘语翻译人才的训练》报告中利用《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来文》《高昌馆来文》等资料更为细致地分析汉文诏书翻译为波斯文、回鹘文的问题，特别是注意到不同语言间翻译时所涉及到的词语形态学、语法、句法、音译等问题。

哈萨克斯坦国立L.N.古米廖夫欧亚大学巴哈提教授则对前人研究中“明代史料中的额即癿哈辛即‘月即别—哈萨克’（Uzbek-Kazakh)之名”的观点提出新的见解。他在《明代汉文史料中出现过“哈萨克”一名吗？》报告中重新梳理明代史籍中“额即癿”的记载，认为从汉语语音学的角度来讲，把“哈辛”复原为“Qazaq（Kazakh）”是值得怀疑的。而“额即癿哈辛王”之前半部分亦即“额即癿”应是地面或称部族政权名，而第二部分亦即“哈辛王”应是其统治者的姓名和王号。他特别注意到南怀仁《坤舆全图》中“加尔母基”(标号No.2)和“加撒基”(标号No.3)两种译名，认为此二名可分别还原为“Kalmak”和“Kazak”。此即Калмак（Kalmuk，汉译作“卡尔梅克”）和Казах（Kazakh，汉译作“哈萨克”）两族名不为人熟知的汉语拟写形式。

刘迎胜教授在其报告《明中期社会大众对内陆亚洲的认知——汤显祖〈紫钗记〉中的西域知识》中，对《紫钗记》第二十八至三十出中大量出现的西域名物、地名等专有词汇分别做了详细考订，修订并完善了此前研究者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注解。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尽管明代的疆域远逊于元代，但在汤显祖生活的明中期，听戏人应当还是能基本理解文本中所出现的看来有些生僻的术语与概念。而《紫钗记》所体现的剧作者汤显祖的学术素养，其实是唐宋元以来中国社会世代积累的有关西域的知识，这正是明中期社会大众对当今“丝绸之路”的理解。

华涛教授所作报告《马木鲁克时代阿拉伯地理知识中的丝绸之路东段：以乌马里“地理示意图”为例》重点关注马木鲁克时代阿拉伯地理学对丝绸之路东段，即对天山及天山以东地区的认识问题。他特别利用了乌马里（1300～1349）《眼历诸国行纪》中所收的地理示意图，该图以树形图的形式描述了当时各“著名大国”的位置、距离等信息。同时，乌马里又在其《眼历诸国行纪》第一编《道里志》中，独特地将世界分为三个“圈”（Dā′rat），每个“圈”又有自己的中心（quṭub），其中也涉及到天山及其以东地区的一些情况。再综合该时期其他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述来看，华涛教授认为，虽然马木鲁克时代的阿拉伯学者通过伊利汗国等东方作家了解到一些蒙古兴起及相关东方信息，但由于地隔遥远，他们对东方的地理描述，往往是谨慎的。

南京大学访问学者、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穆尼尔（Munir Zyada）博士则在《〈苏拉赫词典补编〉与伊斯兰知识在14世纪中亚的传布》报告中利用扎马勒·哈儿昔的《苏拉赫词典补编》研究了伊斯兰知识在14世纪中亚的传布。该书于蒙古兴起后在中亚当地完成并流传下来，是研究中亚特别是天山地区的重要史料。2005年哈萨克斯坦学者出版了该书纳曼干稿本的全本（阿拉伯文排印本、俄文译本和手抄本复印件），为研究提供了便利。虽然该书是一部词典的补编，但几乎述及全部伊斯兰简史，还收入了一些早期的语言学家、《古兰经》念法学、注释学学者等等。这说明当时天山地区知识人士对伊斯兰知识具有一定的了解。不过对比中亚阿姆河以北的“河中之地”，当时天山地区，即察赤、费尔干纳及其以东社会对伊斯兰知识的了解，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正寅研究员的报告《沙·马合木·楚剌思〈寻求真理者之友〉研究》关注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仅存的波斯文抄本《寻求真理者之友》（Anis al-talibin）。该书是以波斯文写成的穆斯林圣者传，成书于公元1696年前后。书中记述了西域伊斯兰教派谱系与道统，特别是有关明末清初西域和卓家族黑山派、白山派的斗争，反映了当时察合台后王叶尔羌汗国统治下的天山南部地区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一部重要的史籍。作者沙·马合木·本·米儿咱·法齐勒·楚剌思出自叶尔羌汗国权贵、重要的军事封建主家族——楚剌思家族,而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又一直与黑山派和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为他写作本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报告者曾据波斯文本将部分内容译为汉文，并加以注释，其他部分的翻译工作也正在着手进行中。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丁教授《闽地霞浦、屏南文书中所见摩尼教教团组织》报告中则以近年在福建宁德地区霞浦、屏南新发现的写本重新研究波斯经典摩尼教教会组织及其向内亚传教过程中的状况。这批写本包含摩尼教因素的地方宗教文献，以其尊奉摩尼教神祇、大量整段整句移录已知摩尼教赞颂偈文、包含中古伊朗语摩尼教原典的汉字音写“咒语”等特征，表明霞浦、屏南文书的确具有摩尼教的因素。报告者在考证写本中关键的制度术语基础上，揭示了摩尼教在南传闽地后与地方原有宗教融合，形成了既保留传统内核又具有闽地地方特点的教团组织形式，从而勾勒出摩尼教由西域经中原达到东南沿海地区、起自公元7世纪经会昌灭法教团解散直到明清时代的教团发展历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特木勒教授提交的论文《16世纪内亚丝绸之路上的关系格局——重新思考明朝、吐鲁番和东西蒙古的位置》中，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所藏明刻本《督抚奏议》，详细地论证了16世纪的内陆亚洲东部，除明朝外，漠南和漠北蒙古诸游牧集团、游牧于哈密北山巴里坤草原的瓦剌、明朝、土鲁番及其控制下的哈密、青海和西藏的藏族各部都曾扮演极为活跃的角色。在多角多边关系的制衡格局中，任何一方的态势或任何一边的关系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全局。明朝的影响力当然不容忽视，多数情况下，明朝能够能动地利用这种多极关系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波恩大学汉学系弗兰卡·库弗（Franca Küffer）博士在其报告《西方文献所见明朝对哈密的外交政策》中对西方学界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她认为，首先中亚对明朝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为防止中亚政权的进攻，明朝在战略上保证一定的防卫边界是必须的，这便是作为缓冲地带的哈密之于明朝的重要意义。其次，与元朝不同，在对外政策方面明朝寻求一种限制性的对外交往关系，亦即通过朝贡关系来保证各方的和平关系和经济利益。最后，西部蒙古瓦剌部崛起后，明朝和哈密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明朝和土鲁番为争夺哈密的控制权展开了持续的战争，这严重影响了明朝的西部防御力量。

波恩大学布里塔-马丽娅·格鲁伯（Britta-Maria Gruber）博士和宁波大学刘燕燕博士联合报告的《满洲与卫拉特的最初接触（从清初到顺治时期）》则追溯顺治时期之前满洲与卫拉特蒙古接触的过程，利用《清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皇清开国方略》《旧满洲档》等资料以求从源头理清清朝与准噶尔的关系。尽管这些资料对满洲和卫拉特（厄鲁特）接触之初的关系仅做简单的概述，但亦可窥见满洲的基本态度。从现存史料来看，顺治之前卫拉特蒙古同满洲之间较长时段保持着遣使入贡的关系。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杨晓春教授在《明代西域伊斯兰教士在中国内地的活动问题再探》报告中充分利用各类历史文献以及碑刻资料，首先综合展现了明代西域伊斯兰教士在中国内地的活动状况，还原了相关人员的活动。其次对《回回原来》中所载噶心等人入华故事的叙述模式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认为其基本的叙事模式脱胎于回回人内部长期以来流传的斡葛思入华传教的传说，也许还参考了四贤入华传教的传说。作者认为明代有一定数量的西域伊斯兰教士入华，特别是明代中期以来，入华伊斯兰教士更为集中。内地与西域的伊斯兰教宗教联系，仍可以看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对中国内地伊斯兰教产生一定的影响。

南京大学陈波副教授《旭烈兀位下彰德路的道教信仰——兼及佛道“戊午之辩”及相关问题》中，以忽必烈主持的戊午年（1258）佛道辩论后本应受到剃度为僧处罚的樊志应等十七名全真道士最终并未实际处置为切入点，认为作为旭烈兀位下封地的彰德路全真道教似乎没有在戊午之辩中受到波及，甚至即便在忽必烈登位后落实焚毁道藏措施的至元十八年以后，彰德路全真道教仍然岿然不动。这极有可能与辅国贤王旭烈兀及其后裔的庇护有关。1259年蒙哥去世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陷入汗位之争，因此有支持道教背景的旭烈兀之动向举足轻重。而戊午之辩中败北的全真道樊志应是旭烈兀极为欣赏的全真高道。这体现了元初宗教政策与蒙古诸王政治角力的复杂互动关系。

南京大学于磊博士《元代移居内地于阗人小考》则全面查核元代汉文文献记载中移居于内地的于阗人，以文献记述者和传主的双重视角对这些于阗人的身份重新加以确认。他认为，首先汉文史籍中所载于阗人，尽管不能皆确定为于阗地方出身者，但也可大致反映出同畏兀人、唐兀人、回回人等入居内地后在儒学化、仕宦化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类状况。其次，亦如陈得芝先生所指出，元代文人笔下所记述的于阗人有时指向更为泛化的西域人。这种现象的出现，更多的还是入居内地的于阗人经过数代之后，他们对其家族早期历史的记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模糊或者不准确的情况。最后，入居内地的于阗人，或者说扩大化的色目人群体中，在元代中后期所出现的“界限”模糊问题（如欧阳玄所谓“今之女真、河西，明有著令，而自混色目”），对于理解不同色目人群体地位的变化是有启发作用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