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

马俊杰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以下简称“旅博文书”）与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同源，都来自20世纪初大谷探险队的探险所得（简称“大谷收集品”）。根据旅博文书上标注的出土地信息，这些文书主要出自“交河故城、高昌古城、吐峪沟、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等地，因此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实际上主要是吐鲁番地区出土的”[1]。吐鲁番与敦煌一样，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佛教东传的核心地段，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该地区出土的文书，为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佛教史、社会史、制度史、民族史等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与敦煌文书相比，旅博文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发掘过程不科学，没有留下足够的考古信息。其二，大谷收集品几经流转，目前其主体分藏在中国大连的旅顺博物馆、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和东京国立博物馆及韩国汉城中央国立博物馆。其三，大部分旅博文书出自墓葬，破损严重，多是残片。这些都给如今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难题。

所幸，近年来各国学者们的合作和交流日益增多，为揭开当初文物流散过程以及各地文物的整理研究创造了机会。2003年至2006年间，旅博与龙谷大学合作，整理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25000余件。2015年，旅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成立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并于2016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的“大国学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分组会议“西域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讨会”的名义进行了课题组的首次总结汇报，提交论文20余篇。

此次研讨会则是“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的第二次总结汇报学术会议。

1.汉文佛教文书研究

旅博藏汉文佛教文书总量超过25000片，构成了旅博文书的主体。其比重之大，写本众多，始终是整理研究的重中之重。荣新江《旅顺博物馆藏西域佛典残片的学术价值》从宏观层面介绍了吐鲁番出土佛典概况，梳理了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佛教译经、注经、写经的历史，并结合禅籍、疑伪经等方面的最新整理研究成果，对旅博藏西域佛典残片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

段真子《吐鲁番出土〈佛本行集经〉残片缀合研究》，比对《佛本行集经》残片199件，缀合写本25种，属对吐鲁番出土《佛本行集经》残片的首次大规模整理，为研究佛传类典籍在该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朱义德《〈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补考——从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所出残片谈起》，围绕吐鲁番出土的3件《法琳别传》，考察了该传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传播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传在吐鲁番地区传播史料的空白。吕媛媛《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疏残片》着重研究了新发现的两件《心经》注疏残片。这两件残片不见于《大正藏》，不同于以往的《心经》注疏，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严世伟《新发现旅顺博物馆藏〈观世音经赞〉》将36件旅博文书和1件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缀合，并与敦煌本作了比定，填补了敦煌本的部分佚文。这批残片的发现，对于复原《观世音经赞》，以及进一步研究北禅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张凯悦《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涅槃经注疏研究》考察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涅槃经注疏的体例和写本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学术风气逐渐向义理之风转变的观点。王卫平《关于〈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兼及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残片略考》通过对历代文献、敦煌本与新发现的3件旅博文书的综合考察，认为吐鲁番出土的《圣教序》残片的发现，尤其是作为持诵本的《圣教序》的发现，反映了《金光明经》在该地区的流行程度，也是佛教回流现象最直接的证据。李昀《求道寻行数墨——旅顺博物馆藏〈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将14件旅博文书和18件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缀合，得到了比敦煌本S.6557年代更早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集结本，为考察中古时期的西域禅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佛教经典的传播并不限于佛亲口所说的“真经”，也同样涉及非佛所说的“伪经”及难辨真伪的“疑经”。因而，疑伪经也是研究当时僧俗信仰的重要切入点。孟彦弘《旅博所藏“佛说救护身命经”跋》通过对新发现的旅博写本、历代经录中的记载与《大正藏》两个版本（甲本N.2865、乙本N.2866）系统的比较，推断《大正藏》这两个版本有真伪之别，前者为大乘疑伪经，后者为小乘真经。马俊杰《旅顺博物馆藏〈救疾经〉残片考》比对旅博文书66件，缀合写本6种，补充了敦煌本的部分佚文，并结合《佛说护身命经》考察了《救疾经》所涉佛学概念，以此探讨了该伪经在吐鲁番地区盛行的原因。王典典《新发现旅顺博物馆藏〈禅门经〉考释——兼谈〈禅门经〉的易名及流传》对《禅门经》残片进行复原，填补了该经在吐鲁番地区的空白，其对该经易名及流传过程的分析对其他疑伪经的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徐媛媛《旅博藏吐鲁番出土〈黄仕强传〉残片小考》重在论证敦煌与吐鲁番出土文本的差异性。敦煌流行的《黄仕强传》与普贤菩萨信仰关系密切，往往与《佛说证香火本因经》和《普贤菩萨说证明经》这两部疑伪经搭配，共同构成《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但从文书形制上看，《黄仕强传》传播至吐鲁番时或许已经与《证明经》分离，作为一个独立的通俗小说存在。

旅博藏佛教文献，还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该地区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拓宽了思路。蒲宣伊《佛法与国法——高昌国戒律守持研究》在对高昌与汉地的戒律、戒本的考察中，发现高昌地区的戒律流传深受汉地影响，但高昌地区僧人在经济方面的戒律守持比较宽松，并且这一点得到了寺院与地方政权的认同，以至佛法与国法各自让步，形成了高昌国佛教稳定、昌盛的发展状态。赵洋《新见旅顺博物馆藏〈一切经音义〉研究——兼论〈玄应音义〉在吐鲁番的传播》考察了旅博藏14件《一切经音义》的写本特点，认为《一切经音义》作为佛学工具书，其实用性更强，因此，佛教知识内涵更受时人重视，古文字形和释义的文学内涵却被忽视。如今，这些写本所兼具的双重内涵，不仅为佛教本土化研究所看重，更是研究吐鲁番地区的语言和文学教育情况的珍贵史料。宛盈《初探吐鲁番文书中的佛教歌辞作品——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三时词〉为中心》从文本出发，通过比对吐鲁番出土唐写本《三时词》与敦煌写卷《十二时》内容，扩展了我们对《十二时》歌辞传播流行空间范围的认识。中古时期文化传播并非单一路径，而是多层次、广远的文化辐射。残片所体现的不仅是边民对文化的热切追求，更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相互融通。

2.儒家典籍研究

旅博文书是当年大谷光瑞和橘瑞超当作重要的佛教资料运回大连的，这从当初的分类和定名可以看出。但可能由于整理匆忙，其中混入了不少儒家典籍。经过项目组成员的集中整理，发现儒家典籍文书不仅种类众多，而且多能与传世文献相参照，甚至有部分佚本能够填补传世文献之空白，极大地丰富了这段时期吐鲁番地区儒学发展史研究乃至整个西域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内涵。

朱月仁《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古写本〈春秋左氏传·昭公四年〉注残片浅述》根据文书形制和字体，认为旅博新发现的1件《春秋左氏传·昭公四年》残片与日本书道博物馆藏的1件《春秋左氏传·昭公七年》残片为同一写本，并进一步推测很可能是在前秦时期写就的服虔本，因其稀缺性，历史价值不容小觑。冯璇《新见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中的“汉史”残片考》着重对新发现的3件“汉史”残片进行了文献学分析。虽然吐鲁番地区的“汉史”版本更“高级”，但是由于语言、文字、教育水平的差异，“汉史”在该地区的传播不及敦煌，由此丰满了我们对西域与中原文化融合过程的认识。陈烨轩《跋旅顺博物馆新发现晋史写本》通过与唐修《晋书》的比较，推测新发现的1件旅博写本极有可能为《晋阳秋》类的诸家旧晋史。此类节抄本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中原文化的选择性吸收。何亦凡《新见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唐写本郑玄〈论语〉注》对新发现的3件唐写本《郑注》进行了复原和校勘，并进一步考察了唐宋之际《郑注》散佚的历史背景。

3.社会文书研究

社会文书在旅博文书总量中占比较少，但是亦不乏重要的学术课题。孟宪实《安史之乱后四镇管理体制问题——从〈建中四年孔目司帖〉谈起》对《建中四年孔目司帖》再次定名和释读，并通过比较建中四年《孔目司帖》与金满县牒孔目司文书中反映的税收管理方式的转变，进一步论证了安史之乱前后，安西四镇等军镇体制应变，节度使、镇守使等军事机构经济职能强化的过程。为唐代府兵制研究，以及边疆史、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朱玉麒《“北馆文书”流传及早期研究史》就吐鲁番出土“北馆文书”的流传、出土情况进行了爬梳，并钩稽早期题跋体现的研究前史，为将来进一步挖掘这批文书的学术价值，提供了坚实的背景资料，对于西域地区行政制度史、经济史研究弥足珍贵。

4.道教及其他典籍研究

与汉文佛经或儒家典籍相比，道经和占卜文书的数量无疑是微乎其微的。长期以来，吐鲁番出土的道经残片也是作为敦煌道经的附属品存在。然而，经过项目组成员的“地毯式”整理，从旅博文书中检索出近90片道经残片。尽管数量和种类不能与敦煌道经媲美，但是对于唐代西州道教发展的研究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游自勇《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道经及占卜文书的价值》从三个方面对旅博藏道经文书的价值给予了肯定：首先，从比定结果看，西州道教三洞经典存续完整；其二，旅博藏道教文书有一些不见于敦煌道经，甚至有某些佚本；其三，根据某些道经的版本特点，可以推进我们对于西州道经传抄时间的认识。另外，旅博藏道经文书与大谷文书中的道教文书或有缀合参照的可能。再者，旅博藏吐鲁番出土占卜文书共10余片，但涵盖律吕书、占风法、梦书、宅经等门类，不仅有实用性文书，也有资料性的抄本，这些都有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敦煌、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大量汉文文书看，中原文化对于边地的影响异常深刻。徐维焱《旅顺博物馆藏〈切韵〉残片考释》从两片《切韵》残片的版本及书写形态出发，认为该韵书在边地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力，其纸背回鹘人所抄与《切韵》内容相关的《经典释文》尤其能说明问题。麴氏王国时期，有不少高昌人深受儒家文化浸淫，出现了世袭的儒学博士。唐灭高昌后，国家管理和教育制度在西州推行，官学私学兴盛。尽管9世纪初，回鹘人夺取了该地区的控制权，但是中原文化的影响并未随之消弭。

5.文书形态研究

旅博文书以写本为主，时代覆盖魏晋至宋元，但也不乏刻本。史睿《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的书法断代及其书法史价值》，从书写工具、书写姿态、书写用途角度分析了历代书法样式，进一步归纳了依据书体对文书断代和研究的具体方法。陈耕《刀笔殊途——论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佛经“单刻本”实为写本》，对旅博藏大蓝册“经帖十”37至40页的佛经文书进行了仔细辨认，并与早期印本的字迹进行比对，发现诸多文书的字迹具有写本的典型特征，并推测这部分文书大多为写本。二人对写本、刻本的关照，不仅为旅博文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而且拓展了书法史、印刷史研究的对象。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与敦煌学并列的吐鲁番学，也同样具有新材料新问题的学术特征。此次学术研讨会，立足于旅博文书的文本，在充分释读的基础上深度挖掘文书的学术价值，有力地推进了我们对于中古时期吐鲁番乃至整个西域地区的认识。随着项目组整理研究工作的持续推进，以及学术交流活动的持续深入，我们有理由展望，旅博文书以其种类的多样性、文本的特殊性，必将引起吐鲁番学乃至整个西域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研究的热潮，并且以其丰富的社会内涵，势必会极大地推动民族史、制度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

[1]刘广堂：《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写本综述》。见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共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京都：龙谷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西域研究会，2006年，第2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排：王文洲

审校：王润泽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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