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高峰论坛”会议综述
来源：《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
“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高峰论坛”会议综述
陈烨轩 陈耕
2017年12月23日至24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和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联合举办的“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高峰论坛”（以下简称“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以及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高峰论坛。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院开幕。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主持，北京大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哲学系教授王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研究员朱岩石，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以下简称“科考团”）团员家属代表、科考团团员袁复礼之女袁扬分别致辞。他们就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的渊源、科考团的回顾与展望，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
1927年，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呼吁并创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的学术考察团，也是中国学者科学意义上西北考察的里程碑，在维护中国主权、开展西北考察等方面，开中国学术之先河。首批10位中方团员，北京大学参加者8人，他们不仅在科考团中功绩卓著，在日后更成为各自领域的翘楚。本次高峰论坛召开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背景下，回顾科考团在西北的考察史；同时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进程中，对丝绸之路研究作出新的展望。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首发式。首发式上，王炳华先生作了题为“从高加索走向孔雀河”[1]的主题报告。
本次高峰论坛一共有24篇论文参与讨论（含主题报告1篇）。在开幕式之后，与会学者就西北科学考查团、丝绸之路历史与地理、丝绸之路考古、丝绸之路语言研究等议题，结合“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的主题，分为六组进行报告和讨论。
一、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近代学术史研究
纪念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年来的学术史，是本次论坛的主题。在本次论坛提交的论文中，有8篇论文直接涉及到西北科学考查团与近代学术史的讨论。这8篇论文的内容涉及到“丝绸之路”概念史的讨论，科考团成立的经过，科考团团员的关系，科考团和当地学者官员的关系，科考团所获成果的再认识，科考团团员日后的遭遇，科考团和同时期其他科学考察团体的比较等方面，这使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史的研究，得到相当大的推进。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李希霍芬的“无意识”》梳理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史。该文认为，人文地理学、中亚地理研究、“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是李希霍芬“无意识”的贡献，但这并不妨碍这些“无意识”贡献的巨大价值。“丝绸之路”一词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期间内涵不断丰富。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报告中能够体现这一点。
甘肃简牍博物馆张德芳《罗布淖尔汉简研究》在黄文弼对罗布淖尔汉简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这批汉简的简文进行了释读和校正；同时用悬泉汉简、敦煌汉简等新出汉简，对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居庐訾仓、龟兹王使者、乌孙寇、伊循校尉等名号进行了重新的解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黄文弼先生与甘肃省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一文，从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黄文弼在1930年2月15日致新疆省财政厅长徐谦的信件出发，结合黄文弼的日记和论著，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在考察途中，与当地学者官僚的交往。科考团在考察过程中，不仅致力于用科学方法发掘新材料，而且也注意在沿途中多方收集文献材料。前者是以往学界研究的重点，后者同样值得学界大力发掘。文章还重点分析了黄文弼先生在信中讨论和抄录的延和八年索众保墓志，以及同一册页中的《唐某年西州天山县籍》。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周肇祥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了中国近代书画家、文物收藏家、原北洋政府官员周肇祥的文化活动，及其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以及科考过程中的作为。周肇祥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理事，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立作出重大贡献。在考查团考察过程中，周肇祥多次组织《艺林旬刊》、《艺林月刊》跟踪报道，这些报道在今天成为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黄文弼中心吴华峰、徐玉娟《万里流沙双仲良——黄文弼与丁道衡的西北考察交谊》以科考团两位同样字“仲良”的团员黄文弼和丁道衡的关系作为案例，研究科考团中方团员的交往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子凡《1949年前后的黄文弼》利用1949年前后的档案材料、当事人日记、回忆录等相关材料，梳理该时期黄文弼的重要事迹，并理清黄文弼所获文物的收藏及流传的大致情况。1949年12月，科考团结束工作，黄文弼负责保存待整理的古物，以等待中科院接收。“三反”运动中，黄文弼遭遇子虚乌有的“《文心雕龙》问题”，1952年初黄文弼提前交出暂存的科考团文物。这批文物分别被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馆等单位，并得到妥善保管。
东洋大学文学部人文学部史学科、日本国立信息学研究所西村阳子、北本朝展《黄文弼地图与欧洲探险队地图：其共同性与学术价值》一文，选取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所载地图进行GIS化作业，并结合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特藏馆所藏黄文弼旧藏地图，指出黄文弼在制作地图过程中，参考了斯坦因和西北科考团新测量的地图；由此出发，该文对黄文弼地图和欧洲探险队地图的地名进行了比较。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敦煌学研究所王冀青《刘半农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交涉始末》利用政府档案、当事人日记、回忆录、报刊材料，对刘半年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交涉的过程进行梳理和解读。同时，该文利用详尽的材料，对刘半农和该团美方团长安得思的关系进行剖析，并表彰了以刘半农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在维护国家主权上的贡献。
二、丝绸之路史地研究
丝绸之路的历史与地理，是丝绸之路研究的基本问题。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黄文弼等团员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驱。本次高峰论坛，围绕这一议题的论文有6篇。论文的范围从北朝一直延伸到近代，研究的地域不仅包括陆上丝绸之路，也包含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讨论，在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研究上，都有新的发现和突破，无疑是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南北朝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利用黑石号沉船等考古材料，结合《三国志》《南史》《旧唐书》等传世文献，证明南北朝唐代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诸国的交流已有相当规模和深度。该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并驾齐驱，推动唐代经济走向繁荣，陶瓷商品数量逐渐取代丝绸，成为外销主要商品，东亚、东南亚多条航线已经成熟，形成了海上交通网。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裴成国《高昌货币史上的毯本位时代》主要结合吐鲁番出土的北朝时期5件契约以及其他相关写本，认为在高昌郡时期和高昌国早期，毯在吐鲁番地区为主要货币，在当时为民众行用，并且数量相当不少。毯本位时代终结于5世纪末叶，这和车师前国的灭亡导致高昌失去稳定毯来源有关。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唐朝西州与伊州的交通》利用P.2009《西州图经》等出土文献，结合《资治通鉴》等传世文献，对唐代西州和伊州的交通进行考察。该文从道路、里程、旅人三个角度进行论述，认为贞观十六年（642），唐朝开辟新的伊西道，该道可能从蒲昌出发，经过赤亭翻山进入巴里坤盆地。这条道路里程有为730里和800里两种说法，大体在八日行程范围内。这条道路的旅人有官员、士兵、商人、外国使者等。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宝海《敦煌元代汉文官文书续考》对敦煌研究院在1988～1995年间，于敦煌北区石窟B53窟所发现的3件元代汉文官文书（B53：16-1、B53：16-2、B53：16-3）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结合传世文献以及已出土的同时期其他写本，该文认为B53：16-3文书为肃州路总管府钱钞文书，B53：161为亦集乃路总管府籴粮钱钞文书，它们和B53：16-2文书性质并不一致。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孙文杰《从满文寄信档看伊犁将军阿桂对新疆的管理与认识》利用清代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等清代新疆稀见史料，对乾隆时期重臣阿桂在新疆的政绩进行研究。该文认为，阿桂先后四次任职新疆，在伊犁屯田、建城驻防、恢复社会秩序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使清廷在新疆的统治基础得到巩固。阿桂在新疆的政绩受到乾隆高度肯定，并成为清代新疆的基本治理模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Ahmet Kemal İlkul在新疆——基于研究史和生平的初步考察》关注20世纪初土耳其人到新疆的活动问题。该文以其中的重要代表Ahmet Kemal İlkul的来华活动作为具体案例，重点利用Ahmet Kemal İlkul的土耳其文回忆录，结合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包尔汉回忆材料等汉语文献，探讨了Ahmet Kemal İlkul来新活动的背景、受监禁和遣返的经过。
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丝绸之路考古上，成就卓著，比如居延汉简、吐鲁番写本、土垠遗址的发现，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本次高峰论坛，共计有5篇论文与丝绸之路考古直接相关，研究的时间段从史前一直延伸到公元10世纪前后。论文的报告者学术背景各异，有来自地质学，有来自考古学，也有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这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的多元背景相仿。从报告者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近百年来的学术进步。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王乃昂、王奕心《巴丹吉林沙漠考古新发现与游牧文化的早期发展》一文，通过近年对巴丹吉林沙漠腹地考古遗存、东南缘岩画的田野调查与已有资料收集整理，统计得到该区域有多达150处以上的不同规模史前文化遗存，这些遗存特征明显，可暂称为“巴丹吉林文化”。根据巴丹吉林沙漠地区岩刻画的风格、手形岩绘画与沙漠腹地史前遗存关系的研究，该文推断巴丹吉林岩画的最早年代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影响该区域史前居民生业方式演进的关键自然地理因素，是沙漠腹地湖泊群水循环响应区域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变化。
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刘学堂《“卍”字符号真相考》一文对欧亚早期美术作品常见的“卍”字符进行探讨。该文认为，“卍”字符在中国西北地区流行并非偶然，它有着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背景。在准噶尔盆地西北发现有“卍”字符岩画，由于这里向西为通往中亚的古老通道，可印证它与亚欧北部大草原的联系。具有生殖意义的“卍”字符，对新疆古代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塔里木盆地周缘佛寺遗迹的初步研究》依据一个世纪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在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亦即丝绸之路南北道沿线分布着大量的佛教遗迹。这些佛教遗迹的建筑布局在受到印度、犍陀罗乃至中亚地区佛教建筑影响的同时，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缘又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作者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自身调查，依据地理方位的顺序，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从最西面的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经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哈密地区，逐次梳理了各地主要佛寺遗址。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文锁《新疆考古发现麻黄与大麻的有关问题》研究了新疆考古发现的多批麻黄和大麻。该文结合有关历史文献和民族志资料，探讨了出现麻黄或大麻的墓葬背景与年代；墓葬中麻黄和大麻的用途；墓主人的身份与墓地的人群特征；吉尔赞卡勒墓地木火钵与巴泽雷克墓地所出大麻熏烧器具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言语学研究室、龙谷大学古籍数码档案研究中心庆昭蓉、江南和幸《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时期之龟兹当地用纸——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库车出土汉文书之案例研究之一》展示了龙谷大学古籍数码档案研究中心对库车出土汉文书研究的成果。该中心在2015年使用非破坏性方法，首度观测了龙谷大学所藏库车出土古纸，对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之间纸张的使用情况以及造纸业发展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该文选取大谷8074《唐安西（龟兹）差科簿》等唐代标本，对大谷探险队所获库车文书进行了历史学、文献学和古纸学的分析。
四、丝绸之路语言研究
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者在丝绸之路上发现了众多不同语言的古写本以及壁画题记。这些古写本和壁画题记，是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民族语言、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的一手史料。一个世纪以来，数代语言学家在丝绸之路语言研究上作出卓越的贡献。本次高峰论坛一共有4篇论文针对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语言进行讨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新发现的于阗语复合式关系代词》确认于阗语的“纸”是khalavia。这个词是于阗语本生词，其音近似古汉语“赫蹄”。“赫蹄”是外来语词，从语音角度判断，“赫蹄”是于阗人即古塞种人的发明。本文同时探讨了在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出现的复合关系代词kāṃ-cāṃ，这是语法领域出现的新现象。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回鹘文〈华严经〉研究的新进展》一文，梳理了回鹘文《华严经》写本研究的新进展。该文具体探讨了回鹘文《华严经》的几种译本，即“八十华严”“四十华严”以及安藏译本，并且研究了回鹘文《华严经》的插图和注释，最后探讨了回鹘文《华严经》写本的赞语和引用情况。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言语学研究室荻原裕敏《从石窟题记思考龟兹学与吐火罗语研究的新方向》一文，依据龟兹语世俗文书和题记，结合既有研究成果，假设龟兹统治阶级到九世纪初仍然以龟兹语作为主要官方语言。该文并且认为，大约在十世纪后半叶乃至十一世纪初，龟兹语在龟兹至少仍作为宗教语言得到尊重。该文最后探讨了龟兹地区的龟兹语题记和梵语题记，认为应该运用多领域的研究方法，借以研究龟兹在天山南麓语言、文化与信仰交流中心的核心历史地位。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白玉冬《成吉思汗称号的释音释义》一文，针对“成吉思汗（činggis qan）之成吉思，源于突厥语tängiz（海、洋）或čingiz（强健的），或蒙古语čing（坚固的、有力与强大的）的复数形”的既有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该文认为，大英图书馆藏突厥鲁尼文军需文书Or.8212/76（2）中，出现人名腊真巴彦谷成吉思（lačïn bayanguq čingis）。就蒙古语中的突厥语借词是在原ng音后加g音而言，蒙古语音činggis存在出自突厥语音čingis的可能。Or.8212/76（2）文书年代可推定为高昌回鹘王国时期。高昌回鹘曾在文字宗教等诸多方面给予过蒙古重大影响。činggis的gis难以蒙古语名词复数形来解释。činggis极可能源自回鹘语čingis。
高峰论坛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之际举办，表达了对科考团先辈的缅怀和追思；同时也继往开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丝绸之路的研究，向前推进了坚实的一步。正是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才能不断深入，发扬光大。相信本次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能够启发并鼓舞丝绸之路研究者进一步探索，发扬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精神，将这一主题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注释
[1]王炳华：《从高加索走向孔雀河——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探讨之一》，《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第1～14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编排：王文洲
审校 ：宋 俐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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