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10月23日下午至24日下午，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宾馆顺利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湖北省考古研究院、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厦门大学历史与文 ...

2023年10月23日下午至24日下午，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宾馆顺利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湖北省考古研究院、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新疆大学历史学院、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邯郸学院荀子学院、滨州学院人文学院、上海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镇江博物馆、山东社会科学院等26个考古院所、博物馆和专业院校的34位学者发表了演讲，约80多位学者、学生和公众参与了会议和讨论。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由方勤、常怀颖、杨文胜、马强、高成林和张闻捷六位专家分别主持。徐良高进行了总结。

演讲主题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一、考古新发现与遗迹现象的考证

方勤对石家河遗址的夏纪年遗存进行了辨识与研究，认为后石家河文化适值夏纪年时期，遗址的文化性质发生了剧烈变化。相关认识对于全面了解石家河遗址，深化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以及推进夏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胡嘉麟通过对京氏青铜器的研究，梳理了京氏国族从商末至春秋中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曹军介绍了江苏古中江宜溧段先秦遗址考古调查收获，进一步明晰了流域内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文化序列、聚落分布、形态与变迁。高振龙对浚县辛村卫侯墓地早期被盗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其被盗发生于春秋中晚期，不晚于战国。推测可能是灭卫后短暂居于该地的狄人组织了对包括墓葬在内的卫国遗存的大规模洗劫。并与殷墟王陵区的首次被盗情况进行了对比。

二、文献、器物与制度

马强对宁夏姚河塬城址一座西周中期房址内的甲骨文进行了研究，释读出稼和稷二字。还结合西周甲骨材料的出土背景对其占卜后的处置方式进行了探讨。袁俊杰对臤鼎的形制纹饰字体特征与年代、铭文的隶释与断读、关键字的构形与字义进行了分析，并在铭文考释的基础上对大射礼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对作器者的身份、有关铜器铭文的史事关系与人物关系、礼射对武射的影响、周代贵族的大射礼和军中大射礼的不同特点以及人才拣选制度等问题。陈丽新考察了叶家山青铜礼器的器形、铭文、器用等特征，认为除沿袭殷墟晚期以来的旧制外，更强调搭配和组合，以鼎簋为核心的食器组合越发突出，而且已出现列器端倪。王沛对考古所见西周中后期的法制变革进行了探讨，认为礼和刑在西周中期穆王时代以后，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而且礼刑变革有着共同的背景和目的。辛怡华认为周原遗址庄白二号窖藏出土的密姒簠可能与密国的命运相关。庄白二号窖藏族属为姒姓中氏家族，对研究周原窖藏的家族分布、大宗与小宗、人口密度等问题有一定的帮助。吕庙军指出豳公盨中关于大禹治水、德治思想等载录，能与《尚书》《诗经》诸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于中国古代夏朝文明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杨文胜辨析了考古学视野下礼乐制度的“周制”与“汉制”，认为以往“礼主异，乐同和”的传统观点应予以更正，而乐和礼一样强调的是等级和差异。认为对出土礼乐器的分析，不但能揭示“汉制”与“周制”在“雅乐”身份象征性的不同，更能理清过去一直混淆的《周礼》所言乐悬制度。张闻捷指出战国秦汉间乐钟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梳理出乐钟形态、调音方式、编列组合、音列结构与使用方式等五个领域的变化。路国权分析了春秋早期江汉地区铜器群的变迁和楚系青铜器的形成过程，并对其转折年代、路径和背景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裴书研明确了商周时期铺首在铜器上的最初形态与功用演变，认为以装饰性功用出现在青铜器上的浮雕兽首，跟随青铜时代器物的发展，以形态和功用的演变而得以保存延续，最终形成了以实用性为主要功能的装饰物——铺首衔环。高成林认为东周时期宋国铜器应该存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与山东地区（尤其是鲁南）存在一定的共性，而且受到了楚文化的强烈影响。

三、文化、社会与政治格局

常怀颖对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西周早期的文化格局与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周早期当地的遗址中较普遍地包含张家园上层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因素。而以张家园上层文化为主体还是以周文化为主体，是本地西周早期遗址的两种主要面向，其分布样态也反映出了周人初封于燕时对此地实力与对当地的统治策略。赵燕姣分析了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兑盆的形制和铭文，认为此器或为西周中期恭王时器，器铭提及的“淮南夷”为我们了解西周中期淮夷的北侵提供了重要资料。王先福探讨了湖北襄阳邓城区域在两周时期政治格局与文化空间的突变，先后经历了邓、楚、秦三种主体考古学文化的更替，而处中间段的楚文化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王爱民认为安徽铜繁地区在两周时期先后存在过中原周文化、群舒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等文化因素，其本质上是各族群势力为获取铜繁地区的铜矿资源，而进行角力的考古学佐证。黄锦前基于陕西陶渠遗址对两周之际中原地区的战略格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发现确证清华简《系年》“京师”应指京邑，拥立平王者应系晋文侯。陶渠所在的京邑是当时的临时政治中心所在，是两周之际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付建分析了甘肃葫芦河流域，宁夏清水河流域以及陕西泾河上游流域遗址的分布和演变情况，认为秦人在战国时期进入葫芦河、清水河，后利用泾河支流进入泾河流域，并利用秦昭襄王长城控制、防范西戎人群。王含元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以玉皇庙文化、水泉文化、凌河文化等活跃于燕国北境的考古学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据墓葬中各种文化因素的多寡对墓葬进行分类，探讨了东周燕国的北境经略情况。

四、社会、文化考古

周然朝以新发现的材料为基础，厘清了云南滇中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框架及发展谱系，揭示了本地区史前文化与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追溯了滇文化的文化来源。

刘敏依据江苏镇江庄连山墓地及其特殊的墓葬形式认为大港沿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存在明显的“中原化”风格。吴国自太伯奔吴后立国，作为中原地区的周人入主宁镇地区肯定保留部分中原化风格，此类风格仅在大港沿江区域存在，这也从侧面例证早期吴国所在。随着与当地民族的融合的不断加深，这种“中原化”的风格逐渐消失。马赛对关中地区西周时期随葬陶器的形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观察、测量和统计，总结了比较有规律性和能够体现差异性的特征，并据此探讨了西周时期关中社会的多样性。张礼艳以西周都邑地区殷遗民墓葬特征为个案，提出在殷遗民墓葬或墓地的判定标准上，应区分出殷遗民墓地和墓葬标准两个层次；应注意殷遗民墓葬特征的变化；应考虑区域差异；应关注等级差异。郭长江对湖北随州义地岗墓群曾国墓葬布局进行了分析，认为整个墓群规划有序，包含了至少七位曾侯墓葬。不同等级的墓葬多以南北并排的夫妻合葬墓形式构建了以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曾侯墓区和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墓葬聚集区。吴桐探讨了景敬之世以来越国社会的转型，认为其首先发生在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由传统的“经济观”转变为外来的“政治观”，从礼制改革开始，各种变化先后涌现，自上而下推动着越国社会的政治化转型。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仪轨礼制、组织形态和对外关系三个方面。

五、建筑考古

郭明梳理了近年来先秦建筑考古的新发现，提出六点建议：要对建筑形态有全面把握；要置于整个遗址的背景下；要重视保存状况不理想、规模不大的资料；要深入分析和挖掘材料，从细微处入手；要与考古研究相结合，探讨建筑的各类问题；要重视建筑类文献，将之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宋江宁从城乡规划学的角度研究了周原聚落古今性质和选址的变化，并进行了解释。探索了周人城乡规划知识体系的来源，对西周时期选址的原则、要素和程序做了初步总结，最后推测了周原遗址西周时期的规划与建设顺序。

六、手工业考古

张爱冰对先秦时期江淮地区冶铜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区域特征及与中原王畿地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淮夷有没有掌握冶铜术？讨论所谓“江南金锡”“吴越金锡”和“南金”是否仅指长江以南所出，江淮地区仅是东南金锡入贡或交易的一条通道？凡国栋介绍了湖北赤壁大湖咀遗址的考古发现。该遗址的年代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对溯源鄂东南历年出土的大量商周青铜器的产地提供了重要线索，对于研究长江以南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具有重要价值。付仲杨介绍了丰京大原村2017年～2023年西周制陶遗址的时代、主烧产品、功能区划和聚落布局、产品交换和消费、生产组织管理及性质等。认为遗址主体年代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历时性不强；主烧产品相对单一；功能区划不明显，存在居、工、葬合一的聚落布局模式；可能存在产品交换和消费市场；应属于“官营”属性。王迪总结了西周时期丰镐制陶业的特征，提出了对陶窑类型、烧陶技术传统、制陶作坊的规格和产品、以及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的认识。

徐良高作会议总结

总之，本次会议展现了两周考古近年来的新发现与新研究，新思路与新格局，新气象与新希望，实证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继续发展。

专委会合影

供稿：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

审核：徐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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