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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庄其士，光风霁月——潘其风先生二三事
我们聊起旧人往事，翻看老照片，先生记忆力好到能够清楚记得老照片的拍摄地点和事由。出门前，有人提议照一张合影，先生坚持不用我扶，自己拄着拐杖挪到了拍照的椅子边，坐定后还露出了他标志性的和蔼笑容。临行前我像往常一样说道：“先生再见，过一阵再来看您。”
没想到，这成了我和先生的最后一次相见。
2015年，我进入社科院考古所工作，所里的王明辉老师约了人骨组的老师们共进午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潘先生，地点是潘先生喜欢的俄国餐厅。第一次见到自己拜读过多篇大作的老先生，我的表现不免有些紧张局促，可先生见到陌生的我，更像是一位多年未见的长辈，看我一副拘谨的样子，便耐心介绍起这家餐厅的沿革，甚至连招牌菜的做法也“信手拈来”。
后来有一次，我陪潘其风先生坐火车去大连考察。行至北京站前天桥，由于身边拿着大件行李匆匆而过的旅客太多，我忙去搀扶他，先生拄着拐杖说：“我自己走没问题。”进站时，我担心周遭太吵，说话就故意提高了音调，先生又说：“不用这么大声，我听得清。” 火车上，先生更是不麻烦我做任何事，反而请我吃了早餐，还总怕我嫌火车上早餐贵没吃饱。
也是在这一路上，我第一次听潘先生聊起过去的故事。
潘先生1935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54年考入北大，1959年从北大考古毕业，分配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起归属当时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1960年时，副所长夏鼐先生找到潘先生，询问他是否愿意为刚调到所里的著名人类学家颜訚先生当助手。潘先生回忆：“当时我对体质人类学的了解，仅限于在大学时听过吴汝康先生的人类学讲座课。但学习一门新学科，对我还是有新鲜感和吸引力的。没考虑多久我就接受夏所长的建议，同意拜师在颜先生门下学习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工作方法。”
在随颜先生学习和工作之初，他还担负着将以往送去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人骨运回本所，以及设法购置最基本的人体测量仪器的任务。
当时没有地方可以购买这类仪器，向国外订购又没有外汇额度，只能设法仿制。潘先生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借来两套仪器后，几乎跑遍了当时北京有制作能力的工厂，均不愿制作单件产品。在他的再三央求下，北京教学仪器厂的一名工程师最终答应代为仿制。潘先生这才有了基本的仪器，得以开展学习和工作。
在颜先生的指导下，他边干边学，先后测量了华县元君庙墓、庙底沟二期墓葬出土的人骨，以后又随颜先生测量大汶口墓葬出土的人骨、巫山大溪遗址采集的人类遗骸。潘先生还学习了手摇计算机的使用。后来同办公室的同事觉得手摇计算器过于落后且有噪音，就从香港买了一个便携式计算器送给他。
而这些他视为“宝贝”的测量工具与计算器，后来居然送给了我。遗憾的是，这些“宝贝”的主人已去，仅留下一个睹物思人的载体。
笔者去探望潘其风先生时的合影
潘先生与韩康信老师合作编写过一本《考古工作手册——人骨鉴定》，对田野考古出土的人骨研究起到指导与规范化的作用。其中的一条原则便是：尽可能亲自到发掘工地做现场鉴定，以保证性别年龄鉴定的准确率，也便于获取遗骸上保存的各种信息。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始终坚持亲临现场，工作的足迹遍及全国各省的主要墓葬遗址发掘工地。每到一个工地，他都对出土的人骨进行采样、整理和进一步分析，提出自己的认识，使考古发掘出土人骨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收集。
潘其风先生的研究课题非常广泛，对我国不同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不同族属的人骨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分析，其中包括浙江余姚河姆渡、青海乐都柳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及上孙家墓葬遗址、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及乔村墓地、内蒙古大甸子墓葬、西藏曲贡墓葬遗址、新疆的尼雅遗址、北京老山汉墓、陕西碾子坡遗址墓葬等几十处遗址墓葬出土人骨，不但积累了大量的原始人骨资料，而且研究领域涉及到人种学、体质人类学、人体解剖学、人体形态学、古病理学等多个方面，发表了许多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在中国古代人骨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资料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他开始尝试对中国古代居民人种类型和相互关系及其地理分布情况进行总结与探讨，并发表多篇综合性研究论文。特别是与韩康信老师一起发表的《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梳理了当时中国境内出土的古代人类的种系成分的系统演进和纵横分布关系，发展了导师颜訚先生早年关于中国新、旧石器时代人类在体质上的承续发展关系的观点，构建了中国古代人种类型的时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种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这些理论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
体质人类学的传统任务，主要是探索研究人类起源问题和各个不同群体间体质形态的差异和演化等问题。其研究手段主要是采用生物学的分类法和理论，去研究人类的生物特征。而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体质人类学提出了新要求。潘先生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变化。1987年，潘先生应邀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作一个学期的讲座时，将该课程定名为“考古人类学”，就是想突破体质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内容，使其与考古学、历史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相结合，以探索种族分布演化的规律与考古学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上各族的起源和民族融合等相关问题。
当年，潘先生在吉林大学联合培养了一名硕士研究生，也是潘先生唯一的学生，即我的导师朱泓先生。两位先生治学严谨，他们一起考察了先秦时期我国居民的颅面形态，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古代人种类型的时空框架。朱泓先生以吉林大学为依托，为我国培养了一支高素质、年轻化的人骨考古学研究队伍，每每讲到这里，潘先生总是很欣慰，夏鼐先生曾认为体质人类学是“冷门中的冷门”，如今也慢慢地热了起来。尤其是先进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的介入，特别是古人骨DNA分析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必将使考古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潘其风（右）与学生朱泓的合影，1984年拍摄于社科院考古所
每逢过年，我如在北京，都会去给潘先生拜年，跟他一起讨论最近发表的论文，听他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决定搬去与儿子同住前的一个月，潘先生叫我去帮忙整理书房，并把他珍藏的带有创刊号的整套杂志打包了十多箱送给了我，并打趣道“要是不喜欢嫌占地，出门走远点再扔”。其中，由先生与日本学者合著的《中国古人颅骨的牙齿和颅面形态研究》，由于国内没有发表，一书难求，他自己也所剩不多，但也毫不吝啬的送给我一本，这是先生与国外学者多年合作的心血。
我与先生相处的时间并不算长，8年来，先生给我的感觉不仅是位慈祥的前辈，更像是家里和蔼的老人，他待人风趣幽默，行事温文尔雅，对学术保持热爱，对后辈关爱有加，做人坚守底线。悲欢离合总无情，这位总担心我“吃不饱”的先生走了，但他的风姿会永远留在我心间。
图文转自：“人民日报文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