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4年1月28日至30日，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协办的“长江中游商代文明国际研讨会”在位于武汉黄陂木兰湖的湖北考古博物馆召开，来自中国内地、中国澳门、英国、美国的10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是近年来围绕长江中游商代文明研究的一次重要学 ...

2024年1月28日至30日，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协办的“长江中游商代文明国际研讨会”在位于武汉黄陂木兰湖的湖北考古博物馆召开，来自中国内地、中国澳门、英国、美国的10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是近年来围绕长江中游商代文明研究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

在简短的开幕式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勤系统介绍了“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课题自2020年立项以来的最新进展。该项目由湖北省牵头，与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四省共同实施。近年来，相关单位一方面围绕核心的学术目标，对石家河、盘龙城、纪南城等各时期重要的中心性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另一方面，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收获颇多，在多学科手段的协助下，丰富了项目的研究内容。

对于夏纪年早中期（即距今约4100～3800年）的研究中，天门石家河与澧县孙家岗遗址的考古工作是研究重点。表明石家河遗址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并未衰落，不仅延续使用，而且取得了更大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玉器的使用、城址水系的扩展以及与邻近相关遗址的关联等。此时期，后石家河文化以高柄豆、圈足盘、小口瓮为代表的陶器组合，还见于孙家岗、大冶蟹子地等遗址，这种陶器组合特征与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一脉相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蟹子地遗址的冶炼遗存和邓家湾遗址的铜器等可能也反映出与中原地区的关联性。在这一时期，中原对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比较明显，近年来以鄂西北襄阳地区为中心新发现较多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在江汉平原的沙市汪家屋场遗址发现了牙璋。而在江淮之间肥西三官庙遗址的相关发现，都为夏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交流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

对于商代早中期的发现与研究，盘龙城遗址的工作取得了新进展，近年来的发现表明，至少在中商时期，该遗址仍然存在且规模较大。郭元咀、荞麦岭、黑鱼岭等遗址的新发现也大大拓展了对长江中游商代文化格局的认识。方勤提出，需要重新思考盘龙城衰落后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是就此消退还是更换了其他方式继续存在。

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时期的发现在叶家山墓地发现之后稍显沉寂，但也有零星的突破。近年来在随州、枣阳一带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唐国青铜器；在举水、倒水一带新发现了九座台墩形遗址，反映出淮河流域与江汉平原的交流；鄂东南赤壁大湖咀遗址发现的西周时期城址及与锡料有关的重要遗物，显示出锡料可能来源于湖南幕阜山西南脚，这一发现为研究锡铅矿物链溯源及运转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上述发现为研究西周时期中原王朝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经略提供了重要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的发现反映了楚文化统一长江流域的过程，同时也看到了地方文化的多彩特点，在后期还见证了长江中游地区逐步融入秦的统一进程。大量简牍的新发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荆州王家咀出土的《诗经》《孔子曰》，秦家咀墓地出土的《九九术》等均反映出文化视角下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经营管理。云梦郑家湖墓地所反映的复杂文化面貌、不同人群的葬俗是秦楚融合这一过程的直接体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宫希成在致辞中提到，长江中游地区夏商西周时期的相关研究对于地区文明进程研究，实证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文化脉络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项目的开展，一大批商时期重要发现，为我们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面貌和商王朝对南方的影响、扩张、经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考虑到长江中游地区丰富的铜矿等金属资源，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诠释这些考古材料，认识本地区在中国青铜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现有的材料看，大别山东西两麓是中原王朝南下扩张、交流的重要通道，除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流域之外，今后还应特别关注连接长江中下游的大别山以南地区，对认识夏商时期的南方地区有着重要意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马志亮回顾了湖北考古的百年历程。他将湖北考古的百年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总结了自1924年李济先生在湖北的人种测量工作开始，湖北考古从无到有，从以配合基建为主、简单论证，到注重主动发掘、加强研究、应用最新科技手段、拓展分支学科乃至跨学科研究的跨越式发展历程。

随后的研讨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汇报商代考古新发现为主体，会议组织了涵盖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中原、北方地区的十余个商代新发现进行了集中展示。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胡刚介绍了黄陂郭元咀商代铸铜遗存的发现与初步研究。经过持续数年的发掘与整理，该遗址确认发现了与商代铸铜有关的台基式建筑基址、熔铸坑，以及坩埚、炉壁、陶范等众多遗迹、遗物。遗址内的铸铜生产布局经过精心规划与设计，专业化程度较高，并非家庭小作坊生产。根据复原的大量陶器，发掘者将郭元咀遗址分为三期，年代自洹北花园庄期至殷墟一期。该遗址早期应为盘龙城遗址的次级聚落，至中晚期阶段，小规模的铸铜生产形成，逐渐成为地方性的中心聚落。郭元咀遗址与澴水流域聂家寨、晒书台，倒水流域曾家墩、香炉山以及举水流域金罗家等台墩型遗址产生于相同的时代背景，都是中原地区冶金技术向南方地区扩散与传播过程中的产物。此外，在多学科技术的支撑下，发掘团队对烧面遗迹的性质与成因、铸铜技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荆州博物馆李亮介绍了沙市东岳庙商周遗址本世纪初的发掘情况。遗址发现商周时期灰坑、水井以及两条平行的沟状堆积（疑为房屋的基槽及其倒塌的堆积），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中陶器发现较多，也有少量铜器和打制石器，还出土有大量的鱼骨、兽骨及钙化的河蚌残骸等。该遗址的发现是近年来荆州地区及长江中游一带较为重要的商周之际考古新资料。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盛伟概述了近年湖南商代考古的新发现，重点介绍了澧水流域宝塔、斑竹遗址和湘江流域的汨罗黑鱼岭墓地。宝塔遗址发掘面积较大，发现半地穴式建筑、沟、陶窑等遗迹，出土陶器以高领罐为主，并发现属外来文化因素的鬲、假腹豆和黑皮陶杯等。斑竹遗址可分为六期，年代自二里冈下层时期延续至西周早期。两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构建了澧水流域商至西周时期的文化序列。黑鱼岭墓地位于湘江下游地区，墓地主要沿一条南北向的弧形岗地分布，其附近还有龙子口遗址、余家坡遗址和出土铜觥形器、铜壶的野猫咀地点。墓地已发掘商代墓葬98座，随葬陶器与洞庭湖东岸地区费家河文化陶器器类基本相同，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随葬品组合完整，是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性质明确的大规模商代晚期墓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潇檬介绍了殷墟王陵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王陵区近年的田野工作围绕追寻小屯宫殿宗庙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厘清王陵区的范围，并进一步探索王陵区内遗存分布情况及探索洹河北岸的功能区划等学术目标展开，新发现的王陵区围沟是近年来商代考古的巨大突破。2023年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基本确定了殷墟王陵区围沟与相邻祭祀坑的相对年代关系，对商代祭祀用牲、牲和人的组合形式及其年代都有了新的认识。围绕围沟新发现的陪葬墓是王陵区的重要突破。此外，新发现的牲坑出土的圣水牛、鹿等对商代气候、动物驯养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汝鹏介绍了杭州小古城遗址考古新发现。通过对该城址的城墙、水城门、庙山和塘西建筑群的发掘，逐步复原了小古城遗址从自然山丘向普通聚落，再到区域中心城址的发展历程。该遗址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水门都是同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突破，反映出小古城应是浙北地区商时期重要的区域中心。小古城遗址所发现的马桥文化或“后马桥文化”的遗存，为构建天目山东麓地区商时期的文化格局和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当地文化序列和性质的确认提供了关键证据。小古城遗址聚落建设与发展的模式，对研究先秦时期南方城址的营建方式、聚落布局、功能分区有着重要价值。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战伟介绍了清涧寨沟遗址考古新发现。该遗址是迄今为止黄土丘陵地带所见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已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一般居址点等不同功能的遗迹，密集分布在相邻的不同山峁上，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反映出商代晚期陕北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下沉式大型建筑、门道内摆放破碎玉器和石磬等现象，都是首次发现。大型墓葬发现的殉车和原位堆积的车马器为探讨中国马车起源与传播、车马器的功能及陕北地区商代方国社会结构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树刚介绍了郑州商城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他重点介绍了商城内城东南部的水系遗存和创新街小学项目手工业遗存的考古发掘。相关遗迹表明，郑州内城水系布局严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水系存在结构差异，新发现的部分水沟有人工明沟与石砌挡水设施相结合、水流活动走势明显等特点。受发掘区限制，虽然目前发现的沟渠不能直接连通，但似乎不同地点的沟渠相互间有联系的可能。最新的发现确认，至迟在白家庄期，郑州商城还存在着复杂水网体系，这是郑州商城商代城市考古的重要进展。创新街小学项目发现该区域存在一定规模的铸造与制骨活动，这也是在内城范围内首次发现的手工业作坊，且延续时间很长，多种功能区共存一处，这一发现对既往关于内城东南部的认识有颠覆性的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含元介绍了河北涞水张家洼和富位两遗址的商代遗存新发现，这两处遗址的发现对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商代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有着关键意义。新发现的围坊三期文化、大坨头文化墓葬在葬俗、随葬品组合方面不仅填补了既往研究中内涵的空白，也为大坨头文化墓地布局形态的探索提供了重要资料。富位遗址新发现的夯土年代应不晚于早商时期，是该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夯土遗迹之一。富位遗址二里冈时期与大坨头文化遗存的地层相对关系，卡定了大坨头文化的年代下限，也为围坊三期文化的来源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依据。两处不同遗址的发现和多学科分析成果进一步确认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十分复杂，因二里冈商文化的进退产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商文化全面退出，周文化进入后与本地考古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年代上限不会进入商纪年。

研讨会第二部分围绕商代考古的多视域研究展开，涉及方面较多。围绕长江中游和江淮地区的商代考古学文化阶段性变化是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孙卓以盘龙城遗址陶器特征的考察为切入点，对江汉地区商代早期的文化演进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从陶器可见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向江汉地区有着强势的扩张和影响：其一方面呈现出波次性的特征，即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中商阶段，围绕盘龙城聚落的兴废，出现三次大的扩张浪潮；另一方面，在江汉地区东部和西部表现出了区域性的差异，并最终导致这两个区域不同的文化演进轨迹。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吴桐的讨论也从盘龙城展开，他以《再谈盘龙城的兴衰及相关问题》为题，对盘龙城报告中的分期与年代进行商榷，并重点讨论了有商一代中原与南方之间的资源运输问题。他认为，在早商时期，盘龙城作为南方资源流通的中转站应具有唯一性，其运转有强政治、军事力量作为保障。至中商时期，盘龙城以北出现了一些次一级据点，反映出资源运输线路的畅通开始需要更多据点的串联来保证。在盘龙城衰落后，铜陵的矿产资源通过与吴城的联系也纳入了资源流通渠道之中。晚商时期，鄂东北虽与殷墟保留有联系，但其与矿料产地间的通道似受到较大阻碍。吴城—铜陵—安阳线继续沿用，但因大路铺文化人群的阻隔，吴城—铜陵之间的具体线路有变动。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孟洲以《荆南寺与四川盆地夏商时期文化格局的相关问题》为题，从文化因素的角度分析了夏商时期不同阶段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不同区域统治策略的差异。他认为，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于长江中游地区的经略既有连续性，但又存在一定的差异。连续性体现在夏文化所控制的地区，商文化也会进行控制和占据，这与中原地区以西、以北地区的情况相似。差异性在于商人对于不同区域有着更为明确的经略目标，因此采取了不同的统治策略。相对来说，其对于澧水流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这可能说明商人已经关注到了武陵山区和澧阳平原的资源。同时，在夏商时期的文化格局变动之中，江汉地区与四川盆地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此外，夏商文化也间接影响到了三星堆文化的兴起与发展。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董哲讨论了怀宁琚新屋遗址晚商至西周初年的遗址布局、陶器组合与特征，西周早期以后琚新屋的陶器组合变化及大别山南麓晚商至西周初年本地陶器文化面貌与交流等问题。他认为，大别山南麓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存在一支以尖锥足平裆鬲为核心炊器的考古学文化，目前看此文化东界至安庆，西界至蕲水流域，向南未过长江干流。此文化年代下限已进入春秋时期，其后很可能为楚文化取代，且大约以西周早中期之际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本地因素结合商文化因素为主，后一阶段受到江淮西部地区西周文化的强势影响。该文化在晚商时期与都城殷墟遗址关系密切，推测鄂东北—皖西南区域内应有该文化更高等级的居址和墓葬遗存。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何晓琳对阜南台家寺遗址陶器的出土情况、典型组合、类型学研究以及陶范范料配比等问题进行了介绍。台家寺遗址商代陶器大致可对应洹北商城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其主要组合关系与中原商文化基本相同。折沿方唇鬲、大口尊、盆、簋、甑、缸等器类的形制和变化规律基本和中原同类器物相同，但卷沿鬲则较有自身特色。与淮河流域其他洹北时期遗址相比较，台家寺遗址泥质陶中黑皮和磨光装饰比例非常高，酒器在器类中的比例也偏高，出土有一些特别的仿铜陶器。台家寺的陶范范料可分为4类，不同类别范料的使用有数种组合方式。

近年来，晋西南地区的商与西周时期考古学遗存多有发现，部分材料的披露对当地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变迁，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形成了商周考古的一个研究新热点区域。中国国家博物馆田伟以《晋南地区商代聚落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为题，比较了晋南地区商代前期和后期聚落布局的差异。他认为，商王朝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颇有针对性。商代前期，商人延续了夏人“资源导向型”的聚落布局，并进一步完善，东下冯、垣曲两处商城在夏人中心聚落之上拔地而起，前者具有集聚资源的功能，后者位于水路要道，是天然的物资集散地。商代后期，晋南地区的商系聚落大幅减少，这一时期，中条山及周边的矿冶生产宣告停滞，商系势力集中在有限的中心聚落当中，收缩至临汾、运城盆地的东部边缘地带，与西方诸势力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商时期的聚落布局始终具有灵活、有针对性的特点，这种布局及变化体现出商王朝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与周代“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方式截然不同。

曹操高陵管委会孔德铭介绍了安阳殷墟周边的考古新发现。其中，陶家营遗址是与洹北商城同一时期的重要环壕聚落。辛店遗址是一处由“戈”族控制的“居、葬、生产合一”的超大型青铜铸造基地。邵家棚遗址发现了多进式院落、“中”字形大墓和车马坑等重要遗迹。他认为，这些遗址的发现证明在殷墟核心区之外10公里范围内存在一个外围聚落遗址圈。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与殷墟核心区相一致，都属于商代晚期殷都的范畴。这些考古新发现使“大邑商”的范围、布局、文化面貌更加清晰、明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颖以偃师商城出土的小件铜器和冶铸遗物为研究对象，对偃师商城的铜器合金配比、制作技术特点以及矿料来源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她认为，偃师商城中期已掌握了较高水平的冷热加工技术，但尚未形成对某一类产品的固定加工模式。至偃师商城晚期，工匠们已经能熟练地将各种工艺结合使用，并继承发展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工具、兵器重锡的配比技术。冶铸遗物分析显示偃师商城存在铸铜行为，小件铜器本地制作的可能性较高。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显示偃师商城的矿料来源始终多元，其中低比值铅矿源非常特殊，其使用趋势与盘龙城的兴衰过程似乎具有某种一致性，可能是商文明在长江中游地区扩张的动因之一。

主题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围绕商代手工业生产、贵重资源获取与分配、商代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南方地区文化多样性、商代社会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梅建军首先强调了长江中游地区商代冶铸遗址的新发现对研究商代冶铸技术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随后他分别就寨沟遗址、黑鱼岭遗址、郭元咀遗址的新发现以及偃师商城的制铜研究细节等与报告人展开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与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小三围绕寨沟遗址发现的陶范和马车等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鱼塔梁地点在夯土护坡出现前应该有铸铜行为，其周围还发现有墓地，因此，该地点的功能应发生过变化。该地点发现的陶范说明当地已掌握青铜器铸造技术，部分晋陕高原既往发现的容器可能就是本地生产的，这意味着晚商时期的铜器生产格局比先前的认识要更为复杂。寨沟遗址发现的铜器从风格上与安阳殷墟制作的铜器近似，因此，除对两地铜器风格的对比分析外，还需引入现代科学技术对两地铜器的合金配比、范料等方面进行比较，从而确认铜器的产地。另外，此地区发现的马车应与马车从北方草原地带传入中原地区的路线有关。马车作为稀缺资源，可能是黄土高原贵族与安阳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另外，陈小三还强调，在研究过程中应将马与马车的相关问题进行综合考察。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十分适合马匹的饲养，一些先秦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这也成为此地区马车大量使用的必要前提。总的来看，当地贵族将本地特产的马车放置于墓中可能有夸富的目的。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宋国定讨论了与郑州商城有关的问题。他认为郑州商城所发现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应当是在南方生产后再运输至中原地区的，体现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另外，郑州商城延续时间长、承继性突出，如河务局M6是郑州商城最早阶段的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而书院街M2则是目前已知郑州商城最晚阶段等级较高的一座贵族墓，两者年代相隔较远，但从墓葬的文化因素来看，二者又存在密切联系。这说明商系墓葬的葬俗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另外，水系的相关发现说明郑州商城的城市水利系统不仅有提前规划，而且具有复杂的水网布局，接下来还需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煜对会议报告和交流中所提到的与冶金考古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综合讨论。她认为，偃师商城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铸铜遗址，仅有一些零散的铸铜遗存发现，但对其的研究仍有重要收获，如偃师商城早中期就已存在高放射性成因铅的使用，遗址发现的锻打技术较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有明显提高等。关于商代众多遗址的认识问题，她提出都需要更多的从手工业经济的角度来观察。在这方面冶金考古还大有作为，下一步的研究目标是要构建初步的铜料网络，同时要脱离“两张皮”问题，使科技考古和传统考古学结合更加紧密，共同解决不同遗址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原王朝对地方的经略等问题。从洹北商城的铸铜、制骨手工业来看，中商时期的手工业生产都有制作精细化、节约原料的倾向，如陶范制作中某些材料只用于制作纹饰部分，骨器的制作方式也反映出最大限度利用骨料的特征等。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对外扩张应当有向外寻找资源的目的。台家寺遗址与洹北商城的陶范具有相似性，应当是中商时期铸铜手工业时代共性的反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迪讨论了洹北商城发现的陶窑及相关问题。洹北商城的陶窑与商代其他都城遗址的陶窑相比较较为特殊，其制作通常是先挖设基坑，坑内填土经层层夯打，夯土中的杂质经过清理，再在夯土中掏挖成窑，窑内壁整体贴敷草拌泥层，陶窑的火膛和火道规模相对较大。这种陶窑制作方式解决了在土质不利的条件下建窑烧陶的问题，也侧面反映出洹北商城土地利用紧张，陶窑选址恐无更优选择。洹北商城生产的陶器质量普遍较高，烧流现象较少。在制陶作坊中发现由草拌泥制成的卵石状器，其用途尚不清楚，推测可能是一种用于窑室内的工具。综合来看，洹北商城的铸铜、制骨、制陶手工业都面临着资源紧缺的问题，因此资源的高效利用成为了这一时期不同手工业的共同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重点介绍了洹北商城手工业综合研究的进展。遗址内发现的铸铜、制骨、制陶手工业作坊分布集中，且同时进行生产活动，形成了明确的手工业园区。洹北商城的手工业生产处在“革故鼎新”的阶段，可总结为手工业生产的“洹北模式”，表现在陶范的精细化制作、剥片式制骨技术等，这种模式的产生与中商时期的社会背景、政治格局有极大的关系。目前对于洹北商城的研究尚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从对陶器的整理中发现该遗址的年代还可提前，系列样品测年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测年数据的最早年代可早到二里冈上层时期。由此，洹北商城的性质也需要进行重新考量。此外，近年来殷墟的手工业考古也取得了巨大收获，如辛店、任家庄南地等遗址发现的铸铜手工业作坊等证明了手工业园区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酿酒、粮食加工、漆木器生产、服装加工等有机质手工业生产遗存难以在发掘工作中发现，但这些手工业也理应存在。因此，殷墟当是一个以手工业生产为主导的都邑性城市。

郑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郜向平从台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谈起，他指出相较于盘龙城遗址，台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与中原地区出土陶器具有更高的相似性。这种极高相似性陶器的发现让他联想到山东地区的一些发现，如济南刘家庄、青州苏埠屯出土陶器与殷墟相似而邻近的大辛庄遗址出土陶器则与商文化陶器差别较大。综合来看，这些地区出现与商王朝核心区相似的陶器，应当是核心区人群的据点式迁移所致。另外，在以往的文化因素分析中，通常关注中原与周边的关系，但就长江流域而言，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关系或许更加密切，也需要更多的关注，比如三星堆的祭祀遗存可能是受到长江流域祭祀传统的影响。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何赞认为澧水流域所见商文化的影响以及商王朝对这一地区资源的关注还值得进一步思考，目前尚不明确商王朝关注的是何种资源。另外，他提到湖南考古近年来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围绕类似黑鱼岭墓地这样的小线索、小遗址展开工作，来探寻商代经略南方的细节。这对于缺乏核心遗址，且保存破碎的南方地区商周时期遗址而言，是比较有效的工作方式。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路国权就何赞的发言做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除了“金道锡行”外，长江中游地区的稻米、木材等应当也是中原王朝需要的资源。此外，结合藁城台西等遗址发现的药材遗存来看，长江中游地区的药材资源在当时可能也已引起了中原王朝的关注。

作为曾系统梳理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的学者，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豆海锋认为长江中游地区考古取得了三个方面的重大进展。首先，以往在长江中游地区所发现的青铜器往往单独出现，其墓葬、居址的特征并不清晰，但现有的工作成果具有启发意义，即本地区考古同仁常在原有出土青铜器的地点再次进行调查，寻找居址和墓葬，这已然成为本地区考古工作的一种新模式。第二，以冶铸手工业为代表的资源性考古为抓手，是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的一大特色。通过比较盘龙城、郭元咀、荞麦岭、台家寺等遗址与洹北商城、殷墟所发现的冶铸遗存，再结合洹北期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可以发现商王朝在长江中游地区放松对手工业控制的过程。第三，既往研究更加关注商文化由北向南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和冲击，但随着对该地区土著文化研究的深入，学界也更多地看到了南方土著文化自身的变化和适应策略，以及由南向北的文化影响。这反映出商文化影响的针对性、层次性以及本地文化的适应性。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张昌平对会议作了总结发言。他从本次会议的初衷与展览展出的长江中游四省商遗址出土陶器所反映的年代问题谈起，认为从目前的发现和研究来看，盘龙城遗址应当有二里头文化人群的活动。除此之外，整个长江流域都发现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踪迹，说明二里头文化实质性地影响到了长江流域，因此对于二里冈文化大扩张这一观点还需商榷。

他提出，长江中游地区的商代陶器可分为具有浓厚商文化风格和强烈的地方性风格两大类。从盘龙城到郭元咀再到台家寺，长江中游地区经历了较大的转折期。一方面，郭元咀和台家寺遗址都已有铜器生产，意味着商人放弃盘龙城之后，铜器生产模式发生转变。另一方面，地方与中原地区文化自中商时期起开始交流，因此，无论是郭元咀还是台家寺都能看到更多的地方性文化器物，这与在盘龙城所见中原文化的地方化有着本质区别。中商时期的台家寺遗址的陶器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以商文化为主，但已有少量土著文化开始与之接触。随着这种地方性接触的发展，到了晚商时期，此地区发展出了以大路铺为代表的本土青铜文明，在陶器上则反映出文化格局转变为以土著文化为主，另有少量的商文化因素。由此，他认为长江中游地区与中原的关系是有阶段性差别的。中商以前，商人对长江中游地区采取直接式的统治以获取相关资源。到晚商时期，中原王朝则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取南方资源。

他认为，以此视角也可以解释其他地区所见商时期遗存的相关问题。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遗址与长江中游地区一样，在青铜器制作技术方面具有和中原地区的一致性，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大量海贝、黄金、象牙等贵重物品，这些可能说明三星堆遗址曾作为资源的转运站，并可能通过长江中游地区向中原地区输送这些资源。因此，当西周中期，中原王朝失去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控制之后，长江上游的转运点也迅速衰落。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可能与这种经济驱动力有关。长江下游的小古城、毘山等遗址内发现的大量原始瓷及其他资源应当也是经由长江中游地区转运至中原核心区。寨沟遗址发现的与中原近似的青铜器以及被中原王朝集中控制的绿松石则应当是殷墟通过输出高级技术、贵重资源以换取车马的反映。

会议期间，大会主办方组织与会学者参观了湖北考古博物馆。此次举办的长江中游商代陶器展汇集了来自三官庙、荆南寺、盘龙城、小王家山、宝塔、荞麦岭、郭元咀、台家寺、牛城、琚新屋、斑竹、黑鱼岭等遗址的陶器，是长江中游商代文明一次难得的集中呈现。将地域临近，时代相近，但面貌迥异、文化属性不同的代表性遗址的陶器汇聚一堂，勾连对比，深入理解不同考古学文化间的纵横关系，思考它们在同一时间剖面上的渊源和消长；促进各省市考古同仁、学者互通学术信息，探索地域间的学术合作，是举办此次陶器展览的初衷。

本次会议日程紧凑，内容丰富，讨论议题集中，起到了长江中游地区间，中游与上、下游地区，长江流域与黄河、北方地区的比较研究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效果。

（作者：张玥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翟扶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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