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的考古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学科建设近乎空白，到现在整体的考古学文化框架基本建立。从人才紧缺到现在各个研究方向都人才济济，研究成果丰硕。

然而中国考古学家们工作的重心一直都在国内，很少涉及到国外考古，国际考古事业的话语权都掌握在欧美等国家手中。近些年来，这种现象得到改善，中国的考古学家们逐渐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中国考古走向世界

（以下按照地图的方向介绍）

俄罗斯

黑龙江，俄罗斯称阿穆尔河，在这里曾生活着挹娄、靺鞨、勿吉、鲜卑、室韦等族群，也曾孕育了渤海王国，走出了辽、金和大清王朝。历史上古人类活动频繁的黑龙江流域，一直吸引着中俄两国学者的目光。

2015年10月，俄罗斯阿穆尔州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签署了合作协议并成立了“中俄黑龙江流域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以共同促进黑龙江流域的考古和历史研究。

2016年，中俄联合考古队在俄罗斯阿穆尔州乌斯季·伊万诺夫卡河口遗址发掘出了近60座墓葬，出土了石器、铁器、铜器和骨器等随葬品，后经考证，这些墓地应为唐代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黑水靺鞨人墓地。

▲黑水靺鞨人墓葬

今年7月10日至15日，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专家应俄罗斯方面邀请，在中俄边境的黑龙江流域沿岸，对11处古遗址进行实地踏查。在这11处遗址当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3处时代不明的神秘遗迹。3处新遗迹就像是巨型的“四叶草”，很是神奇。未来将作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确定这些遗迹的用途、性质等。

▲中俄联合考古队

蒙古国

匈奴对中国和世界历史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秦汉时期与匈奴相爱相杀，既有卫青、霍去病的勒石燕然，陈汤“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强音；也有“昭君出塞”汉匈和睦的美谈。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匈奴逐渐成为了被尘封的历史。

由河南省组建的首支境外考古队于2017年7月19日远赴蒙古国，计划用3年时间，与蒙古国同行合作完成“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考古研究项目，联合考古调查、测绘、发掘、研究和保护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初步判断该墓葬为东汉时期的匈奴贵族墓葬。

▲已发掘1号主墓（公元前后匈奴国王墓）出土汉代玉璧

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与蒙古考古工作的第一次合作。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2005年至2015年，中蒙首次开展了联合考古行动，实施“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项目，探寻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通过10年的调查，已初步摸清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为研究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积累了大量基础性资料。

▲河南考古赴蒙古国考古队 

孟加拉国

阿底峡尊者在西藏创立的噶丹派佛教，影响深远，是现行达赖、班禅系统的格鲁派黄教的源头，作为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开山祖师，阿底峡在西藏、青海、甘肃和蒙古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他的出生地在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2014年至2015年，经过中国和孟加拉国考古专家联合组成的考古队长达两年的考古发掘，这座被湮没的中世纪古城得以“重见天日”。考古队员们发现了“十字形”中心圣地建筑、寺庙、佛塔、道路、排水设施等众多重要遗迹。

▲“十字形”圣地建筑

▲毗诃罗普尔遗址出土造像

肯尼亚

中国参与肯尼亚的考古，缘起于“郑和部下后裔”的报道。1994年，美国女作家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叙述了在肯尼亚的经历：一个黑人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肯尼亚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沉没的一条中国商船遇难幸存者的后裔。这件事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国家文物局于2005年派出专家组前往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考察，掀开了中国考古走向非洲的步伐。

近些年参与肯尼亚考古发掘的主要是北京大学以及中山大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滨海考古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肯尼亚沿海中部的曼布鲁伊村遗址、马林迪老城遗址、卡提布清真寺遗址、姆简那赫利村遗址、塔卡耶遗址5个地点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从发掘结果来看，曼布鲁伊和马林迪两个遗址的创始年代都可以推定在9至10世纪，这意味着可以确定马林迪古代王国的创建年代为9至10世纪。出土的永乐通宝、龙泉窑瓷器等或可作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之一。

▲曼布鲁伊遗址出土的明“永乐通宝”铜钱 图片由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队拍摄

▲曼布鲁伊遗址出土的永乐青花瓷片 图片由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队拍摄

中山大学则在曼达岛参与发掘。2017年8月2日，由中国中山大学、美国和肯尼亚的考古学家组成的团队在肯尼亚拉穆县的曼达岛挖掘出了拥有中国血缘的人骨遗骼，其中一人可能生活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同时，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大量明代时期的“永乐通宝”钱币及中国瓷器，证明了中国文化自唐代以来便以瓷器为载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向非洲。

▲曼达岛考古一角

值得关注的是，在曼达岛旁边有一个帕泰岛，岛上住着1000多名“瓦上加人”，他们聚居的“上家村”被外界戏称为“郑和村”。瓦上加人自称是中国水手的后代，在600年前，一艘中国木船在岛屿附近触礁，几十名中国水手爬上岸，与岛上的黑人女子繁衍生子，遂有了后代留存。村民听祖上说，那些水手都是跟着郑和来的。

非洲人民不只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有可能会是亲人。

乌兹别克斯坦

2013年底，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组成国际考古队，由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王建新教授带领考古团队联合开展考古工作。考古队发掘活动的学术目标，就是为了系统获得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学信息，最终确认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经过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和相关文献的分析，王建新表示，考古队已经基本梳理清楚了大月氏与稍晚的贵霜帝国之间的关系，并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发掘

洪都拉斯

2015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在北京举行了《关于科潘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合作和互助协议》签约仪式。自2015年开始，双方将在科潘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方面实施为期5年的合作，这一合作也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的支持。

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来到科潘遗址，用现代考古技术和科技手段努力揭开玛雅文明的神秘面纱。一年多来，科潘遗址8N—11贵族居址发掘工作进展顺利，有望为破译玛雅文明衰落提供新的线索。

▲科潘遗址概况

▲科潘发现的玉米神头像

2018年发掘完成后他们将在系统整理基础上出版高水平研究报告和其他成果，还将组织科潘文物精品展。

“中国考古将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如是说。

今年国家文物局在2017年工作要点中提到，要“”围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扩大文物对外交流合作，继续做好援助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等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启动援助缅甸文物抢救保护项目，策划面向中亚、南亚等周边国家的文物保护与合作考古项目。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考古事业一定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