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晚，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武內绍人（Tsuguhito Takeuchi）教授以“10世纪中亚的藏语文及佛教：前弘与后弘之间”为题，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为我所师生带来一场有深度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为“四川大学藏学所珠峰名家论坛”第九讲，由霍巍教授主持，玉珠措姆副教授担任翻译。藏学所熊文彬教授、罗鸿教授、张延清副教授、杨清凡老师等以及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众多师生到场聆听。

本场讲座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武內绍人教授主要对藏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做了介绍；第二部分主要以文献为基础对后吐蕃时期藏文在中亚地区的使用做了分析；第三部分对后吐蕃时期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和发展做了进一步解读。

在第一部分，武內绍人教授认为，早在二十世纪初，在于阗、敦煌等地发现一批古藏文写卷，当时的学者非常兴奋，认为这批文献对于西藏历史研究大有裨益，进而将这批古藏文文献纳入研究范畴。当时研究者对于上述古藏文文献有以下三种认识：首先，因为这些藏文写卷用藏文写成，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些典籍一定是藏人写的；第二，这些古藏文写卷一定是形成于吐蕃统治中亚时期；第三，这些文献虽然在中亚地区被发现，却忠实记载了西藏的历史与文化。当时吐蕃北方中亚地区丝绸之路主要有南北两条路线，发现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南线的米兰（Miran）和麻札塔格（Mazar-tagh），而在吐蕃本土，目前发现的只有石刻而没有写卷。在研究吐蕃史时，研究者自然会重视文献和石刻两种文献。

上述写本年鉴和石刻两种文献主要是官方书写的。随着吐蕃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新的文献被使用，这主要指一些民间文献，比如私人信件、法律文书、契约、占卜辞等。官方文献特点比较单一，主要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写成的，同时都是藏人书写而成。但是通过分析民间文献会发现，在古藏文文献领域里有两个比较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社会语言学问题，即文献的书写者是非藏族，如汉人，于阗人，回鹘人，吐谷浑，苏毗、象雄等地的人；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密切相关，即古藏文文献的形成时间不局限于吐蕃时期，而是持续到了十世纪。本场主要涉及第二个问题。

讲座进入主题之前，武內绍人教授首先用两个契约文献作为例证，展示了中亚地区古藏文写卷的特点。这两个例证均用藏文书写而成，不同的是其中之一是由于阗人书写而成，另一份由汉人书写而成。两份文献存在明显的书写流利程度差异，汉人书写的文本较为流利和准确。这可能是因为其形成年代不同造成的，这种差异反映出于阗人和汉人对藏语的掌握程度存在差异。

（左图为于阗人书写，右图为汉人书写）

介绍完上述研究背景后，讲座进入第二部分，即后吐蕃时代的中亚古藏文文献分析。武內绍人教授将后吐蕃时期藏文在中亚地区的使用情况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藏文作为通用语在中亚不同族群之间使用。一般而言，所谓吐蕃文献应形成于吐蕃时期，但是从中亚地区的古藏文文献来看，有一些形成于后吐蕃时期，比如法国学者出版的一个藏梵对照文本可以被认定是后吐蕃时期的典籍。第一个提出藏文在中亚的使用的是匈牙利学者乌瑞。乌瑞认为，中亚地区的于阗国王和敦煌归义军统治者之间，以及甘州回鹘和归义军统治者之间均用藏文交流。第二个阶段，武內绍人教授经过对更多典籍的分析发现，藏文在中亚当地族群内部也被使用，并发展出多种多样的载体形式。上述两个阶段主要涉及的是非佛教典籍，如信件、契约等。到第三阶段，藏传佛教典籍开始在中亚地区出现，目前可以找到上百个密教文献。由此，武內绍人教授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藏语族群也用藏文交流？经过进一步研究，教授认为，在中亚这样一个多族群和多语言地区，使用藏文交流不光是语言问题，藏语的使用能够体现使用者的社会声望，有能力用藏文交流者，其社会地位较高。

如何对上述古藏文文献断代问题。武內绍人教授总结了十多种对后吐蕃时期中亚地区的藏文文献进行断代的方法，包括纸张质量、汉族官员称号（一般为后吐蕃时期）、后记、印章（汉字红色印章）、书籍的形式（九世纪末期出现这种形式）、 木刻本（14世纪出现）、典籍中的于阗因素、藏文字体（吐蕃时期字体特殊，但是也要注意，藏文经典在后期抄写时与原文一样）、六字真言出现时间等十二种断代方式。通过断代可以知道，中亚地区的文献大部分是十世纪以后产生的，目前敦煌藏经洞能找到的大部分文献可能是后吐蕃时期产生的。

目前发现的古藏文文献有很多不同的体裁，如私人和官方信件、法律文书、官方命令、历史文书（有可能是吐蕃时期的，也有可能是后吐蕃时期的抄写件）、佛教典籍（包括密宗）和占卜文书等。在这里教授以三份藏文写卷为例进行了说明。第一个例子以藏文写成的法律判决文书为例进行了说明。案件的内容是一位敦煌的汉族女子因子女抚养权问题状告一位尼姑。有趣的是，在文件的末尾汉人判官最后用汉字签名，而不是藏文。第二个例子是归义军给当地人的命令，大意是：军队要来了，民众需要将羊等圈养。有意思的是，几年后一个相似的命令用汉文写成而非藏文。由此可以看到，后吐蕃时期，刚开始时藏汉双语共同使用，后期藏文使用的很少。第三个例子是以浙江省藏敦煌文献为例，大概内容是：肃州汉人投靠甘州回鹘，与之一起反抗归义军，后被归义军挫败。失败者向归义军领袖起誓不再次反抗。有意思的是，起誓的内容混杂了藏式盟誓和当地盟誓两种形式。

（藏文判决与汉文签名）

上述这些文献逐渐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首先，书写体变化，开始出现了藏文草体；第二，占卜形式开始出现钱币占卜。藏族传统方式中以神（ལྷ）来占卜，但在钱币占卜中开始用孔子来作为占卜。第三，གནམ这个词的词义发生变化，在藏文里གནམ的含义为“天”。在中文里“天”同时也有“神”的含义，因此藏文的གནམ也开始包含“神”的意味。第四，从一封回鹘可汗写给归义军首领的书信可以看出此时书信的形式也发生一些变化，书信开头有大段空白，同时盖方形红色印章。

对于后吐蕃时期藏文文献的产生及其特点，武內绍人教授总结道：第一，藏文在中亚地区广泛运用，因此目前所见古藏文文献并非是吐蕃占领中亚之后时的遗存。第二，藏文是拥有社会声望的共同语言，当地人持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使用藏文。

随后，讲座进入第三大部分，藏传佛教在中亚地区传播及其表现。武內绍人教授认为，首先，到十世纪时藏传佛教文献数量骤增，特别是密教文本。第二，这一时期很多抄经人是非藏族，如回鹘人、于阗人和汉人等。第三，大量的密教经典形成于吐蕃时期。教授同时指出，十世纪时期在印度-于阗（西藏）-沙洲-汉地一线之间有大量的僧人往来活动，因此这一时期仍有很多新的佛经译本。以下一些文献可以反映出此时僧人的活动，如P.t.849为梵-藏互译手册，P.t.5538v为梵-于阗文词汇手册，IOL Tib J754记载了一位汉人僧人由五台山出发经沙洲到那烂陀（Nālānda）朝圣的经历。

上述佛教文献反映出，至十世纪末期，中亚地区的人对于藏传佛教，以及密教的兴趣在持续增长。同时，当地的汉人、回鹘人和于阗人抄写藏文经典并将其送给寺院。此外，由于这一时期梵文经典难以得到，藏文经典文献在当地人群中逐渐成为神圣文献，变得越来越流行。武內绍人教授以一份于阗僧人赴敦煌朝圣时所列的采购清单为例，这份清单前半部分用于阗文写成，而后半部分用流利的藏文写成，这可以说明于阗僧人早已熟练地掌握了于阗文和藏文，也证明了藏文在这些地区的流行程度。

（于阗文-藏文双语清单）

     根据前述中亚地区的情况，武內绍人教授对于十世纪及其后这段时期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从藏族传统观念出发，西藏的历史被划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阶段，今天所讲的这个时段恰巧处在前后期与后弘期之间，往往被称为“黑暗时期”。但是，通过前述武內绍人提出一个新的角度，即如果从中亚的角度出发会有很多不同。这段时期藏传佛教在中亚地区仍然在传播，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藏文对西夏（Tangut）佛教产生影响；第二蒙古人皈依藏传佛教；第三，回鹘佛教徒在河西一带活动；第四，在黑水城（Khara-khoto）和额济纳（Etsin-gol）地区也出现藏文文本。在这里，武內绍人教授以黑水城出土藏文文献为例，说明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中亚地区仍然继续传播，例如金刚乘（Vajrayana Buddhism），同时在这些文献中也能同时发现噶当派和噶举派的踪迹。

讲座最后教授总结道：至十二世纪时，藏文仍被中亚地区的非藏族人使用，第二，藏传佛教在十世纪时在中亚地区流传，在西夏，汉，回鹘人中都很流行。第三，这一时期出现的教派与后期出现的各个教派有融合趋势。第四，这一时期中亚地区佛教的流行使得后来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第五，藏文及藏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传播，使得在东亚更广大地区形成了佛教影响圈。

讲座结束后，张延清副教授进行了评议。张老师认为，武內绍人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又具有深度，展现了讲者深厚的文献功底。本次讲座以吐蕃在中亚地区的统治及其影响为切入点，对于后吐蕃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变迁做了细致的讲解。吐蕃控制中亚西域一带近百年，期间汉语、藏语是当地的通用语。吐蕃政权瓦解后大量藏人成为中亚地区的永久居民，因此在后吐蕃时代藏文仍然被使用。尤其在十世纪时，藏文在归义军政府与甘州回鹘和于阗政权的接触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武內绍人教授的讲座生动展示了后吐蕃时期藏族文化在中亚地区传播的过程。

随后，我所罗鸿教授、张延清副教授以及其他在场的师生分别就后吐蕃时期梵-藏佛教经典翻译的质量问题、象雄语及南语与藏语的关系问题、藏文木刻本出现的时间问题等与武內绍人教授展开讨论，教授对大家都提问一一详细作答。最后，霍巍教授对整场讲座进行总结，并对武內绍人先生的精彩演讲再次表示感谢。

    （刘欢 供稿；徐理 供图；张延清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