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简介】陈雍，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壹 考古学中的许多概念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例如用以命名考古学文化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存(墓地或居址)，这个“典型遗存”，就是模糊概念。往往由于资料和认识的局限，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常把某一考古学文化(类型)或遗存的内涵不断外延，使原有的概念膨胀，造成原本界定不清的某一考古学文化(类型)或遗存里混入其 ...

【作者简介】陈雍，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壹

考古学中的许多概念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例如用以命名考古学文化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存(墓地或居址)，这个“典型遗存”，就是模糊概念。往往由于资料和认识的局限，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常把某一考古学文化(类型)或遗存的内涵不断外延，使原有的概念膨胀，造成原本界定不清的某一考古学文化(类型)或遗存里混入其它的文化(类型)或遗存。例如最先发现红色的A(红的程度和为何种红色不详)，接着又发现了橙色的B，因B中含有红色成份，所以把B归入了A类。继而又发现了黄色的C，因C与含有黄色成份的B相近，这样C通过B归入A类。后来又发现了绿色的D，因D中含有黄色成份与C相近，这样D通过C、B也归入了A类。于是红A—橙B—黄C—绿D都成了同类。这是模糊概念和概念外延造成的结果。目前发现于东北、内蒙古地区被称为“鲜卑早期遗存”的遗存，就存在类似红A—橙B—黄C—绿D为同类的问题。

把一定的考古学遗存指称为文献记载中的某族文化，也是模糊概念。由于东北、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工作存在着红A—橙B—黄C—绿D视为同类的问题，红A被指称为“鲜卑遗存”，绿D也被指称为“鲜卑遗存”，从而造成概念的混乱。

本文试将目前称为“鲜卑遗存”的有关遗存进行相互比较，分析出它们之间的亲疏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把它们同目前称为“北魏遗存”的有关遗存进行比较。本文比较的遗存的主要来源:

〔1〕a.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葬调查记》，《文物》1961年第9期。

b.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

c.王成:《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年第1期。

〔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

〔4〕a.潘行荣:《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发现古墓葬》，《考古》1962年第12期。

b.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5〕中澎、相伟:《通榆县兴隆山鲜卑墓清理简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

以上诸文分别简称作〔1〕a、〔1〕b、〔1〕c、〔2〕、〔3〕、〔4〕a、〔4〕b、〔5〕。

此外引用的资料和论文，随文说明出处。

贰

考古学文化是按照一定的层次构成的。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考古学文化分为文化——类型——小类型等不同的层次。其二，考古学文化分为遗物——遗迹两大层次。在遗物层次里，又分为陶器——金属器——石、骨器等不同的小层次。在这个层次里，陶器是确定考古学文化特征、性质的主要根据，是考古学文化遗物的核心。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其它遗物无法相比的，下面着重分析〔1〕一〔5〕的陶器。

(一)扎赉诺尔墓陶器分类和组合

分类

手制夹砂褐陶系:

(4)碗:〔l〕b图版伍，8。

(5)杯:〔1〕b图版伍，7。

轮制细泥灰陶系:

(6)壶——无耳有颈:〔1〕c图二，3。

扎赉诺尔墓随葬的陶器，除每墓随葬1件(单种)外，每墓随葬两种器物的大约有四种组合:

(1)壶、罐:〔1〕b的M8、M21、M25、M28、〔1〕c的M4。

(2)尊、罐:〔1〕b的M10。

(3)壶、尊:〔1〕c的M3。

(4)壶、碗:〔1〕b的M26。

(二)南杨家营子墓陶器分类和组合

分类

手制夹砂褐陶系：

(2)罐——无耳一卷沿:〔2〕图二，14、15、16。

(3)碗:〔2〕图二，10。

(4)杯:〔2〕图二，9、11。

轮制细泥灰陶系:

(5)壶——无耳有颈:〔2〕图二，7。

南杨家营子墓随葬的陶器，除每墓随葬1件(单种)外，其它的组合为:

(1)壶、壶:M1、M10、M15。

(2)壶、罐:M3。

(3)壶、碗:M8、M19。

(4)罐、碗:M7、Ml3。

(5)壶、壶、壶、罐、碗:M16。

(三)老河深墓陶器分类和组合

分类

手制夹砂褐陶系:

(5)碗 (6)杯 (7)盅

本文所说的壶罐，是指《榆树老河深》图版七，3、4；图版八，1、3、4、5、6；图版九，3、图版十，1双耳壶。这种器形兼有双耳壶和双耳罐的某些特征，形态介于二者之间。

老河深墓随葬陶器配备和摆放位置不同，壶、罐、豆出在死者头部上方的棺上，杯、碗、盅和断把豆放在棺内人骨的头顶部，明显分作两类。壶、罐、豆类组合如下:

双耳壶组

(1)双耳壶:M1、7、18、23、26、29、31、33、38、40、41、58、71、76、80、91、94、95等。

(2)双耳壶、小罐:M8、17、49、54、57、60、63、67、74、77、88、97、104、111、128等。

(3)双耳壶、小壶:M9、105等。

(4)双耳壶、小罐、小壶:M27、66等。

(5)双耳壶、豆:M3、22、48、115。

双耳罐组

(6)双耳罐:M19、45、46、50、121。

(7)双耳罐、小壶:M69。

双耳壶罐组

(8)双耳壶罐:M32、58、87、93。

(9)双耳壶罐、小壶:M9、25。

(10)双耳壶罐、小罐:M55、56、78。

双耳壶/双耳壶罐、双耳罐组

(11)双耳壶、双耳罐:M61。

(12)双耳壶罐、双耳罐、小壶:M44。小罐组

(13)小罐:M10、21、62、65、82、85、86、100等。

(四)完工墓(M1B)陶器分类和组合分类

手制夹砂褐陶系：

(2)折肩罐:〔4〕b图版伍，6、9。

(3)鬲:〔4〕b图版伍，10。

(4)鸭形鼎:〔4〕b图版伍，8。

手制夹砂灰陶系:

(5)侈口鼓腹罐:〔4〕b图版伍，7。

完工M1B随葬陶器组合为;无耳卷沿有颈壶、无耳敞口有颈壶、双耳卷沿有颈壶、折肩罐、侈口鼓腹罐、鬲和鸭形鼎。这一组合包含了M1A的无耳卷沿有颈壶、无耳敞口有颈壶的组合。

(五) 兴隆山墓随葬陶器有敞口有颈鼓腹壶(〔5〕图一，4)、直口有颈鼓腹壶(〔5〕图一，3)、侈口有颈折腹壶(〔5〕图一，2)和鸭形鼎(〔5〕图一，1)。

叁

(一)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老河深、完工、兴隆山墓的陶器，如以夹砂陶壶(体型较大者)为分类标准，可以分成以下三组:

(l)无耳壶组: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兴隆山。

(2)双耳壶组:老河深。

(3)无耳壶、双耳壶组:完工。

由这种分类可以看出:老河深墓跟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兴隆山墓相去较远，陶壶存在谱系差别，完工墓是(1)、(2)两组遗存的交叉。

进一步对比(1)、(3)两组的陶壶:

(1)扎赉诺尔无耳卷沿、翻沿有颈壶跟南杨家营子无耳卷沿、盘口有颈壶类似。

(2)扎赉诺尔缺少南杨家营子无耳无颈类壶。

(3)兴隆山的三种无耳有颈壶跟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的无耳有颈壶存在谱系方面的差别。

由此可知:扎赉诺尔墓跟南杨家营子墓相近，兴隆山跟它们相远，兴隆山墓应从(1)组中析出，自成一组。

(4)完工M1B无耳卷沿有颈壶，跟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无耳卷沿有颈壶类似；完工M1B双耳卷沿有颈壶，跟老河深双耳高体壶类似；完工M1B无耳敞口有颈壶，跟兴隆山敞口有颈壶相似。

由陶壶推知:完工墓的陶器大约分别来源于以扎赉诺尔、兴隆山、老河深为代表的遗存或跟它们类似的遗存。

(二)如以双耳罐、带柄杯、豆、鬲等对比各墓葬，可以看到:

(1)夹砂双耳罐只见于扎赉诺尔墓，而不见于文化特征相近的南杨家营子墓。

这种双耳罐跟黑龙江省讷河二克浅M24同种器相似，跟内蒙古凉城毛庆沟M42、M64等墓、准格尔旗八垧地梁、㘪赖梁有关墓的双耳罐有联系。

(2)南杨家营子墓的带柄杯跟扎赉诺尔墓的无柄杯明显不同。

这种带柄杯跟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墓、吉林省大安渔场墓的带柄石、陶杯有联系。

(3)陶豆只见于含双耳壶的老河深墓，而不见于无耳壶类墓。

老河深M3盘式豆是仿汉文化制品，可对比吉林省永吉县学古东山遗址出土的汉文化灰陶豆(75kl)。M48、M22、M115罐式豆可能跟老河深南面的王家坨子遗存或类似遗存有某些联系。

(4)鸭形鼎并见于兴隆山和完工墓。完工墓有陶鬲，兴隆山有铜鬲。

完工M1B陶鬲外表抹光，颈、足部分挂红色陶衣，应是汉书二期文化系统遗物。这种鬲跟见于遗址的不同，大概是由黑龙江杜尔伯特旗官地墓。那种陶鬲演化来的。兴隆山墓铜鬲是仿陶制品，相应的陶鬲应属汉书二期文化系统，可对比汉书二期的陶鬲。

上面的对比不仅能深化对这几处墓葬的认识，而且还能看出各墓葬跟周邻文化遗存的关系。至于各墓葬陶器中跟汉文化有关的其它器物，这里暂不分析。

(三)如以陶器组合对比各墓葬，可以看到:

(1)无耳壶类墓的组合跟有耳壶类墓的组合明显不同，这跟以陶壶比较的结果相一致。

(2)有鬲墓的组合跟无鬲墓的组合存在三足器方面的重要区别。

(3)完工M1B(有鬲)的基本组合跟兴隆山墓(有鬲)的基本组合大体相同，但在壶组合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

(4)南杨家营子M16壶、壶、壶、罐、碗的组合是无耳壶(无鬲)类墓陶器级别最高的组合，它包含了壶、壶/壶、罐/壶、碗或罐、碗几种基本组合。但它却包含不了扎赉诺尔M10尊、罐和M3壶、尊的组合。“尊”很值得住意。

(一)、(二)、(三)小节的论述可用下图概括：

肆

下面讨论各墓葬的年代。

(一)扎赉诺尔墓已发表的资料难以分期,目下暂将墓群年代视为同一个较宽的时期。扎赉诺尔墓调查时发现的“四神规矩镜”和“如意”汉字纹样残锦片,是中原地区东汉时期遗物,可用来作为判断墓葬年代的参照物。

(二)南杨家营子墓已发表的资料也难分期。M7随葬的东汉“五铢”,可作为这座墓年代上限的参照物。如果南杨家营子其它墓葬大约与M7年代相近,那么,其它墓葬年代的上限,也可以参照这枚“五株”的年代。

扎赉诺尔M20夹砂褐陶罐跟南杨家营子M7:2同种罐的形态相近,扎赉诺尔M28夹砂褐陶罐跟南杨家营子采集的夹砂褐陶罐的形态几乎相同,扎赉诺尔调查采集的卷沿有颈壶跟南杨家营子M10同种壶形态类似,这些都表明两处墓地年代大体相当。

(三)老河深的129座墓中有108座随葬陶器,原报告没有分期。原报告称:“129座墓绝大多数没有叠压和打破现象,只有M24压在M9和M28之上”(11页)。据原报告图二七《M127、M128平、剖面图》,知M127打破M128。据原报告图三一《M114、M115、M116平、剖面图》,知M114打破M115,M115打破M116。据原报告34页文字叙述:“(M54)墓的南北两壁分别打破居于两侧的M44和M55的两壁”。由这几组层位和器物关系,不易直接推导出墓葬的分期,因此,老河深墓地的分期还有待研究。这里暂分作三组:

(1)双耳壶墓:如M70。

双耳壶罐墓:如M3。

(2)双耳壶墓:如M31。

双耳壶罐墓:如M44。

(3)双耳壶墓:如M25。

双耳壶罐墓:如M93。

老河深M71出土了半枚西汉中期“五铢”,这是M71年代上限的参照物。M71陶器保存情况不好,无法跟其它墓参比。

第(1)组M3随葬的仿汉式陶豆,对比标木吉林永吉学古东山75K1的年代约为西汉中期,以此推定第一组年代约在西汉中晚期。这一年代大体跟M71“五铢”显示的年代相合。

老河深墓地采集的“四神规矩镜”,是中原地区新莽时期大量出现,东汉中晚期仍然流行的铜镜,它跟扎赉诺尔墓地采集品相同。这种铜镜在老河深墓地的出现,表明墓地中的某些墓葬的年代大约跟铜镜年代相近或偏晚。

(四)完工墓没有铜钱一类辅助推定年代的参照物。M1B双耳壶跟老河深第(2)组墓的双耳壶有某些相似之处,两者年代可能相去不远。M1B鬲为汉书二期文化系统遗物,汉书二期文化年代不晚于西汉,完工M1B敞口壶和1961年调查发现的敞口壶跟兴隆山墓同种器大体相同,兴隆山墓出有西汉中期的“五铢”钱,据此推定完工M1B的年代可能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完工1961年发现的灰陶高颈罐,火候较高,颈下有一匝凸棱,器表有横向和竖向磨痕,并有用刀一类工具上下刮光的痕迹,器底有凹坑。以这件陶罐为代表的墓葬年代,应晚于完工M1B、扎赉诺尔墓、南杨家营子墓,大概在东汉末期或以后。

(五)兴隆山墓出土了9枚西汉中期的“五铢”钱,墓葬年代应在西汉中期以后。

本文比较的五处墓葬的年代大体相当,大都是汉时期的遗存。

伍

目前一般认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美岱村发现的以那种细颈壶和罐为随葬陶器的墓是北魏墓葬。呼市墓是盘口细颈壶和盘口矮颈罐,美岱村墓是卷平沿细颈壶和卷平沿矮颈罐,两墓陶器有所区别,清楚地分作两套。

1980年内蒙古准格尔旗布尔陶亥公社西沟畔发现的M9,原简报称为“匈奴墓”。这座墓随葬的卷平沿细颈壶和翻沿侈口罐,跟西沟畔M12、伊克昭盟补洞沟墓、宁夏同心倒墩子墓等目前称作“匈奴墓”的陶器明显不同,而跟美岱村墓的壶、罐有些相近,因此,80·西·M9应属美岱墓那类遗存。

以呼市墓和美岱墓为基点对比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老河深、完工、兴隆山墓葬:

(1)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墓跟“基点墓”的联系比较明显,但它们之间存在“缺环”。

(2)完工墓跟“基点墓”有某些联系。

(3)老河深、兴隆山墓跟“基点墓”之间缺少对比点,无法类比。

这样,首先汰除老河深墓和兴隆山墓,完工墓有待考虑,留下扎赉诺尔墓和南杨家营子墓以整体遗存跟呼市墓和美岱村墓作进一步比较,从而得出这样的认识:

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墓的年代为汉代,呼市、美岱墓的年代为北魏初期,据此推定大安渔场墓和巴图湾水库M2的年代约为魏晋时期。大安渔场M214打破属汉书二期文化的H205,也可参证。

如前所述,完工墓是由多种成份：构成的,就遗存整体而言,不是美岱村墓或呼市墓的前身。但完工的某些器物跟美岱、呼市墓的随葬器物有某种联系,如完工M1B:61卷沿有颈壶,有可能以类似大安渔场墓壶为中介,发展为美岱墓的细须壶,1961年调查发现的灰陶高颈罐有可能发展到美岱墓的卷沿矮颈罐。

以往所说的“鲜卑早期遗存”,现在看来,只有扎赉诺尔墓和南杨家营子墓的可能性最大。

陆

对考古学资料比较分类,是考古学多级研究的基础。基础分类工作做得越仔细,越接近事实,研究中的模糊概念的模糊度就会越小,较高级别的研究也就会越深入。以往关于“鲜卑遗存”的一些说法,由于基础分类工作薄弱,由于机械地用“进化论”观点说明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由于只依据少数器物的聚类关系扩大考古学文化内涵,而忽略了器物的组合关系,由于发现者和研究者的趋同心理造成的简单附会，致使以往那些说法明显缺乏有说服力的论据,具有极大的假说成份。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曾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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