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回鹘王国历时数百年（848—1283），其经济形态由漠北时代的以游牧为主以农业为辅而逐步转向以城市定居生活为主而以牧业为辅，尤其是葡萄种植与葡萄酒的酿制，以及棉花的种植与棉织业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就。对此，笔者已有专文探讨，[1] 这里拟以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及考古实物资料为依据，结合史乘的零星记载，就高昌回鹘的金属加工业状况略作考述。

王国后期，已发展到精耕细作的水平，开始利用驼耕和水碾，并使用铁制农具，金属制造业初具规模。吐鲁番盆地特产砺石，可以锻造镔铁，正如王延德《西州使程记》载：“又有砺石，剖之得宾铁，谓之喫铁石。”[2] 夏都别失八里城遗址发现大量的矿渣，说明城中有金属器制造生产。

波斯地区的镔铁是用熟铁配合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密封加热锻炼而成，高昌回鹘掌握这项技术，生产出的镔铁刀，刀把用本地的鸡舌香木制成。据宋人周密言，西域产篦刀，“其铁皆细花纹……其靶如合色乌木，乃西域鸡舌香木也”；[3] 元人杨瑀则谓：“镔铁胡不四，世所罕有，乃回回国中上用之乐，制作轻妙。余每询之铁工，皆不能为也”。[4] 其制作的轻妙，是很多中原工匠做不出来的。关于镔铁，《魏书·西域传》言其产自波斯，《一切经音义》卷35谓其出自罽宾（今克什米尔、阿富汗等地），而元人刘郁《西使记》则谓印度亦盛产“镔铁诸物”。[5] 质言之，回鹘的镔铁技术应来自波斯、印度诸地。

正是由于回鹘所造镔铁刀具质量上佳，故而成为回鹘入贡中原王朝的贡品，如宋真宗“咸平四年二月，大回鹘龟兹国安西州大都督府单于军尅韩王禄胜遣使曹万通，奉表贡玉勒、名马、独峰、无峰橐驼、宝刀、宾铁剑甲、琉璃器、鍮石缾等”。[6] 禄胜为龟兹回鹘可汗，龟兹回鹘亦应为高昌回鹘王国的组成部分。禄胜除向宋朝入贡镔铁刀外，还贡有宝刀之属。而琉璃器、鍮石缾之贡，亦与高昌回鹘的手工业息息相关。熙宁五年，龟兹回鹘可汗再次入中原朝贡，史载：

这些说明，龟兹回鹘入贡宋朝，金属武器名目不少，足见其金属冶炼业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二、高昌回鹘的生活用金属制品

蒙元时期，畏兀儿人使用的农具复杂多样，菜园、葡萄园使用月锄；大片田地则用犁；收获庄稼用镰刀；割草使用专门的大镰；利用牛羊粪作为肥料来保持地力。坎土曼是西域广大农民常用的农具，差不多是小型农具中的万能工具。挖地、刨地、铲土、取土，坎土曼特别适用于西域的沙质土壤。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有很多出租和买卖葡萄园的文献，可知葡萄种植业是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因其有利可图，政府在规定葡萄税和葡萄酒税的同时，鼓励人们发展葡萄种植业。葡萄的种植，需要花费大量劳动，需要用锄头锄地，用剪刀修枝、收葡萄，在铲除葡萄田杂草时要用大镰刀，葡萄产业的兴旺，带动了金属制品的发展。在高昌回鹘时期，铁器广泛使用，虽说因为战争原因早在漠北高原时期回鹘人已使用铁器（铁制兵器），但是对于铁制农具的使用，是在其迁徙至高昌地区以后。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有关于金属加工的记载，如吐鲁番七克台出土的编号为T II Čiqtim (U 5242)的回鹘文《认可奴隶婚姻与分配奴隶占有权契》载：

高昌回鹘社会在吐鲁番依然存在奴隶制，各工种的男女奴隶服务于个人作坊、家庭、寺院、政府部门等机构。奴隶生产出钢刀、铁铲、铁锅、坎土曼等日常用品。这在回鹘文书中均有体现，如：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从文书可以看出，人们将铁制器具用于婚丧嫁娶、日常生活以及田间劳作中，除了普通百姓生活起居使用的铁器生产，高昌中还出现有专门制作高端金银器具的工匠，如敦煌出土回鹘文《账单》第1—2行记载：

当然这些金银贵重金属的制作，是为高昌回鹘王室贵族所享用的。对于普通百姓有关金属器具的回鹘文词汇相当丰富，包括：铁（tämür）、钢刀（bï）、铁铲子（tämir kürgäk）、银器（kümüš）、锁（say）、锅（isič）（äsič）、剪刀（pčïru）、小刀（bïčaq）、剃刀（yülügü）、钥匙（ačqač）、戒指（üzgüm）、金印（altun）、斧头（baldu）、针（yignä）、大针（tämän）、刀子（bïčɣu）、镰刀（orɣaq）、钳子（qïsɣač）、铁锨（siš）（šiš）（sïš）、银碗（kümüš čanaq）、锥子（üškäk）、钢（polat）、小勺子（qašuq）、车辕（baɣïrčq）、匕首（pičäk）、银水瓶（kümüš subïng）、铲子（kürgäk）银箭袋（kümüš) (lügkäš）等，这些金属器具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高昌回鹘的社会生活，反映出其金属加工技术的高超。

对于高昌回鹘金属加工业的繁荣，我们还可以通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掘的西域出土物中了解。考古学家对高昌回鹘境内的今吐鲁番、库车、吉木萨尔、哈密、焉耆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发掘，出土很多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文物，其中不乏各式的铁制产品。包括犁铧、铜盆、铁盆、铁笄、木柄铁锥、铁丝残片、青铜锅碗、铁盔、铁矛头、铁铃铛、铜圆盘、铜珠子等，都是人们日常所需。

回鹘人将金属加工应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斯坦因在北庭发现4个烧饭用的青铜锅，还有青铜碗、青铜碟子，青铜刀，俨然一套完整的家庭炊具。北庭发现有两面青铜镜，而交河故城出土有圆形青铜镜，是妇女梳妆打扮之物。在吐鲁番木头沟出土有可折叠的铁剃刀，这与高昌壁画上的僧侣剃度壁画相呼应。苏联学者在对高昌回鹘夏都别失八里城遗址考察时，发现了大量瓦片和熔渣，熔渣的出现说明冶炼金属的存在。[11]

龟兹回鹘此时期炼铁和铁器加工业相当发达，所生产的坎土曼、镰刀、犁等西域传统农具，均由地产镔铁锻造，铸造出的铁甲、刀剑等武器进贡中原，镔铁最大的特点就是锋利，可见其金属制造业的发达。铁制农具大大提高高昌回鹘的农耕能力。柏孜克里克出土的犁铧，呈椭圆形，两面凸起，观察犁面可知使用了很长时间。高昌回鹘对于冶铁业的利用和发展，离不开民族间的交流。蒙元政府为了控制畏兀儿地区，常派兵驻守高昌，为解决军需，便广开屯田。史书中多关于别失八里驻军屯田的记载。元政府将和田、喀什噶尔工匠1050户迁至北庭，又“设立冶场于别失八里；鼓铸农器”，[12] 在解决当地农具短缺问题的同时，发展了当地农具生产技术。

在库车发现有方形、圆形、圆饼形的青铜印章。印章对于回鹘人的生活至关重要，可以代表一个人来进行社会活动，几乎每一份回鹘文契约底部都会盖有当事人的印章（tamɣa），如若没有就以手印（nišan）画押。[13] 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编号为P. ouigour12的回鹘文文书载：

通过文书反映，即便当事人在场，也需出示印章方可拿到礼物。印章活跃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高昌回鹘有专门掌印官（tamɣači），负责政府部门的印章。回鹘贵族随身携带的荷包总是装备一枚印章。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上钤有11处朱文方印，印文为“大福大回鹘/国中书省门下/颉于伽思诸/宰相之宝印”，[15] 是为高昌回鹘用印之实物证明。

高昌回鹘王国流通的货币有棉布币、铜钱和蒙元时期的纸钞，其中铜钱除与中原王朝朝贡获取外，尚有在地铸造。高昌回鹘所铸造铜钱分为双面和单面两种，均在不同时期流通于王国境内。双面回鹘文铜钱正面铭文为：kül bilgä boɣur uiɣurt(ä)ngri qaɣan，意为“阙·毗伽·卜古回鹘天可汗”；背面铭文为：el tuɣmïš y(a)rl(i)ɣ-ingä，意为“奉王命颁行”。[16] 通过回鹘文铭文可知，该形制铜钱铸造于高昌回鹘王国前期。因吐鲁番境内鲜有铜矿，所需铜料大都从龟兹购买，龟兹北靠天山，天山有丰富的矿藏。而别失八里既有丰富的能源-煤，又有大量的铜矿，是回鹘王国炼铜和铸钱的重地。

反映高昌回鹘生活的相关壁画，多保存于新疆及敦煌各地。在敦煌莫高窟、吐鲁番诸寺院及库车克孜尔石窟、吉木萨尔北庭故城等，均有反映高昌回鹘男女供养人形象的壁画。壁画中回鹘男女贵族佩戴各类饰件，包括耳饰、花钿、簪钗、步摇、颈饰，造型基本都是在金银上嵌入宝石，且这种装饰方法在西域早有出现。回鹘贵族奢华的装饰也体现出当时匠人手工技艺的进步。

三、高昌回鹘的军事用金属制品

高昌回鹘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辅以商业贸易，繁荣的经济使其收获到优越和富足。因经济发展需要，回鹘人一直将丝绸之路视为国家生命线。为疏通和保护这一陆路交通要道进行丝路贸易，以获取更多的利益,高昌回鹘先后同吐蕃、党项及喀喇汗王朝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同为回鹘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因信奉伊斯兰教，分别于999年、1006年灭亡波斯萨珊王朝和佛国于阗，却因高昌回鹘的顽强抵抗而“圣战”失败，使得高昌回鹘所代表的佛教势力，成为阻止伊斯兰教东传的一道屏障。西辽建立以前，伊斯兰教始终未能越过库车、拜城一线。蒙元帝国初期，蒙古贵族之间征伐不断，投靠元帝国的高昌亦都护最先受到叛乱分子的侵扰。《元史》记载了高昌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对抗蒙古叛众之事：

被围六个月，是无法靠毅力战胜强敌的，战争需要武器的支持，回鹘文文献、寺院壁画以及出土文物中出现了大量的武器形象及实物出土。如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回鹘文《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写本（编号Suppl. Turc, 001）有言：

回鹘文书中有关战争武器的词汇很多，如马鞍（ädär）、鞍蹬（aliq）、笼头（yilari）、小铃（čingratqu）、匕首（pičäk）、戟、矛（jïda）、箭（oq）、刀（käz-lik）、鞭子（bärgä）、无镞箭（ulun）、炮车（türkän）、箭袋（käš）、帐篷（käräkü-kä）、护胸、铠甲（yarïq）等，丰富的战争用品，说明高昌回鹘为抵御外敌入侵掌握了多种相关手工业技术。

回鹘人利用天然砺石资源，铸造出镔铁，继而铸造出锋利的武器，不仅自身内部消化，还朝贡中原王朝。以朝贡宋朝为例，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至熙宁五年（1072年），回鹘先后朝贡弓箭、鞍勒、金渡铁甲、硇砂、铁甲皮、马刀剑、鞍辔、校具、铁甲马等相关手工业产品。除进贡宋朝，回鹘人与契丹辽关系密切，《辽史》中关于回鹘的记载尚有河西地区的回鹘和西域地区的回鹘，无法分辨清楚。而辽代称高昌回鹘为阿萨兰回鹘，文献记载他们在有辽一代朝贡有公元933年、940年、973年、978年、988年、990年、995年、996年、1005年、1045年、1052年、1053年、1068年、1112年共计14次之多。

当然，对于这里的阿萨兰回鹘，学界有不同意见，一般都指为西州回鹘，亦有言其为喀喇汗王朝或葛逻禄国者。无论如何，都与西域地区的回鹘有关，因不涉本文宏旨，兹略而不论。

关于武器的记载和描绘在高昌回鹘王国遗迹中随处可见。龟兹库木吐拉石窟壁画中有四位身披铠甲的供养人残像，他们身佩长双柄剑，腰挂匕首。[19] 柏孜克里克第38窟中可见铁匠打铁图，在壁画上方还写着题记“bu tämürči”即“这是铁匠”之意。[20] 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一次就出土19枚箭镞，分为4个种类，和木质箭杆连在一起。[21] 高昌回鹘壁画中出现的武士都带着弓箭、短刀、弓弩以及护体的锁子甲。[22] 锁子甲是一种大衣样式的铠甲，在身体前面有一条清晰可见的缝隙，柔软并紧贴身体。柏孜克里克有半截袖铠甲，甲在前面开襟，。回鹘士兵的主要兵器是一种刀刃很宽的短刀，还有弓弩，人们都会在腰间佩戴一把匕首或短剑，兵器较短便于随时抽出进行战斗。这些胸甲残片、箭镞、青铜刀、铁盔、铁矛头等近世出土物正好与回鹘文书中的记载相呼应。

蒙元政府在战争过程中常将其他地区的俘虏迁入畏兀儿聚居地，中亚穆斯林工匠、士兵及其子孙在被掳掠而前往中原地区，部分人途次西域时便留在了畏兀儿地区；中原腹地汉族工匠则通过屯田、做工等途径来到畏兀儿地区。各族工匠的汇聚，促进了畏兀儿手工业技术的革新和发展。[23] 回鹘人对于武器的生产加工也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据《元史》记载，元世祖时期，派遣大批汉族制弓匠人到鄯善地区，教畏兀儿人制作弓弩。[24] 手工技术的交流直接影响着高昌回鹘的生产生活。

编按：本文原刊《陇右文博》2021年第3期，第44—49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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