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西方早期玻璃的融合与差异化发展西周到春秋时期的釉砂主要集中出土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国国家博物馆(下称国博)现存有河南洛阳中州路和河南陕县上村岭出土的料珠，前者为西周早期，后者为稍后的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洛阳中州路816号墓出土了完整的玻璃珠，为淡绿色圆球状，均系颈饰。标本经过光谱分析，证实为玻璃。这是1949年后西周玻璃珠的首次发 ...

中西方早期玻璃的融合与差异化发展

玻璃起源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有迹象表明玻璃作为独立材料开始使用。[1]中国的原始玻璃出现于西周，较西方晚了1000多年。中国玻璃受西方玻璃的影响，但是，在材料、助溶剂与制作工艺等方面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本土传统。早期玻璃在西方被称为费昂斯(faience)和费列特(frit),在中国被称为釉砂和玻砂[2]。1949年以来，随着一些西周早期到战国末期墓葬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料珠、料壁、蜻蜓眼、管珠、琉璃耳珰、剑饰等玻璃器物。

西周到春秋时期的釉砂主要集中出土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国国家博物馆(下称国博)现存有河南洛阳中州路和河南陕县上村岭出土的料珠，前者为西周早期，后者为稍后的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洛阳中州路816号墓出土了完整的玻璃珠，为淡绿色圆球状，均系颈饰。标本经过光谱分析，证实为玻璃。这是1949年后西周玻璃珠的首次发现，为研究西周玻璃提供了重要资料。[3]

安家瑶、干福熹等学者的考古分析和科学检测表明，与西方早期玻璃相比，中国出土的早期玻璃成分比较复杂，有钠钙硅酸盐玻璃、铅钡硅酸盐玻璃、钾钙硅酸盐玻璃等。中国古代碱主要来源于经洗涤的草木灰(K₂CO₃)或者是硝石(KNO₃),而西亚和埃及早期的古玻璃和釉砂常用天然泡碱(Na₂CO₃)。因此，中外釉砂的钾钠相对含量不同。安家瑶认为以蜻蜓眼玻璃珠为代表的钠钙硅酸盐玻璃是西方玻璃，在春秋末战国初突然出现在贵族大墓中，器型和成分与埃及、西亚等玻璃珠相似，应该是通过贸易或民族迁徙等原因从西方传人中原。[4]

战国中晚期出现了大量以铅钡硅酸盐为代表的本土自制玻璃。从造型来看，本土自制玻璃多采用中国特色的仿玉器造型，比如玻璃填、玻璃璧、玻璃剑饰、玻璃印章等。国博藏战国时期的料珠、料饰、料璧、料填等不少于120件，其中玻璃璧和玻璃剑饰以谷纹为主，是战国时期流行较早的纹样。这些仿玉的玻璃器对了解中国古代玻璃制造与玉器、青铜器制造之间的关系，古人对玻璃的认知和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从制作工艺来看，西方早期玻璃技术中最主要的发明是内核成型技术(core-formedglass),起源于两河流域但在埃及被推向极致，对用玻璃棒生产的费昂斯和玻璃珠制作奠定了基础。其后，玻璃制作工业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出现新的高峰，一种可能从金属制造业而来的铸造工艺成为主要的玻璃成型工艺。他们对黏稠玻璃的自然属性和行为特征有更为成熟的理解，因此，玻璃的造型和尺寸比埃及人铸造的任何玻璃器都更加复杂。波斯人制作的铸造玻璃碗，与银器和青铜器造型完全吻合。[5]此后，玻璃制作工业一直在以波斯文明为主的地区继承和传播。

图一前1世纪～1世纪透明玻璃碗高4.5、直径13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国博现存时代较早的一件西方古代玻璃器(图一)就类似这种波斯铸造碗，是用模具制作并利用重力成型下陷工艺(Slumpingglassovermolds)生产的玻璃器，在吸收各种玻璃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将玻璃工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此外，国博还藏有一件公元前150至公元50年左右的琥珀色玻璃碗(图二),也是采用的此种工艺，玻璃器内部被打磨光滑，去除痕迹，通常外部会增加一条经研磨的带状纹样，因外形优美且更加坚固而广泛流行。

图二前150~50年琥珀色玻璃碗高8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而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可能与当时的冶金和原始瓷器生产工艺有很深的渊源，与埃及的费昂斯相比，西周及春秋时期釉砂制作工艺有两个要点：黏接和烧结。石英砂磨成粉末之后以少量水或黏合剂调成干稠状并塑型，多为管、珠，穿孔处以黏土或其他物质支撑，此为黏接；然后在一定温度下焙烧，在珠体外壁形成玻璃体薄层，而内部仍然是未熔融的砂粒，因烧结而黏接在一起，即所谓的烧结。[6]到铅钡玻璃大量生产的战国时期，玻璃工艺多为模压铸造。例如，玻璃璧，根据关善明的研究，玻璃璧及其纹饰应为单模铸造，压模成形。推测模范为陶模或金属模，多为单面。工序上似应先压印出无孔玻璃圆饼，再用圆筒形刀具在玻璃冷却硬化之前切出璧孔。

日本学者由水常雄认为，此时的玻璃璧并不是像金属铸造那样将熔化成液态的玻璃液浇铸到范模中，而是将固态玻璃料研磨成小颗粒，填满耐火材料制成的单范中，再将填满耐火材料的单范放到炉中加热使料熔化，等玻璃冷却后将范与璧脱离，再稍加打磨加工，玻璃璧就制作成功了。[7]到两汉时期，虽然在西方已经兴起了吹制工艺，但铸造工艺一直是国产玻璃的突出特点。国博藏广西出土的碧琉璃杯，呈淡绿色，口沿微向外卷，深腹，中部有折棱，圆底，铸造成型。所以，铸造法在中国自制玻璃工艺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图三6~7世纪透明玻璃长颈瓶高16.8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吹制技术发明之后的传播与发展

公元前50年左右，在罗马境内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出现了一种新的玻璃制作技术——“吹制法”(Blownglass)。这种方法在吹管的前端挑起液体玻璃，通过向吹管里一边吹气，一边适当转动从而吹制各种造型。[8]吹制技术使玻璃材料的面貌发生极大转变，在漫长的时期内主导玻璃的成型方式。随着罗马帝国统治的稳定和疆域的扩张，基于吹制原理而诞生的各种玻璃装饰工艺迅速在帝国境内发展和传播，如自由吹制和有模吹制，包括单一模具和分瓣模具。在基础造型之上有热加工技术，如热缠丝、贴花等装饰，还有冷加工技术，如车刻线行弦纹装饰、磨刻切面装饰、磨刻叙事性图案装饰、磨刻几何纹装饰、磨刻透雕镂空装饰等[9]。

图四1世纪六面玻璃瓶高7.5、直径4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各种玻璃技术的突破下，罗马帝国的玻璃产量急剧增加，玻璃质感更加透明、轻薄，制作成本不断降低，玻璃也从贵族阶级专属走向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如饮食器具、化妆品存放、运输储藏、骨灰瓮等，贯穿着罗马人从生到死的一生。

图五5～6世纪透明玻璃碗高6.3、直径13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国博藏有罗马时期的多件玻璃盘、玻璃杯、玻璃罐、玻璃执壶，尺寸不一，各具特色，如有热加工缠绕条状装饰的透明长颈瓶(图三);有模吹制的六面玻璃瓶，采用分瓣模具形成瓶身的各种希腊式器物造型装饰，这种小瓶是罗马帝国早期公元1世纪重要的模具吹制玻璃样本，并且采用不透明的白色，具有稀缺性(图四);有采用自由吹制法而成的玻璃碗，胎薄，透明度及佳，口部造型独特，杂质少，工艺水平极高(图五);有自由吹制，底部略成锥形的玻璃杯，杯身有车刻的弦纹装饰，并因风化等原因呈现金色皮壳(图六)。从这些典型的罗马玻璃器中，可以窥见帝国盛期时玻璃制造工业的辉煌。

图六1～2世纪透明淡黄色玻璃杯高11,6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罗马吹制玻璃随着中西方的政治沟通和贸易往来进入东方，在张骞通西域之后，打通了北方的路上丝绸之路，加之西汉政权的稳定确保了丝路的畅通。另外，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存在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不断发挥作用，西方玻璃及工匠随着两条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罗马玻璃输入中国的数量和品类大量增加的现象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斗富”之风相关，当时人们将玻璃视为一种宝物，充分认识到西方玻璃的艺术价值，在“斗富”中向对方陈列出自己珍藏的玻璃器，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10]

图七北魏(386～534年)波纹玻璃碗高6.7、直径10.3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国博馆藏一级品河北景县北魏封氏家族墓地出土的波纹玻璃碗(图七),是这一时期西方进口罗马玻璃器的代表。这件淡绿色波纹碗非常精致，内外壁附着白色风化层，腹部缠贴3条波浪花纹作为装饰，每条波纹有10个波峰，3条波纹互相衔接形成网目纹。内壁光滑，外壁有明显的水平纹理，可能系有模吹制留下的痕迹。这件玻璃碗经X射线荧光定性分析是普通钠钙玻璃[11],属于罗马玻璃。5世纪，吹制玻璃技术从中亚传入中国，北魏以后的玻璃器皿，绝大多数都采用了吹制技术，吹制玻璃技术传入是中国玻璃史上一个重要转折。[12]安家瑶通过对国内出土罗马玻璃的统计，得出2～3世纪是罗马玻璃的盛期，玻璃多采用吹制法制成，这个时期的玻璃数量骤增，玻璃透明度和装饰手法增加，而中国出土的玻璃器却比较缺乏这一时期的产品，国博收藏的罗马玻璃器补充了这一缺憾。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玻璃业也因持续的动荡而衰败。而在波斯文明发源地的伊朗高原出现了萨珊王朝(226～651年),史称波斯第二帝国，在吸收罗马玻璃工艺的基础上，融合波斯文明的古老传统，发展出独特的风格。萨珊玻璃器皿都是吹制而成，考古发现表明从3世纪末一直持续到5、6世纪，这里存在着大规模生产的玻璃加工业，而主要的玻璃生产区和消费区在米索不达米亚地区[13]。不同于罗马玻璃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有很多大型存储容器，萨珊玻璃主要是碗、灯和装香水或油的小型容器，这些玻璃器的器型表明，它们是用于纪念性的或仪式性用途，在价值上是十分奢侈的，珍贵的。[14]

国博收藏的几件萨珊玻璃都是小型的瓶或碗，典型的萨珊玻璃加工工艺制作。萨珊玻璃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切割玻璃(GutGlass),它从罗马帝国时期米面或孤立的圆面样式(ricefacetsorisolatedcircularfacets)玻璃转变而来，从4世纪早期开始，切割玻璃器表面变为更紧密或重叠的圆形面，整体变得愈发精致。而且，为了完成切面装饰并抵御冷加工研磨产生的冲击，萨珊切割玻璃的器壁通常比较厚实。[15]

图八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玻璃碗高8、直径9.8厘米

这样的切割小碗在萨珊切割玻璃中占有很大比例，具代表性的是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中出土的玻璃碗(图八)。这件玻璃碗采用冷加工磨琢工艺(包括切割、研磨、抛光等)[16],碧绿色，口径9.5、高8、腹深6.8、下腹最大径9.8厘米。碗内壁光洁无锈，无打磨抛光痕迹，外壁磨痕明显，经磨琢变薄，留下两排圆形纹饰和底部，形成突起的效果，圆形纹饰的面又被磨琢成凹球面。这件玻璃碗是古代玻璃中的精品，也是这种类型的完整玻璃碗在中国的首次发现，为中国古玻璃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7]

国博也藏有一件萨珊时期典型的切割小玻璃瓶，器物中央呈现圆形装饰纹样，只不过外部有较厚的风化层，整体呈漂亮的淡黄色(图九),在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72.1.21号文物)、日本平山郁夫收藏品以及中国隋代清禅寺塔基中都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萨珊玻璃器。考古发现证实，萨珊切割玻璃经丝绸之路从伊朗高原传到中国，再经由中国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在这些地方的寺院、贵族墓葬和神社的祭祀遗址都出土过萨珊切割玻璃器皿，足以证明它的传播路径和受欢迎程度。此外，除了冷加工工艺，萨珊玻璃也有一些典型的热加工工艺，如吹制过程中在器物表面添加液体玻璃形成平行和波浪线条装饰的贴丝玻璃瓶，有趁热用钳子在玻璃表面夹出涂点式装饰的凸钉玻璃瓶等。

图九萨珊时期凸环纹玻璃瓶高6.9、直径5.6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另外，1957年陕西西安考古发掘出隋代大业四年(608)的李静训墓，这一时期与萨珊王朝对应，该墓葬出土的玻璃器现大多收藏在国博。这批玻璃器既有在中国传统工艺基础上制作的高铅玻璃，又有采用西方吹制技术自主生产的钠钙玻璃，而且，这些用新技术制作的玻璃器大多使用中国传统的器型，体现了中西方玻璃技术的融合。例如绿玻璃盒、卵形器和管形器，都应该是无模吹制成形，器物底部没有疤痕(pontil-mark),说明加工时并没有采用铁棒转接技术。盒与管形器都采用了冷磨技术，但未经抛光，磨痕清晰可见。

图一○隋(581～618年)绿色玻璃瓶高12.3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绿玻璃盒是典型的中国器型，隋代墓葬中多次出现，在李静训墓里也出土了一件大小十分相似的白瓷盒。卵形器也是传统器型，北宋密县塔基下出土了相似器型。而管形器较长，内外径较细，像是一只笔杆，日本奈良出土了一件很相似的玻璃管形器，证实了是玻璃笔杆，与中国古代文字记录的琉璃笔相符合。这几件玻璃器经X荧光分析，成分相同，都是中国自制的高铅玻璃。[18]而另外四件，包括蓝色小杯、绿色小杯、无颈瓶、绿扁瓶(图一○),制作工艺相似，都是无模吹制，底部有疤痕，经X荧光分析为钠钙玻璃。安家瑶分析，虽然这四件玻璃器与西方玻璃是成分相同，又采用了吹制和铁棒技术，但是从器型、尺寸还是工艺水平来看，都与西方外来同类产品有较大差别，应是采用西方工艺的本土自制玻璃。只有绿扁瓶的质地和工艺水平接近西亚玻璃[19],由此可以看出，最晚到隋代，中国已经熟练掌握了西方的玻璃吹制技术。

萨珊王朝是前伊斯兰时代最后一个波斯帝国，自7世纪开始，伊斯兰势力开始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并迅速扩张，637年，阿拉伯军队攻入萨珊王朝首都泰西封，相继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地区，经过长期征战，控制了西至大西洋、东至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域。学者们多将伊斯兰玻璃器划分为7～8世纪、9～11世纪、12～15世纪、16～18世纪等几个阶段。[20]

根据国博藏伊斯兰玻璃器，本文此部分主要集中于相对较早的前两个伊斯兰阶段开展论述。早期伊斯兰政权崛起后占领了罗马、萨珊时期重要的玻璃制作中心，掌握了罗马和萨珊的玻璃工艺和技术。而与欧洲黑暗时期以口述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制作体系不同，在东方玻璃制作技术和工艺被伊斯兰图书馆和大学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反映了发生在东方高质量成熟玻璃制作的幸存是通过依靠更科学的理解隐藏在生产之下的原则实现的，确保了由罗马人发展的多层次工艺步骤更完整的保留和幸存。脱色剂、切割、雕刻和釉彩技术的使用不仅得到了延续，并且得以丰富，且开始与成长中的、与西方祖先有着不同发展方向的传统相融合。[21]

图——6~7世纪紫色玻璃瓶高4.5、直径13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一阶段的伊斯兰时期主要与中国的唐、宋、辽时期对应，唐代的外来玻璃中首先出现了早期伊斯兰玻璃器，在宋、辽时期的寺院塔基、地宫、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的伊斯兰玻璃器。这些玻璃器年代准确，保存完整，由此，中国成为除产地之外，伊斯兰玻璃出土数量最多、式样最多、质量最好的出土地，对研究伊斯兰玻璃有很大作用。[22]早期伊斯兰玻璃无论在玻璃成分、样式、颜色等方面都极大继承了萨珊玻璃的传统。从玻璃成分看，萨珊玻璃使用植物灰(plantash)作为碱(alkali)的来源，与东地中海地区使用泡碱(natron)作为助溶剂的传统不同，但为同一地区早期伊斯兰玻璃工业的主要群体提供了先驱。[23]从样式看，伊斯兰早期依然流行仿萨珊磨花玻璃的小玻璃瓶(图一一),但其中等距离的圆片状装饰是热加工艺贴上的，而不是切割出来的，类似藏品在康宁博物馆(2007.1.28号文物)和平山郁夫藏品中可见[24]。从玻璃的颜色看，晚期萨珊切割玻璃更典型的呈现一种棕色(锰)色调，考古发掘时，几乎总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不透明的珐琅状铜灰色风化层，这反映出玻璃中镁含量较高[25],比如，国博收藏的钟形瓶(Bell-shapedBottle)(图一二)带有些淡棕色，切割工艺，并打磨和抛光。康宁博物馆有同一时期相同器型的多件藏品。另外，在晚期萨珊还出现了深蓝色玻璃，而蓝色也是伊斯兰玻璃的主要颜色。

图一二9~10世纪切面玻璃瓶高14、直径9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另外，国博藏有一件10世纪左右的透明玻璃壶(图一三),属于9世纪后伊斯兰玻璃形成自己特色风格的典型造型，这种玻璃壶明显借鉴了当时流行的陶瓷、金属以及同时期水晶器物的造型，亦对中国陶瓷的造型有所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辽宁朝阳北塔天宫中发现了一件玻璃执壶，时间下限为1043年，器型与国博藏玻璃壶相似，但奇特之处是该瓶内还立有一小瓶，长颈，弧腹，厚底，有执柄，呈淡蓝色。[26]这种玻璃壶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器物手柄上的奇特设计，一般叫做拇指托(thumb-rest),在康宁博物馆中有若干伊斯兰玻璃杯、玻璃壶等器物中有这种圆形、半圆形或矩形的拇指托。[27]国博还藏有一件具有伊斯兰风格又适合中东地区环境条件的长颈瓶，长颈容器可以缓解因气候干旱造成的液体蒸发现象。并且，采用著名的伊斯兰车刻工艺(wheel-engraving),图案简洁，这种圆腹、长颈的刻花玻璃瓶也是伊斯兰时期颇有代表性的器型。

图一三10世纪透明玻璃壶高18.4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小结

上述对国内一些考古发掘玻璃器与国博收藏的西方古代罗马时期、萨珊时期和早期伊斯兰时期的玻璃器进行梳理，根据历史时段进行同期对比和分析，从纵横两个维度构建起古代玻璃器研究的框架线索。以国博的藏品为例，简述了罗马帝国的玻璃吹制技术、萨珊王朝的切割工艺以及伊斯兰玻璃的装饰风格，从中既可以看出罗马帝国、萨珊波斯和伊斯兰时期在玻璃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又可以看出三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同时，玻璃通过联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不断东传，从实物的角度印证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繁盛的经济、文化、技术和贸易交流。

转自：美的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