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李新伟:百年之际的思考

摘要: 2022年8月,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年度青年学者交流活动,正值中国考古学开启新的百年,便以“百年之际:问题与探索”为题,分走出洞穴、城乡之别、墓葬礼仪、面向海洋、科技应用、精神文化和中国学派七个环节展开研讨。本期发表的几篇文章,即为部分研讨成果。百年以来,重建中国古史,为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确立史前基础,一直 ...
 
2022年8月,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年度青年学者交流活动,正值中国考古学开启新的百年,便以“百年之际:问题与探索”为题,分走出洞穴、城乡之别、墓葬礼仪、面向海洋、科技应用、精神文化和中国学派七个环节展开研讨。本期发表的几篇文章,即为部分研讨成果。百年以来,重建中国古史,为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确立史前基础,一直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核心问题。由此,“区系类型”和“多元一体”成为“中国学派”考古学的核心内容。百年之际,需要反思的问题很多,在此,仅想从区系类型的角度,谈一些对这几篇成果的认识。

苏秉琦自20世纪70年代起便在不同场合阐述自己对中国史前整体文化格局的思考,提出距今四五千年到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可以看到中原、沿海、东南、江汉、甘青和北方六个区系并立的格局[1]。1981年,他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说,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2]: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附近地区(1997年改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3])、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其实,自1949年之后,随着考古发现日益丰富,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早已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任务。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为框架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4]。20世纪70年代,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应用又为框架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夏鼐和安志敏根据测年数据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进行全面梳理,分地区讨论了各地的文化发展序列。
因此,区系类型理论的重要意义,并非首次建立起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而是真正揭示了中华文明形成进程的“多元”特质[5]。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时空框架研究,只是确立了中国史前各地区在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上的“多元”;各地区在社会发展道路上也具有“多元”性的认识并未形成。这除了当时考古资料的限制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黄河流域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仍占主导地位,认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6]。二是,对经典理论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定,成为中国史前社会研究的主流。对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史前社会的热点是关于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讨论,而非其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
苏秉琦则明确提出,六大区系“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1987年,严文明也批评一些学者“过分强调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似乎只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的错误认识。他提出:“中国幅员广大和自然条件之复杂,决定了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此“多元性”、特别是“不平衡性”更多是指史前社会发展道路。他进一步将中国史前时代的整体文化格局比喻为“重瓣花朵”,强调以“中原文化区”为核心的一体性[7]。
由此,“多元一体”为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特性成为共识。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实施,持续至今。在此项多机构协同、多学科结合的大型学术工程中,“多元一体”成为对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标准叙述,其核心内容包括:其要点包括:1)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个有自身文化发展序列和社会发展特征的文化区,此为“多元”;2)各文化区密切互动形成文化共同体,共同参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壮阔进程,此为“一体”;3)此共同体正是绵延至今的多民族统一中国的雏形和基础,可称作“最初的中国”[8]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9]
随着新资料的出现、新研究的进展和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于区系类型的再思考,成为值得推进的研究方向。
各区系文化传统的形成,是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长期以来,辽西地区一直被认为是“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文化传统的开创者,也是该区域距今5000年之前的社会发展的代表。近年来,河北北部康保兴隆[10]和内蒙古中南部化德裕民[11]等遗址,普遍发现距今8000年前的定居聚落,引发关于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定居生活开始和文化传统形成的时间及地点的新思考。尚义四台遗址距今万年半地穴房址[12]和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距今9000年玉器的最新发现[13],更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极大拓展了思考此问题的视野。
在长江及以南地区,浙江上山文化的新发现、余姚井头山遗址表现出的海洋性特征等,同样引发对“长江下游地区”区系形成问题的反思。本期《宁绍地区史前先民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一文,即为相关思考的成果。
区系自身发展与区域间互动的关系,更值得深入探讨。红山文化形成的原因,至今仍未取得一致认识。学者们或坚持本地兴隆洼-赵宝沟文化延续,或强调后岗一期文化的北上,或突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良渚文化的形成,是以“从崧泽到良渚”的本地发展为根本[14]?还是撞击与熔合的结果[15]?也仍然在讨论之中。本期《试论史前仪式的展示性》一文,可以让我们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仪式活动的相似性的角度,再次领悟区域传统间的交流和跨区域的传承。这正是各地区“一体”性形成的精要所在。
本期《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时期丧葬礼仪初探》一文,则引发对“中原”问题的再思考。
在以“多元一体”模式阐述中华文明起源历程的实践中,“中原”一直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其地理范围,一般认为“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16]。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中原”自成一元的观点早已受到质疑。1992年,张忠培和乔梁即提出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只占据了“中原”的西部,“中原”东部为后冈一期文化的范围[17]。赵辉则在2000年提出,公元前3000年之前,中国史前文化大体为黄土高原“彩陶文化圈”、辽河流域的“筒形罐文化圈”和淮河及长江中下游“鼎文化圈”三足鼎立的局面,难辨中原文化区。公元前3000至前2500年之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18]
但是,“中原”目前仍然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鉴于“中原”地处第二、三级阶梯交界地带,是夏商周三代都邑会聚之地,此概念自有其价值,但在使用过程中,应认识到的考古学定义的中原地区是熔合的“熔炉”而非天纵英明的元“直根系”“本元”,避免再次陷入苏秉琦指出的“第一个怪圈”[19]
距今4800至38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墓葬资料,最能反映“熔炉”的特性。在“中原”西部,黄土高原东南边缘,从庙底沟二期文化墓葬的简朴,到清凉寺墓地的以玉器随葬的兴盛,再到陶寺墓地的“礼制”初成,我看到的不是以西坡大墓为代表的“仰韶模式”的传承,而是对东方制度的借鉴。在“中原”的东部,新发现的河南永城王庄墓地,明确属于大汶口文化,展示了豫东在动荡时代的创新能力[20]。在“中原”的南部,河南叶县余庄墓地,更具有明确的石家河文化风格。墓葬资料展现的多元样貌,让我们感叹“如此中原”!也会让我们深思“何以中原”。
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其志不仅在确立“多元”观念,也在建立考古学文化及类型与人群和政治组织的联系。“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试图论证仰韶文化与华夏人群的联系[21];“古文化-古城-古国”,希望探讨的就是文化和类型与史前政治组织[22]。相关研究的开展,需要在大区系框架下,进行更细致的时空框架构建,虽然主要以“枯燥”的陶器类型学为主要论据。但实际上,是认识区域政体组织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角度。本期《澧阳平原史前聚落间分化的长程观察》一文,正是依托更精细准确的时空框架,勾勒出长江中游关键区域的社会发展脉络。
苏秉琦先生常说,区系类型模式“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本期两篇关于陶器的文章史前陶器产地研究中的常用假设试析》《试论陶器指印反映的相关问题——以邓槽沟梁遗址为例,可以让我们体悟何为“其小无内”。先生爱摸陶片,边摸边闭目冥思,是想从来穿越数千年的一块残片中,发现我们文明初生时的信息吧。如果有区系类型在心中,即使是具体的陶器生产和制作研究,也会有更强大的“气场”。新技术和新理论的应用,更会助力对区系类型的微观探索。
从本期《世界体系理论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一文,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引发对“区系类型”理论“其大无外”的“世界性”的思考。苏秉琦将“六大区系”分为面向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西部和面向海洋的东部两大部分,已经认识到只有在更辽阔的背景下,才能深刻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历程。依据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提出的经典“世界体系”理论,自然不能直接套用,但一定会给我们深刻启发:如果将我们的“一体”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看做一个“世界体系”的话,如何理解“中心”和“边缘”关系的形成?在文明起源进程中,我们的“九州”世界和包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九州”世界体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影响深远的理论模式的精彩之处,并不一定在其正确性,而更在于其启发性。“区系类型”理论让我们悠悠在心,沉吟至今,正是因为它不断激发我们对中华文明形成宏大进程的新思考。我们向它致敬的最好方式,是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注释

上下滑动阅读注释

[1]苏秉琦:《学科改造与建设——1975年8月间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同学讲课提纲》,《苏秉琦文集》二,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210~217页。

[2]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3]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4]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5]李新伟:《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构建的心路历程》,《考古学研究》(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6]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

[7]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8]李新伟:《“最初的中国”的考古学认定》,《考古》2016年第3期。

[9]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10]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北康保县兴隆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1期。

[1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等:《内蒙古化德县裕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1期。

[12]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尚义四台遗址》,国家文物局网站http://www.ncha.gov.cn/art/2023/3/22/art_2698_180411.html.

[13]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21年3月19日。

[14]赵辉:《从“崧泽风格”到“良渚模式”》,《权力与信仰》,文物出版社,2015年。

[15]李新伟:《裂变、撞击和熔合——苏秉琦文明起源三种形式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

[16]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17]张忠培、乔梁:《后冈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18]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19]李新伟:《第一个“怪圈”——苏秉琦“大一统”思想束缚论述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3期。

[20]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永城王庄遗址》,国家文物局网站http://www.ncha.gov.cn/art/2024/3/27/art_2759_187897.html.

[21]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22]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作者:李新伟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4年第4期

分类: 中文 研究 专家观点
关键词:

最新评论


作者:李新伟

更多信息...

img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68号小雁塔历史文化公园
邮件:secretariat#iicc.org.cn
电话:(+86)029-85246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