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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娜

2023年10月28～30日，“中华文化视野下的龟兹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龟兹学年会”在新疆库车市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大学、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等多所高校、科研单位的近百名疆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中华文化视野下的龟兹研究”为主题展开深入交流研讨，会议共收到论文70余篇。

学者们围绕“龟兹地区出土的历史、宗教、语言文字资料所体现的中华文明元素”“中华文化视野下的龟兹与多元融汇的丝路文明”“龟兹石窟考古、艺术与中华文化视觉形象”“西域考古、历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石窟寺保护利用、文旅融合、科技创新”等议题进行了研讨，涉及历史学、文献学、图像学、语言文字学、科技考古、壁画监测和分析、壁画保护修复技术等领域。研究成果既有对传统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拓展和深化，也有新方法、新方向的引入带来的新成果，加深了我们对龟兹石窟乃至龟兹历史文化的理解，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为龟兹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本次学术研讨会进行综述。

一、龟兹石窟历史、考古及图像研究

（一）龟兹石窟历史与考古研究

龟兹石窟洞窟形制完备，壁画题材多样，绘画艺术精湛，文化内涵丰富，彰显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厚重与辉煌。学者们围绕龟兹石窟题记题刻、文献资料等方面进行考证，探讨了多元文化荟萃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题记题刻方面，夏国强《龟兹石窟汉文题记中的中华文化元素述略》着眼于龟兹石窟的汉文题记，分析其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符号及折射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各民族精神生活的实事实景，探讨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屈玉丽、齐嘉锐《龟兹石窟题记与出土文书所见唐代多民族交往研究》将石窟题记与出土文书相结合，考察了唐代佛教政策在龟兹地区的推行过程，全面展示唐时龟兹的社会风貌及多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

文献资料方面，武海龙《鸠摩罗什译经与高昌佛教》提出佛教典籍中许多重要经典出自后秦这一时期，其中以鸠摩罗什译经影响最大，这些经典译出后迅速向四周扩散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吴华峰《历史记忆与现实书写——清代西域诗文中的库车》从清代西域诗文反向追溯早期的文化史记，呈现出与史志记载的不同面向，具有独特的价值。郑丽颖《沙俄在库车地区的考察活动——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例》利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藏俄文档案，详细梳理了别列佐夫斯基、奥登堡等在库车的考察活动及当地文献和文物外流过程。

历史研究方面，侯明明《鸠摩罗什入河西前高僧形象的建构》回顾了鸠摩罗什入河西前的事迹，提出鸠摩罗什为大乘佛教早期在中原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图像研究

龟兹石窟壁画中的佛教故事画、尊像画、供养人像等各类题材，体现了古代龟兹人高超的图像叙事技巧，历来是龟兹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孙英刚《从犍陀罗到中国：鬼子母和般闍迦的演变》结合图像与文本对比，对犍陀罗与中国出现的“逾城出走”题材进行分析，认为其中持弓人物为五道大神“贲识”，并进而考证他就是犍陀罗佛教图像和汉文译经中的般闍迦。苗利辉的《龟兹石窟中菩萨图像所见菩萨观念的演变》一文根据龟兹石窟中龟兹风菩萨、圣菩萨、天菩萨等菩萨图像的演变，将龟兹石窟中菩萨观念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李翎《秘吐娜还是乾达婆》对新疆地区出现的秘吐娜形象进行了梳理。作为印度传统吉祥图案的秘吐娜即爱侣，通常以恋爱状态下的男女或拥抱、或歌舞的合像出现。李翎将秘吐娜从乐神相关图像中区分出来，认为视觉佛教的开端没有样板可依，向传统和域外“借图”是工匠和僧人的自然选择。

杨波《〈贤劫经·千佛发意品〉的图现——库木吐喇窟群区第50窟图像研究》与前人多集中于单一图像或是同类型题材的研究不同，而是把洞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结合近年来语言学家对该窟龟兹文榜题的解读成果，他提出库木吐喇第50窟壁画主要依据大乘经典《贤劫经》而绘制，揭示了该窟的图像学内涵。孙岱婵《从犍陀罗到笈多——再析青州造像的龟兹风》从犍陀罗灰泥造像对青州造像的影响、青州与龟兹造像造型的共性，提出青州造像受到具有融合特征的龟兹风格的影响。台来提·乌布力、朱敏琪《克孜尔菱格山纹的风格生成与观念表达——以克孜尔第77窟为核心》从艺术风格、视觉分析等角度，提出克孜尔石窟菱格纹在演变过程中，写实性渐渐被放弃，象征性得到继承，逐渐演变成克孜尔石窟最具特色的菱格故事画。

（三）龟兹乐舞及民俗文化

龟兹乐舞闻名遐迩，乐器种类繁多。以往学界对于龟兹乐器的研究常见于琵琶、筚篥、排箫、箜篌等，未曾提及龟兹石窟壁画中存在七星管乐器，刘文荣《库木吐喇石窟第68窟所见七星管乐器考——兼论龟兹地区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传承与历史贡献》介绍了目前所见新疆石窟壁画中保存的唯一一例七星管乐器，并结合大量的史料与图像，对库木吐喇石窟第68窟窟顶的七星管乐器的形制、出现在龟兹石窟中的历史缘由以及中原与西域音乐交流的相关文化背景进行梳理与分析，阐明了龟兹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与贡献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

民俗文化方面，刘明《龟兹石窟壁画所见饮食民俗文化探赜》就龟兹石窟壁画所见饮食文化内容，从器皿、食物以及饮食的介质等多个维度展开对饮食文化观念的讨论，从而对文献和壁画所呈现的食物种类、器皿类型，绘画所呈现的饮食场景关系做了梳理和解释，角度新颖。

二、龟兹文化的多元与融合

中华文化丰富多元，植根于中华文明的龟兹文化亦是如此。邱忠鸣《龟兹与北齐佛教艺术的冲突与融合》比较了龟兹与北齐佛教艺术的视觉表现方式，探讨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选取北齐青州与邺城出土的部分相关佛像，与龟兹早期佛像的人物造型特征进行详细比对，如面型、眉毛、眼、鼻、嘴等，发现这批北齐中心地区所出的佛像具有鲜明的龟兹佛教艺术特征。李肖《中亚佛教寺院及佛塔建筑的非印度文化因素》探讨了中亚地区寺院形制布局与印度本土的差异之处，认为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受中亚地域文化的影响，更多的是受到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宗教建筑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地中海建筑的影响。

宁强《龟兹早期石窟艺术中的“宇宙模式”及其与汉地艺术传统的关系》以克孜尔石窟第118窟窟顶的天相图为例，将日月图案、飞行比丘等题材与汉晋时期内地墓葬中出现的类似题材进行比较，揭示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龟兹文化对中原汉地文化的吸收再创作是龟兹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沙武田、史文文在《融合波斯风的敦煌隋代洞窟联珠纹之传统思想义涵》考察分析了敦煌隋代洞窟联珠纹，认为联珠纹的使用是这一时期在传统思想主导下对往生净土的创造性表达，是文化认同背景下中外文明碰撞融合的历史图像。张丽香《佛教叙事的分流：以消失的本生故事Mahāgovinda和佛传里魔女变为老母情节为例》从细节上考察了印度本土图像与克孜尔和敦煌图像三者间的异同，这一考察有助于对本生叙述产生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思考。

与会学者还就石窟寺保护、传承与数字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三、其他地区佛教石窟与遗址

此次研讨会还探讨了敦煌、吐鲁番等地区石窟寺的图像与形制。陈爱峰、万慧通《柏孜克里克第18窟十二大愿九横死图释读》以其主室右壁一地狱场景壁画中的业秤称重善恶功能为切入点，通过图像与文本建立起药师佛、五官与业秤的联系，确认图像反映的是《药师经变》的内容。周澍《古代高昌曼荼罗式佛塔形制来源——兼论平面十字折角形佛塔》以高昌回鹘晚期的高昌故城W佛寺[〔德〕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著；管平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著：《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2—1903年冬季）》，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44~46页。]以及小阿萨佛寺为例，通过与河西、宁夏地区这类造型的佛塔对比，对这种新式的前殿后塔式的建筑进行探讨，认为它的传播路径可能是从藏地到河西，最后到高昌。

田卫戈、刘春山《莫高窟第290窟佛传故事画的叙事时空表达及情感隐喻》对290窟佛传故事画提出了新的解读，认为画师运用了预叙、顺叙、插叙的叙事手法，展示出主人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交织的状态。王诗雨《构建神圣历史——阿富汗绍托尔寺院遗址洞窟A壁画研究》探讨了阿富汗绍托尔寺院遗址洞窟A壁画保存的佛陀十大声闻弟子（及再传弟子）像、象征生死轮回的装饰图像，认为这一洞窟是说一切有部的祖师窟。

“中华文化视野下的龟兹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龟兹学年会”的召开开启了龟兹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征程，龟兹文化将在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新疆故事中，发挥更为积极、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