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主可能人选有关文献 

 文献一（孙绍相关）：权上尊号，追谥策曰长沙桓王，封子（绍）为吴侯，后改封上虞侯。绍卒，子奉嗣。孙皓时，讹言谓奉当立，诛死。 

 文献二（孙英相关）：赤乌四年（241年）谥登曰宣太子。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吴侯。五凤元年（254年），英以大将军孙峻擅权，谋诛峻，事觉自杀，国除。《吴历》：孙和以无罪见杀，众庶皆怀愤叹，前司马桓虑因此招合将吏，欲共杀峻立英，事觉，皆见杀，英实不知。 

 文献三（吴纂相关）：孙破虏吴夫人，本吴人，徙钱塘，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八年（203年），景卒官，子奋授兵为将，封新亭侯（权征荆州，拜奋吴郡都督），卒。子安嗣，安坐党鲁王霸死。奋弟祺嗣，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256年）胤被诛，并遇害。 

 文献四（司马宴相关）：吴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289年）受封，食丹阳、吴兴并吴三郡，历射声校尉、后军将军。与兄淮南王允共攻赵王伦，允败，收晏付廷尉，欲杀之。傅祗于朝堂正色而争，于是群官并谏，伦乃贬为宾徒县王。后徙封代王。伦诛，诏复晏本封，拜上军大将军、开府，加侍中。长沙王乂、成都王颖之相攻也，乂以晏为前锋都督，数交战。永嘉（307—321年）中，为太尉、太将军。晏为人恭愿，才不及中人，于武帝诸子中最劣。又少有风疾，视瞻不端，后转增剧，不堪朝觐。及洛京倾覆，晏亦遇害，时年三十一。（建兴元年）愍帝即位，追赠太保。五子，长子不显名，与晏同没。余四子：祥、邺、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邺即愍帝。固初封汉王，改封济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济阴，为散骑常侍。皆没于贼。 

  建兴年号表   

  孙吴墓葬说 

 第一种观点，张铁军等认为M5墓主为孙绍。主要的论据有，墓葬发掘之初在附近采集到一块有“吴天之墩”字样的南宋墓志，暗示此土墩是埋葬“吴天子”的。孙策去世时很有可能以“天子”自居，且其死亡时间与M1年代相符。若无意外，孙策原配夫人当晚于孙策去世并合葬于孙策墓中，因此孙策墓很可能会有一次时间跨度较大的合葬，M1恰好有一次时间跨度较大的合葬。而孙绍的身份和年代与M5的“吴侯”模印砖和建兴二年铭湿刻砖是比较吻合的。另外孙绍之子孙奉因讹传谋逆，被孙皓诛杀，孙绍很可能因受儿子株连而遭毁墓。 

    “吴侯”模印砖拓本 & 建兴二年铭湿刻砖拓本  

 但孙吴直到曹魏称帝，都犹豫不决是否称王，所以所谓可能以“天子”自居的说法经不起推敲。“吴天之墩”确实有可能是“吴天子墩”之讹，但民间传说附会而成的地名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实。合葬墓往往都会有第二次葬入的迹象，这点并不能作为证据。另外根据文献一的记载，孙绍后改封上虞侯。因此不可能死后再以吴侯的身份制造模印砖并埋葬。 

 第二种观点，常泽宇等认为M5墓主为孙权舅吴景之孙吴纂。首先吴景本来籍贯吴县，其子奋又任吴郡都督，吴氏一族与吴县的关系可谓相当密切，不排除吴氏族人归葬吴县的可能性。其次，吴纂袭封都亭侯，其墓砖模印“吴侯”二字，符合汉晋侯爵称谓之俗。此外，建兴二年铭湿刻砖可推知M5营建于253年前后，而吴纂卒于256年，与M5的年代基本相符。吴纂夫妇遇害后恐未能依礼安葬，至258年孙休下诏平反，“诏诸葛恪、滕胤、吕据等并无罪见者，并宜改葬，追赠其家，复其田宅”，吴纂夫妇当在此时改葬于预先营建的吴县寿冢。其后，吴纂墓遭遇浩劫，仅残存发掘时所见的青瓷钵、金环等零星遗物，至于何时何人因何缘由已不可考。另据《搜神记》载：“后主欲改葬主，冢瘗相亚，不可识别”，此例可为孙英未依吴侯礼收葬之佐证。 

 对于这一观点，根据文献三滕胤谋反被诛，因吴纂妻为滕胤之女，受到牵连被杀。吴纂256年死于非命，为何要在253年就作墓葬用砖？这恐怕很难解释清楚。此外，孙坚、孙策葬丹阳，是因为吴景在丹阳，吴氏以丹阳为根据地很明显，为何要舍近求远葬到吴县呢？即便是吴纂，他的爵位最高可能就是都亭侯，为何建兴二年铭湿刻砖里会出现“吴王”字样？此点尤为难解。 

  孙吴宗室吴侯表    

 西晋墓葬说 

 第一种观点，朱超龙等认为M5墓主为西晋人。虎丘路M5与M1有明确的地层早晚关系，M5出土的2件青瓷钵也表现出其年代稍晚的特征。这两件青瓷钵皆直口微弧、近底部内收、底内凹，与西晋时期器物近同，这种器形延续的时间似较长，在南京板桥石闸湖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中也能见到同类器。虎丘路M5出土非常多铭文砖，其中一块铭文砖残存有纪日的内容，简报未释出，将右侧一行释为“朔四日庚午富”。这个日期的年份很可能即是建兴二年，以四日庚午倒推，可知月份为丁卯朔。查《二十史朔闰表》，孙吴建兴二年（253年）十二月都不见丁卯朔，西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则有闰十月为丁卯朔。这两点似乎也为M5墓主为西晋人提供了佐证。 

    “朔四日”砖拓本  

 针对这一观点，最直观的证据“朔四日庚午富”的“庚午”二字仔细释读更像是“庚子”，整体铭文更偏“朔廿日庚子”，即朔丁巳，朔闰表嘉平六年（254年）七月朔丁巳，这个时间和孙吴建兴二年极为接近。此外，该墓还出土了带“凤”字，甚至可以初步判定为孙吴“凤凰”年号的铭文砖，也无法和西晋说吻合。 

 第二种观点，赵俊杰等认为M5墓主为西晋人，依据是其极有可能和司马宴家族有关。较之孙吴墓，M5与洛阳地区西晋晚期墓葬形制更为相似。刘斌指出，西晋墓葬无论是在形制还是随葬器物上，都已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晋制”，流行方形单室墓为其突出特征。其次，M5的形制呈现出典型的西晋晚期特征，故“建兴二年”也有可能为西晋建兴二年（314年），该墓的绝对年代即为是年或略晚。还有就是，M5中还出土有“……□内史□史女□□车□”刻铭砖，通过对拓片的仔细观察，尝试将所记内容释读为“□国内史掾史安东参军”，结合同出的“吴王”“吴侯”等文字，不难推知“国”字前很可能还有“吴”字，合为“吴国内史掾史安东参军”。“吴国内史”这一官职西晋重新改用的时间应不早于太康十年（289年），这与上文对M5年代的判断相契合。反之，如若M5为孙吴墓葬，则无法解释“吴国内史”的存在。从墓葬形制及出土铭文砖来看，M5的年代为西晋晚期，结合文献分析，M5墓主可能与出镇江东的西晋吴王司马晏家族密切相关。 

   

 这个观点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无疑是“内史”铭文砖。但是首先“□（？国）内（？）史（领或颜）史安（？）曹（？）参军”更像是史某，史某，参军某，这种格式因不可释读的字太多，故无法成为确证。此外，尚有“凤凰（？）”“凤”等铭文砖，黑松林墓地同样出土有“五凤”“凤凰”铭文墓砖，所以这几块带“凤”字的残砖是“凤凰”“五凤”铭文砖的可能极大，如果是凤凰年号，西晋建兴二年和孙吴凤凰砖混在一起也不合理。再次，根据文献四的记载，司马宴长子同没于洛阳乱军，同时被杀的有三万余人，愍帝司马邺即位给他父亲司马宴赠官太保，没有记载给其他几位兄弟追封，为何要给连名字都没留下的长兄“吴侯”这样的关键爵位？且在建兴元年（313年）即位诏书中讲到“未能枭夷凶逆，奉迎梓宫”，也就说被刘聪俘虏到北方，最后被杀的晋怀帝都没有归葬，新登基的愍帝怎么会大张旗鼓地将死于乱军的父兄运回苏州安葬？以司马宴31岁遇难，长子也就15岁左右，还没有留下名字，但后几位却又留下了名字，只能说这个人真的无足轻重。再加之如果要归葬，司马宴显然更为重要，为何没有任何记载？如此矛盾反常的举措在当时大敌压境的态势下，是没有办法也不必要的动作。因此如果要将建兴二年定为西晋建兴二年（314年），吴侯（吴王）的人选必是一个难题，无论是吴姓侯或者吴地侯都没有可能。 

 第三种观点，欧萌也认为M5墓主为西晋人，主要依据为遍寻史料，未发现湿刻砖上的“吴王”，这涉及有明确封号的高等级人物的身份问题，制砖工匠发生失误的概率也不大。因此“建兴为吴废帝孙亮年号”之说与砖上的“吴王”是矛盾的，“建兴”不可能是孙吴年号。研究者推测了3种可能性，一来，出土“吴侯”模印砖并不意味着墓主即为“吴侯”本人，只能推测可能墓主与“吴侯”有关；第二，“吴侯”即使未被史料记载，也可能存在；三来，“吴侯”模印砖的制造与墓葬建筑并不一定同时，可能是前代砖，也可能是利用旧模重新烧砖制坯的产物。此外，“内史□史□□参军”刻铭砖上内史孙吴时期未见设置，直到西晋太康十年晋武帝“改诸王国相为内史”，内史才重新出现。因此虎丘路M5的年代不应该早于太康十年（289年）。 

 关于这种观点的讨论，湿刻砖书手并不是高级知识人群，书写的随意性不容忽视。如果说吴王和建兴二年矛盾，那么一座墓里既有吴侯又有吴王，那更是明显矛盾。这一观点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基本无法讨论。至于“内史”，一则第一个残字无法辨识，导致“内”上部那个长横属于哪个字还有分歧，此外连续出现两个“史”字，第二个史也应做职官考虑，但目前仍未有好的解读。此外，尽管“内史”在一段时间内被改为“相”，但不管官名怎么改变，相应的职能仍然由官员承担。所以也有一种可能，即写刻者将某种承担“内史”职责的官员仍写作“内史”，就像唐代还有将州刺史称作“州牧”一样。“吴侯”和“吴王”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形。同理，如果是晋墓，此人只能是文献失载之人。既然失载，讨论就没必要继续进行。最后，这一说法依然没有办法解决“凤凰”砖的问题。 

  西晋吴侯表  

  

 余论 

 尽管M5破坏严重，“吴侯”模印砖仍有多块保留在原墓壁未移动位置，最具墓主身份标志意义。尽管有可能是旧砖新用，甚至旧模新用等可能，但如果不以此为原点，一切讨论都无法展开。建兴二年铭湿刻砖是工匠随意刻写的，与模印文字的性质大不相同，两者应区别对待。如果“凤”字残砖为“五凤……”的推测不误的话，将M5的修筑年代定在建兴二年（253年）与五凤年间（254—256年）应该没有问题，建兴二年烧造的砖，用于五凤年间的建筑在情理之中。南京狮子冲昭明太子墓（M1）出土“中大通二年”（530年）湿刻铭文砖，而昭明太子卒于中大通三年（531年），建墓时同样使用了上一年烧制的砖。这个时间和孙英五凤元年秋自杀的时间吻合，按《吴历》记载，“英实不知”谋杀孙峻的计划，所以作为宗室的一员依然会按照礼仪埋葬。但因不属当时执政者孙亮一支，加之又被权臣迫杀，所以也就不会入葬都城建业，封号为吴，葬于吴郡亦在情理之中。文献四提到的“共杀峻立（孙）英”，说明孙英确实有成为孙吴政权最高统治者的群众基础。此点恰好可以解释模印砖“吴侯”和湿刻砖“吴王”之间的矛盾。模印者为正式称谓，湿刻者随意，反映书写者的某种情绪。 

 虎丘路M5墓主孙吴说与西晋说之争，实际是历史时期考古的一个典型案例，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该尊重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还是以类型学研究出来的“规律”为准。齐东方先生指出：在越来越专业技术化的墓葬类型学研究中，纠缠于千变万化的墓葬形制细节和丰富多彩的随葬品里，势必迷失在各种差异和矛盾中，不易看到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甚至忽略了历史。……与汉制相比，晋墓的变化包含着三种关键性内容。其一，取消了墓上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的做法。其二，墓葬形制逐渐以方形单室墓为主。其三，俑群组成的仪仗成为随葬品的核心组合。刘斌指出，从考古学角度讲所谓“晋制”有三大特征：一、不封不树；二、室由多室向单室转化；三、土洞墓开始在高等级墓葬中使用；四、以牛车为中心的新明器制度。但问题是对“晋制”这样一个考古学者归纳构拟出来的“制度”，和历史的原貌有多少契合？一种“制度”能否规范当时所有的墓葬形制？特别是从“晋墓多为单室墓”是否可以推导出“单室墓多为晋墓”？以洛阳地区资料归纳出的“晋制”是否在全国各地都适用？这些都是“晋制”难以回答的问题。 

 如果不先入为主地引入所谓的“晋制”，即不再以偶然的考古发现总结出的所谓“规律”来判定墓葬年代，单就考古资料本身来讨论，M5墓主为三国孙吴的可能要远高于西晋。为了所谓的“晋制”，学者们做出了种种努力，甚至不惜忽略一些内证，提出一些特例来避免矛盾。为了调和文献记载、铭文砖和“晋制”之间的矛盾，王志高先生提出了墓主可能是“进入西晋纪年的孙吴宗室墓”。如果把墓主比定为西晋建兴二年的某位吴侯，除了“内史”一条证据略显有力外，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但如果放弃“晋制”这一建构的概念，把墓主身份定为孙吴宗室，特别是孙英，无论是文献、铭文、称谓、时代、背景等都可以得到相对完美的解释。因此在历史时期考古的研究中，如何归纳“规律”、如何运用“规律”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