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学界所言，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的考古发掘项目是上山文化聚落要素全景式地揭露。中心台地，外围土台、环壕、建筑、墓葬、稻作生业等考古学遗存，对于重建距今9000年前后人类行为与生活图景价值重大，对于讨论中国稻作农业形态和社会发展动因与模式亦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来一次时空穿越，当彭头山的人们来下汤做客，他会看到神仙所居的云山雾海之下开阔的平地、流淌的小河。他会看到河畔筑台而居的村寨，炊烟袅袅、莺飞草长。好客的下汤人早已备好杨梅酒，敞开大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正如2024年10月26日下汤发掘现场考察的茶歇时辰，小食丰盛美好，主人真诚热情。 

 那一次现场考察，得以面对面直观下汤遗址考古发掘的诸项成果。项目负责人仲召兵带领大家参观，详细介绍。我们了解到，下汤遗址中心土台上有建筑遗存4座，分圆形与长方形两种，采用挖槽式载柱或在槽内埋设地栿或竖立木板的方法构筑基础。圆形房址的北部发现多组石磨盘堆积单元，推测为加工食物的场所。后来，中心土台经过改造，用红烧土铺垫广场，广场上开挖了许多坑，坑内放置大量器物，这种活动重复多次。我当时推测，这或许是有意识地安置墓葬。彭头山文化的聚落也见过这种遗迹，发掘者通过相关分析后，将其确定为墓葬。 

 中心台地的外围还发现了土台，围绕于中心台地的北部和东部，初期土台的功能不太明确，但不久之后土台扩大，并在上面埋设墓葬，有的土台上还建了房子。这是聚落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一个从上山文化中期建起来的聚落，经历了跨湖桥文化、马家浜文化、好川文化多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或每一个阶段聚落内部空间都有可能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聚落边界是关键，而环壕，又是确定聚落边界的关键指标。考古发现，环壕基本将中心台地和外围土台围合起来，仅在东南部留有豁口，可能方便出入。壕沟的边坡近底部发现多处深坑，可能是处理食物的设施。中心台地和外围土台体现了向心式的社会结构，土台或许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中心土台及其建筑和广场或为氏族聚落的公共中心。   

 考虑到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彼时或出现某种形式的社会分层。下汤遗址还揭示了较为成熟的稻作农业形态，其稻子的驯化率，经北大植物考古实验室提供的最新数据，能达到75%以上。遗址的各个聚落和文化阶段都平稳保持了这个比例的驯化率。环壕内出土动物骨骼较多，共获取标本1500余件，可鉴定动物种类包括猪、中型鸟类、梅花鹿、水獭、蛙、鳖、黄颡鱼、淡水贝类。猪骨骼遗存较多，普遍可见钝器砍砸痕迹。下汤遗址还出土了最典型的筒形罐——下汤罐，为下汤聚落独有的形态，在其他遗址里看不到。陶器进入埋藏状态极为独特，在多处器物坑中看到不少立置的罐和盆，墓葬显示大口盆、大型罐也是立于葬具上，或在脚部。数量之丰富，排列之整齐，无不显示那个时代独特的下汤风格，揭示出这个史前聚落的人间世态。 

 透过考古材料，我恍惚瞥见9000年前东南山丘一隅的田园与房舍，瞅到了下汤人们生活的精致与富庶。这样的饭稻羹鱼，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和厚重底色。 

      

 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    

  

元宝山积石冢的发掘，让我们得以完整、系统了解红山文化坛、冢这一特定形态的具体样貌。积石冢呈现“北圆南方”“南坛北冢”结构。北部圆形冢体可见七层台阶状墙体层层内收，冢墙根下摆放无底筒形器。南部方形坛体与北侧圆形冢体有机结合。坛体东、西两侧的墙体则由外圈冢界墙延续形成，外圈冢界墙在半圆处向南延伸时形成直墙。冢体内发现多座墓葬，墓中随葬陶杯、彩陶盘、蚌器、玉猪龙、斜口筒形器、玉冠饰、兽面带齿玉饰、玉杯、玉璧等。还有百余件玉石器集中出土于冢墙墙体内及冢南侧筒形器残片堆积中，有猪龙、钺、璜、璧、环、蚕、蝉、龟、鸟、鸮、斧、凿、锥、各类钻芯，这类玉器多为残件，可能是举行祭祀活动时所留。元宝山积石冢红山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5500—5000年，出土了目前体量最大的玉猪龙，出土的玉冠饰显示与凌家滩文化相似。石墙的建筑方式，藏玉于墙的特点与北方河套地区石城亦有关联。这为考察北方地区早期文明化的路径与方式提供了重要材料。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不少具有祭祀功能的遗存中，祭坛、祭祀坑、墓葬往往形成关联性很强的考古情景。城头山、凌家滩、牛河梁等遗址发现的祭坛、祭祀坑、墓葬一体同构或先后构筑，其方法类似，特征鲜明，印证了上古文献祭祀天地、祖先、神祇的相关记载，也暗示距今6000—5000年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精神文化层面上的深度交流与联系，这正是中国多元一体文明化的生动体现。 

        

 

 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中，长江流域与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黄河上游地区在文明探源上还有很多问题模糊不清。地处“华西”，距今5300—4050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在中华文明产生过程中具有十字路口的作用。

   

 寺洼遗址地处黄河上游的核心腹地，2018—2024年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首次发现三重长方形布局围壕。围壕整体近正方向，平行分布，直角转弯。内部复原面积近30万平方米。围壕多处见有通道，且大致对应。从测年、形制布局、内部堆积和出土物看，三重围壕同为马家窑类型时期，应同时使用过。测年数据集中在2900BC-2600BC。通过对围壕内西北角的发掘，发现马家窑类型时期至半山类型时期房址、墓葬与大批灰坑窖穴，填补了半山聚落的空白。东南及东北区的发掘，发现多座陶窑及石器加工作坊。陶窑结构清楚，先进，制烧流程完整，可能烧制出了高温的釉陶，更将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寺洼遗址的另一重要发现是在围壕外西侧揭露出马家窑类型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人工堆土局部似有夯打痕迹，与道路均靠近围壕通道处。

 本次发掘的丰富的手工业遗迹，凸显手工业生产在马家窑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围壕外侧 道路、夯土等重要线索，亦体现出聚落的精心规划，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可辨识的文明化程度。作为历经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各个时期，面积达2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百年来的田野工作表明寺洼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此次发掘不仅丰富了马家窑文化的内容，更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与统一性。      

   

 山西沁水八里坪遗址     

  

 八里坪遗址面积超100万平方米，是晋东南面积最大的史前遗址，沁河流域的中心聚落。遗址内遗存的年代为庙二晚期、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考古工作显示，庙二晚期（距今4300年）规划了内、中、外三重环壕。中壕沟、内壕沟内发现大型高等级建筑基址。规划有序、内外有别。以中壕内建筑基址（FJ2）为例，其面积近700平方米。

  

 附属于该建筑基址（FJ2）的设施有石构排水渠、蓄水池、柱础石、磉墩等遗迹。基址应为建筑之前的土台基础，主体建筑构建于该基础之上。发掘者判断主体建筑为18×9平方米，外围回廊不清，如有回廊，则体量更大。该建筑的活动面上，出土了有领玉环、玉璧、板瓦、白陶鬶等遗物，信息量丰富。近年以来，以八里坪为中心的沁水流域中游相关遗址陶器的不少因素来自豫东和海岱。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庙二晚期和龙山晚期陶器更有了明显证据。年代距今4300年前后有领玉环的出土，将晋东南的史前地位进一步突显出来，推测此类有领玉环很可能先出于海岱大汶口文化，后出于陕北石峁文化，八里坪则是中继站。与此同时，该遗址庙二晚期出现的黄牛、绵羊，则有可能由西传来，水稻可能来自南方。种种迹象表明，八里坪所在的沁水流域是东西互动、南北交流的文化枢纽。此处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化进程快速推进时期，大范围的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激荡起中华文明形成阶段的磅礴浪潮，八里坪二里头文化遗存表明彼时此地已成为最早中国之一部分。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玛不错遗址于2019年6月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时发现，遗址坐落在喜马拉雅中段北麓，南通亚东、北接康马，海拔4410—4430米。玛不错遗址的考古工作在超高海拔的青藏高原进行发掘，在这个夏季还下雪和刮冰川风的地方，考古工作者排除重重困难，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收获。玛不错遗址面积22.4万平方米，主要遗存环绕玛不错湖分布。2020-2024进行了五次发掘。遗存分为四期，第一期年代距今4900—3300年。陶器以夹细砂褐陶戳磨光侈口平底罐、折腹平底盆为代表，以印纹、划纹为装饰。流行各类骨蚌器和水晶为原料的细石器，存在海贝与象牙制品的流通，骨器发达。该期发现墓葬22座，以俯身直肢石棺墓为主，特殊葬俗有墓内焚烧的仰身葬，俯身直肢葬有单人葬和2—3人合葬墓。第二期距今4000—3300年，陶器以放射线划纹夹云母褐陶单耳平底罐为代表，流行条形并耳，骨器和细石器衰落，新出现青铜器、玛瑙、红玉髓和费昂斯等遗物。该期发现墓葬24座，以多样的土坑墓为主，葬俗丰富：俯身、仰身延续、侧身屈肢频见，出现二次葬。叠葬明显，包括上层仰身，下层屈肢、二次葬；上层二次葬、俯身，下层仰身；上层二次葬，下层俯身葬等。第三期距今3300—3000年，陶器以折沿磨光黑皮陶尖圜底罐为代表，延续了第二期部分陶器的器形，并有小型化趋势，出土不少陶网坠。该期发现墓葬14座，以捡骨葬为主的石室墓为代表，随葬品稀少。规格较高的“石围石室墓”带分室的大型竖穴土坑墓。出现较大规模的西藏最早的封堆墓葬。第四期距今3000—2000年。该期发现西藏最早的大型石构遗迹，发现动物头祭祀坑。玛不错遗址四期文化遗存前后相续，应是属于同一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发掘者将其命名为玛不错文化。  

 一系列多学科研究，揭示出玛不错这个目前所知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的新石器时代湖畔遗址的丰富内涵。经人骨古DNA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最初来到这里的是典型东亚人种，全新世中晚期即与黄河流域人群分化的高原本地人群的代表携带高海拔适应性基因来此，临湖而居，持续发展，聚落范围不断扩大。那个时期的环境优于现在，那个时期的水域面积远超当今，虽地处高海拔与冰川雪山为邻，却也水草丰美，温暖湿润。人们以鱼类为主要食物，辅以狩猎野生动物，当然也有远距离谷物贸易，如粟、黍、水稻。后来，鱼类资源减少，陆生野生动物获取量提高，同时也出现家养绵羊、山羊、麦类作物，还有了乳制品。湖畔居民生息于斯，也与外界有着交流，陶器特征显示其与四川、云南及甘青地区的文化有不少相似因素。一批外来遗存，如稻、粟、黍、海贝、滑石珠、费昂斯、红玉髓等，不仅填补了高原地区跨区域文化交流的诸多空白，对于研究极端环境下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玛不错遗址的考古，是继卡若、曲贡遗址之后，西藏新石器考古的又一座里程碑，为构建史前青藏高原腹地长程的文化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