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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新疆奇台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
摘要: 2024年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清理了城址中心佛寺的周边遗址，在佛寺东侧清理出佛寺山门以及其他房屋建筑，南侧清理出数间房屋建筑，并在其中发现佛教塑像、经卷残片、织物等遗物。佛寺遗址东侧、南侧各发现一条东西向道路，其中一条对应佛寺山门并延伸至城址东部，初步判断其为城内东西向主干街道。城址东部及佛寺南部发现有三处性质不同的房址， ...
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 任冠 | 2024年新疆奇台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唐史学闻 2025年05月09日 07:43 新疆以下文章来源于西域研究 ，作者达吾力江 任冠
来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2期
2024年新疆奇台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1]
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 任冠
内容提要
2024年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清理了城址中心佛寺的周边遗址，在佛寺东侧清理出佛寺山门以及其他房屋建筑，南侧清理出数间房屋建筑，并在其中发现佛教塑像、经卷残片、织物等遗物。佛寺遗址东侧、南侧各发现一条东西向道路，其中一条对应佛寺山门并延伸至城址东部，初步判断其为城内东西向主干街道。城址东部及佛寺南部发现有三处性质不同的房址，为探索城址功能分区与不同区域建筑性质提供了新的线索。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昌吉奇台县东北部，在天山北麓冲积平原的绿洲廊道上，是丝绸之路北道东段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庭州治下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据考，唐朝墩古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前后，初为蒲类县县治所在，后历经高昌回鹘、西辽及元等历史时期沿用，直至14世纪中叶逐渐废弃。自2018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发掘了包括唐代院落遗址、高昌回鹘时期浴场、唐至元时期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等多处重要考古遗存，研究了城址布局与建筑形制，分析了年代序列与宗教遗存性质，为深入认识唐朝墩在内的新疆唐至元时期城市的历史变迁与文化内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2024年唐朝墩的考古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清理佛寺遗址东侧及南侧区域，确定佛寺范围及建筑布局；二是发掘城址中部、东部三处建筑基址，确定其结构与性质；三是整理2018～2023年考古发掘资料，开展出土壁画与经卷的加固保护项目。
一 考古发掘与收获
2024年度唐朝墩遗址批准发掘面积为1000平方米，城址中部、南部及东部分设3个发掘区（图1），共清理房址12处，墙体11处，灶址9处，灰坑121个，灰沟2条，水井1口，土台3处，还发现道路2条、窑址1座。
图1 唐朝墩古城遗址发掘区示意图
（淡蓝色区域为2024年发掘区）
（一）佛寺遗址
唐朝墩城址中央高台为一处佛教寺院遗址，经发掘确定其为唐代始建，沿用至高昌回鹘时期和元时期，出土佛造像和莲花纹瓦当等遗物，并在佛殿佛台壁面发现彩绘壁画（图2）。[2]2024年的考古工作重点发掘佛寺遗址庭院东部及南部区域，清理出多处建筑基址，并在佛寺遗址外围东侧、南侧各发现一条东西向道路。
图2 2020年佛寺遗址出土遗物与壁画
1.佛寺东侧建筑
佛寺东侧清理出上下叠压的两期建筑，分别为F23和F27，两者结构较为相似，推测为佛寺不同时期的建筑。该建筑在元时期寺院毁坏后被重新改建利用。
佛寺东侧建筑遗址F23平面呈长方形，墙体使用多层土坯垒砌而成，地面铺设多层土坯（图3），部分墙体涂抹白灰并残留彩绘痕迹。其主体结构为F23-1，整体呈东西向“凸”字形，南北约7米，东西约10米，东墙中部开设门道。门道以东发现一条东西向道路L6，最宽处近10米，自上至下至少包含三层路面。
图3 佛寺遗址发掘区示意图
F23-1房内地面通铺土坯，根据铺设方式不同可分为四个区域。南部和北部土坯紧邻南北墙体，其东侧对称分布两个半圆形石质柱础，直径约45厘米。西部土坯存四层土坯，其东北部发现一圆形柱础石，直径约为45厘米。东部土坯结构上下共铺设三层。
F23-2和F23-3位于F23-1北部，其中F23-2南北近3米，东西约10米，西墙有门道，宽约1.75米。靠近门道两侧有三处柱洞，呈南北相对分布，其中残存烧毁木柱。F23-3位于F23-2北部，其西墙中部门道宽约0.7米，房址中出土壁画残块，其上可见红、蓝色彩和黑色线条图案。
另有一组建筑F27叠压于F23下，墙体以土坯垒砌。其中F27-1整体呈长方形，长约11.2米，宽约9.8米，其东墙设置门道，长约2.15米，宽约1米，门道南侧东墙外壁面抹白灰，其南部有四处柱础石。上层F23西墙外侧发现的东西向道路亦见于F27西侧，路面宽约4.5米。F27-2、F27-3与上层F23-2、F23-3房址形制较为相似，两处房址内均发现有壁画残块，可见红、蓝色彩及黑色线条。F27-2发现有炭化木构件，呈圆柱形，直径约6厘米，外侧刻有多层花瓣形装饰，或为建筑构件。
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F23年代约为西辽至元时期，F27年代约为高昌回鹘中期至晚期，二者为佛寺不同时期的山门遗址，F23-1和F27-1为门殿所在，北侧房址可能为不同功能的佛殿。
2.佛寺南侧建筑
佛寺前院南侧清理出多组房址，其中F24紧邻佛寺，整体呈“T”形，内部清理出5个房间。
F24-1平面呈长方形，墙体多使用土坯垒砌。其中西墙保存较好，长约7.75米，宽约0.75米，北墙长约5.4米，宽约0.6米。东墙向北侧延伸，与F24-3南墙相接，长约8.75米，宽约1.5米。F24-1中部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段残存墙体形成拐角，或用于分隔房间的西北区域。F24-2位于F24-1东北，东墙长约5.75米，宽约2米，东墙内侧底部发现两处圆形柱洞遗存。F24-3南北约3.7米，东西约7.7米，房内发现有四处柱洞遗迹。F24-4位于F24-3西侧，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南北约5米，东西约10米，墙体采用土坯垒砌。F24-4房内堆积由上至下可分为三层，其中①层出土大量泥塑残块、炭化纸张、织物，并发现少量带有金箔的木制品与经卷残片，此外还出土一件泥塑头像（F24-4①：5）以及大量手指造型的泥塑，或为佛像残块。F245仅清理出北墙与东墙，其中北墙长约10.5米，宽约0.75米，东墙长约2.6米，宽约2米。F31位于建筑群南部，被晚期灰坑破坏严重，仅见西、北、南三处墙体。
根据地层关系可推断F24-1、F24-2、F24-3、F24-4①以及F24-5年代为西辽至元时期，F24-4②年代为高昌回鹘中晚期，F24-4③年代为高昌回鹘早期。根据房址结构与出土遗物，推测F24应为佛寺南侧多组佛殿及僧房遗址。
（二）道路遗迹
1.道路L6
城址东部发掘区发现一条东西贯穿IIT2327、IIT2329、IIT2331三个探方的道路L6，宽约3.9～4.6米，残存厚度约1.22米，包括5层路面，使用时间较长。
探方IIT2331内道路路面发现大量陶片堆积，另在探方IIT2329与探方IIT2331路面南侧、北侧各发现两条长约3米的东西向条状堆积，由经过挑选、大小相近的圆角方形石块组成，推测该遗迹与街道排水系统有关。
根据地层推断道路L6起建于唐代，沿用至元时期。就唐朝墩古城整体布局而言，L6向东对应城址东门，向西直通佛寺山门，最宽处可达10米，可能为城内一条东西向主干道。
2.道路L5
道路L5位于佛寺南侧，为一条东西向道路，最宽处达6.25米，残存厚度约1.4米，同样包含多层路面。根据地层推断L5始建于唐代，至元时期废弃，晚期路面被房屋侵占叠压。
（三）其他房址
1.佛寺南侧房址
探方IIT1412中L5南侧清理出F29、F30等多处房址。F29平面呈长方形，北墙长约10米，西墙长约1.5米，东墙与北墙垂直，长约8.5米，南侧被破坏。根据地层关系可推断F29为高昌回鹘晚期房址。
F29房北墙西部被窑址Y1打破，Y1平面呈马蹄形，从南至北由火膛、窑床、烟道三部分组成，窑室东北侧及南侧被晚期灰坑打破，操作间、窑门未存。窑室南部为火膛，平面呈梯形，南北长约1.24米，东西宽约0.7～1.56米，深约1米，火膛四壁及底部均有坚硬烧结面。窑床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四壁由土坯垒砌，南北约2.4米，东西宽约2.74米，窑床底部有烧结面。窑床北侧发现两条烟道，北缘呈弧形，宽度为0.4米，残高0.35米。
F30平面呈方形，北墙分为上下两层，长约10米，宽约1.3～1.4米，南墙宽约0.7米，南北墙相距约4.15米。东墙中部被H1079、H1081打破，推测为门道位置。西墙宽约0.7米，被H1096、H1105打破。房内出土较多铁器，并有铜带扣、陶纺轮、穿孔石器等遗物。根据地层推测F30始建于唐代，至高昌回鹘时期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修筑并沿用。
2.城址东部房址
城址东部在探方IIT2329、IIT2331清理出多处房址，其中F26、F32为相连两个房屋建筑。F26仅清理出西墙和南墙，墙体堆筑而成，西墙残存长度约5.15米，宽约1.2米；南墙残长2.5米，宽1.2米。F26房址内出土彩绘泥塑、壁画残块，壁画残块可见红、蓝、黑三色，房内还发现陶俑头像（IIT2331④：2）。房内出土陶器多为素面夹细砂红陶，表面有火烧痕迹，根据地层推测F26为唐代建筑。
F32东墙即F26西墙，F32南墙长约1.35米，宽约1.16米。墙体堆筑而成。房内西北角发现一生土起建的夯筑土台（T7），平面近弧角方形，长度3米，宽3.25米，高度2.1米，剖面可见明显夯层，包含有较多胶泥块和小颗粒石块。高台四周使用土坯围砌。F32应与F26为同一时期，推测为唐代建筑。
F22位于T2329，平面呈“E”形，整体南北向分布，东西宽约2米，南北长约3.8米，主要由三道东西向墙体和一道南北向墙体组成，中部墙体将房间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根据地层推测F22年代为高昌回鹘中晚期。
3.城址东部北侧房址
城址东部北侧发掘区IIT3030、IIT3230清理出房址F21，平面呈长方形，整体南北向分布，可分为三个房间。
F21-1仅东墙保存较好，墙体上层为土坯垒砌，下层垛泥堆筑，长约10米，北墙残长5.2米，西墙整体被灰坑打破，南墙东部保存有宽约2米门道。房间中部有一土台，清理出三条南北向烟道。F21-2东墙长约2米，北墙长约7.8米。F21-3中部偏北发现一处土台，内部保存三条南北向烟道。F21东、西墙墙体外部以土坯垒砌，中央有宽约20厘米的条状灰烬堆积，或为火墙烟道结构。
二 出土遗物
2024年度发掘出土遗物小件共计358件（组），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骨角器、玻璃（琉璃）器、贝类、木器、泥塑、纸张和织物等。其中佛寺遗址出土的泥塑、经卷、织物和树皮等文物，已完成初步加固和修复工作。
1.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以陶器为主，器型包括罐、瓮、壶、钵、盆、盏等，多为盛装器或炊器（图4），多见附加堆纹和水波纹，另有少量饰特殊刻划图像。如陶壶H1073：3和陶罐H1093：5（图5），后者器身上腹刻划顺时针万字符。部分陶器残片可见盘角羊头浮雕图案和联珠纹图案，部分陶器通体保存火烧痕迹，或具有特殊用途。
图4（左图） H1037出土陶器组合图
图5（右图） 刻划符号陶器H1073：3（左）和H1093：5(右)
除陶器外，还发现有砂玻器和瓷器残片，其中砂玻器（H1088：1）通高15.7厘米，胎体夹细砂和石英，外施青绿色釉，器身腹部呈瓜楞状（图6）。另有两片可拼对的黑地白花瓷片（H1062：2），装饰有花卉图案，内壁施黑褐色釉。
图6 砂玻器H1088：1
2.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以陶纺轮数量最多，此外常见石磨盘、石锄等石器，其中有一件较为完整的陶犁（F23-1：1），残长18厘米，最宽处12.1厘米。器体为夹粗砂红陶，外施黄褐色陶衣，器身呈等腰三角形，背部拱起，残断处中部有一孔洞，内部有残碎骨头。
3.饰品
饰品以珠饰为主，包括石质、玛瑙、琉璃、贝壳、绿松石等材质，多有穿孔。除珠饰外，还出土有铜带扣、铜环、铜铃等金属饰件。
4.塑像
佛寺南侧房址F24-4内出土大量塑像残块，其中F24-4①：5为泥塑头像，残长9.23厘米，残宽7.75厘米，表面呈灰褐色，残留面部右侧鼻、嘴、脸颊、下巴等部位，面部形态丰满（图7）。
图7 泥塑头像（F24-4①：5）
此外，还出土数十件泥塑手指，最长约9厘米，最短约2.5厘米，残宽约0.9～2.1厘米，厚约1～2厘米，部分内部残存锈蚀的铁质支撑芯或孔洞，手指粗细不同，姿势各异，可分辨左右不同手指部位、以及手指伸直或弯曲等不同形态。该房址内还出土植物、动物及环状泥塑，推测均为佛教塑像残块（图8）。
图8 塑像残块（F24-4①：9）
城址东部房址F26内出土一件陶俑头像（T2331④：2），夹细砂红陶，残高8.5厘米。人物双眼圆睁，头部似有对翼头冠，脸颊两侧有“8”字形耳饰（图9）。
图9 陶俑头像（T2331④：2）
5.经卷
佛寺南侧房址F24-4内出土多件被烧毁经卷残片，部分为残留木质圆柱形轴芯的卷轴。其中较完整的一件F24-4①：27残长8.5厘米，残宽2.5厘米，其外侧残留多层纸张残片，呈卷轴状，经卷内侧为正面，书写汉文，外侧为背面，书写回鹘文（图10）。汉文中可识读“人有一涅”“众生深”等文字（图11）。另有部分残片（F24-4①：7）双面均可识别汉字，字体风格与F24-4①：27也有所不同（图12）。
6.壁画
本年度开展了唐朝墩遗址出土壁画保护与修复项目。修复过程中在景教寺院IVT0937②：1中清理出数行墨书文字，经北京大学林丽娟博士释读为叙利亚文，可识别包括“主”“信仰”“罪”等词（图13）。
图13 IVT0937②:1残存叙利亚文
三 初步认识
2024年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重点关注佛寺东侧及南侧建筑群，清理出建筑基址及多处房址，进一步明确了佛寺遗址的布局结构和历史沿革。推测佛寺庭院东侧建筑是佛寺山门，为东西向凸字形门殿结构，地面铺设多层土坯，保留有门道及石质柱础；佛寺山门北侧与庭院南侧的多组房址，推测为配殿和僧房。通过对佛寺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确认佛寺遗址整体东西约66米，南北约42米，占地面积近2800平方米。根据地层堆积与出土遗物，判断寺院最初建于唐代，高昌回鹘、元时期历经毁坏与重修，与城址及景教寺院情况相似。
佛寺南侧房址F24-4中发现大量炭化纸张，并出土木质卷轴轴芯，部分残纸可识别出汉文与回鹘文。F24-4①：27根据汉文内容判断为《大般涅槃经》，测年结果显示纸张年代约为唐代中期（公元8～9世纪）[3]，背面的回鹘文可能为高昌回鹘时期增补的注解或论疏。该批纸质佛经为天山北麓地区首次发现，为研究佛教在西域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
佛寺以外东侧、南侧各发现一条东西向道路，其中L6连通佛寺山门与城址东部，推断为城内一条东西向主干道。L5位于佛寺遗址南部，为另一条东西向道路。根据地层关系与遗迹现象，两条道路均始建于唐代，至元时期废弃，其间经过多次铺设。道路遗迹的发现为考察城内街道系统与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依据。
除佛寺遗址外，本年度的发掘工作还清理出三片性质不同的房址区。佛寺南侧L5以南发现F29、F30等房址，清理出借助F29北墙建造的窑址Y1；东部L6北侧清理出院落遗址F26，出土了包括陶俑头像、彩绘泥塑、壁画残块、带刻划符号的陶器在内的大量遗物，并发现以生土夯筑的土台和大量烧火痕迹。结合测年数据，该房址为唐代建筑，推测其性质较为特殊，可能为城内除佛教、景教外另一处具有宗教性质的遗址。城址东部北侧清理出南北向房址F21，房址内垒砌土炕结构，墙体内发现有烟道结构，推测是民居或具有驿馆性质的建筑。上述房址的发掘为探讨城址整体布局与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线索。
近年来，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城市文化面貌愈加清晰，考古成果不仅为新疆地区首次发现，更引起了国际学界关注，成为丝绸之路城市考古与宗教领域的研究热点。唐朝墩遗址的考古发现，展现了唐至元代天山北麓地区多民族和谐共生、多宗教并存、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凸显了天山廊道作为商贸交流、宗教传播、不同群体间交往交流交融通道的重要作用，为探究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启示。
注释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CKG016）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晋西域城址与军政建置研究”（项目编号：22CKG017）的阶段性成果；“考古中国——新疆考古项目——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
[2] 任冠，魏坚：《二〇一八～二〇二〇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天地》2021年第7期，第120～121页；魏坚，郑玉：《中西文化的交汇——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启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4期，第14～15页；王晓丹，任冠：《唐朝墩佛寺遗址反映城市兴衰与丝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4月6日第A04版。
[3] 碳十四数据由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碳十四实验室检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编排：王常兴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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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2期
2024年新疆奇台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1]
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 任冠
内容提要
2024年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清理了城址中心佛寺的周边遗址，在佛寺东侧清理出佛寺山门以及其他房屋建筑，南侧清理出数间房屋建筑，并在其中发现佛教塑像、经卷残片、织物等遗物。佛寺遗址东侧、南侧各发现一条东西向道路，其中一条对应佛寺山门并延伸至城址东部，初步判断其为城内东西向主干街道。城址东部及佛寺南部发现有三处性质不同的房址，为探索城址功能分区与不同区域建筑性质提供了新的线索。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昌吉奇台县东北部，在天山北麓冲积平原的绿洲廊道上，是丝绸之路北道东段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庭州治下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据考，唐朝墩古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前后，初为蒲类县县治所在，后历经高昌回鹘、西辽及元等历史时期沿用，直至14世纪中叶逐渐废弃。自2018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发掘了包括唐代院落遗址、高昌回鹘时期浴场、唐至元时期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等多处重要考古遗存，研究了城址布局与建筑形制，分析了年代序列与宗教遗存性质，为深入认识唐朝墩在内的新疆唐至元时期城市的历史变迁与文化内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2024年唐朝墩的考古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清理佛寺遗址东侧及南侧区域，确定佛寺范围及建筑布局；二是发掘城址中部、东部三处建筑基址，确定其结构与性质；三是整理2018～2023年考古发掘资料，开展出土壁画与经卷的加固保护项目。
一 考古发掘与收获
2024年度唐朝墩遗址批准发掘面积为1000平方米，城址中部、南部及东部分设3个发掘区（图1），共清理房址12处，墙体11处，灶址9处，灰坑121个，灰沟2条，水井1口，土台3处，还发现道路2条、窑址1座。
图1 唐朝墩古城遗址发掘区示意图
（淡蓝色区域为2024年发掘区）
（一）佛寺遗址
唐朝墩城址中央高台为一处佛教寺院遗址，经发掘确定其为唐代始建，沿用至高昌回鹘时期和元时期，出土佛造像和莲花纹瓦当等遗物，并在佛殿佛台壁面发现彩绘壁画（图2）。[2]2024年的考古工作重点发掘佛寺遗址庭院东部及南部区域，清理出多处建筑基址，并在佛寺遗址外围东侧、南侧各发现一条东西向道路。
图2 2020年佛寺遗址出土遗物与壁画
1.佛寺东侧建筑
佛寺东侧清理出上下叠压的两期建筑，分别为F23和F27，两者结构较为相似，推测为佛寺不同时期的建筑。该建筑在元时期寺院毁坏后被重新改建利用。
佛寺东侧建筑遗址F23平面呈长方形，墙体使用多层土坯垒砌而成，地面铺设多层土坯（图3），部分墙体涂抹白灰并残留彩绘痕迹。其主体结构为F23-1，整体呈东西向“凸”字形，南北约7米，东西约10米，东墙中部开设门道。门道以东发现一条东西向道路L6，最宽处近10米，自上至下至少包含三层路面。
图3 佛寺遗址发掘区示意图
F23-1房内地面通铺土坯，根据铺设方式不同可分为四个区域。南部和北部土坯紧邻南北墙体，其东侧对称分布两个半圆形石质柱础，直径约45厘米。西部土坯存四层土坯，其东北部发现一圆形柱础石，直径约为45厘米。东部土坯结构上下共铺设三层。
F23-2和F23-3位于F23-1北部，其中F23-2南北近3米，东西约10米，西墙有门道，宽约1.75米。靠近门道两侧有三处柱洞，呈南北相对分布，其中残存烧毁木柱。F23-3位于F23-2北部，其西墙中部门道宽约0.7米，房址中出土壁画残块，其上可见红、蓝色彩和黑色线条图案。
另有一组建筑F27叠压于F23下，墙体以土坯垒砌。其中F27-1整体呈长方形，长约11.2米，宽约9.8米，其东墙设置门道，长约2.15米，宽约1米，门道南侧东墙外壁面抹白灰，其南部有四处柱础石。上层F23西墙外侧发现的东西向道路亦见于F27西侧，路面宽约4.5米。F27-2、F27-3与上层F23-2、F23-3房址形制较为相似，两处房址内均发现有壁画残块，可见红、蓝色彩及黑色线条。F27-2发现有炭化木构件，呈圆柱形，直径约6厘米，外侧刻有多层花瓣形装饰，或为建筑构件。
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F23年代约为西辽至元时期，F27年代约为高昌回鹘中期至晚期，二者为佛寺不同时期的山门遗址，F23-1和F27-1为门殿所在，北侧房址可能为不同功能的佛殿。
2.佛寺南侧建筑
佛寺前院南侧清理出多组房址，其中F24紧邻佛寺，整体呈“T”形，内部清理出5个房间。
F24-1平面呈长方形，墙体多使用土坯垒砌。其中西墙保存较好，长约7.75米，宽约0.75米，北墙长约5.4米，宽约0.6米。东墙向北侧延伸，与F24-3南墙相接，长约8.75米，宽约1.5米。F24-1中部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段残存墙体形成拐角，或用于分隔房间的西北区域。F24-2位于F24-1东北，东墙长约5.75米，宽约2米，东墙内侧底部发现两处圆形柱洞遗存。F24-3南北约3.7米，东西约7.7米，房内发现有四处柱洞遗迹。F24-4位于F24-3西侧，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南北约5米，东西约10米，墙体采用土坯垒砌。F24-4房内堆积由上至下可分为三层，其中①层出土大量泥塑残块、炭化纸张、织物，并发现少量带有金箔的木制品与经卷残片，此外还出土一件泥塑头像（F24-4①：5）以及大量手指造型的泥塑，或为佛像残块。F245仅清理出北墙与东墙，其中北墙长约10.5米，宽约0.75米，东墙长约2.6米，宽约2米。F31位于建筑群南部，被晚期灰坑破坏严重，仅见西、北、南三处墙体。
根据地层关系可推断F24-1、F24-2、F24-3、F24-4①以及F24-5年代为西辽至元时期，F24-4②年代为高昌回鹘中晚期，F24-4③年代为高昌回鹘早期。根据房址结构与出土遗物，推测F24应为佛寺南侧多组佛殿及僧房遗址。
（二）道路遗迹
1.道路L6
城址东部发掘区发现一条东西贯穿IIT2327、IIT2329、IIT2331三个探方的道路L6，宽约3.9～4.6米，残存厚度约1.22米，包括5层路面，使用时间较长。
探方IIT2331内道路路面发现大量陶片堆积，另在探方IIT2329与探方IIT2331路面南侧、北侧各发现两条长约3米的东西向条状堆积，由经过挑选、大小相近的圆角方形石块组成，推测该遗迹与街道排水系统有关。
根据地层推断道路L6起建于唐代，沿用至元时期。就唐朝墩古城整体布局而言，L6向东对应城址东门，向西直通佛寺山门，最宽处可达10米，可能为城内一条东西向主干道。
2.道路L5
道路L5位于佛寺南侧，为一条东西向道路，最宽处达6.25米，残存厚度约1.4米，同样包含多层路面。根据地层推断L5始建于唐代，至元时期废弃，晚期路面被房屋侵占叠压。
（三）其他房址
1.佛寺南侧房址
探方IIT1412中L5南侧清理出F29、F30等多处房址。F29平面呈长方形，北墙长约10米，西墙长约1.5米，东墙与北墙垂直，长约8.5米，南侧被破坏。根据地层关系可推断F29为高昌回鹘晚期房址。
F29房北墙西部被窑址Y1打破，Y1平面呈马蹄形，从南至北由火膛、窑床、烟道三部分组成，窑室东北侧及南侧被晚期灰坑打破，操作间、窑门未存。窑室南部为火膛，平面呈梯形，南北长约1.24米，东西宽约0.7～1.56米，深约1米，火膛四壁及底部均有坚硬烧结面。窑床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四壁由土坯垒砌，南北约2.4米，东西宽约2.74米，窑床底部有烧结面。窑床北侧发现两条烟道，北缘呈弧形，宽度为0.4米，残高0.35米。
F30平面呈方形，北墙分为上下两层，长约10米，宽约1.3～1.4米，南墙宽约0.7米，南北墙相距约4.15米。东墙中部被H1079、H1081打破，推测为门道位置。西墙宽约0.7米，被H1096、H1105打破。房内出土较多铁器，并有铜带扣、陶纺轮、穿孔石器等遗物。根据地层推测F30始建于唐代，至高昌回鹘时期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修筑并沿用。
2.城址东部房址
城址东部在探方IIT2329、IIT2331清理出多处房址，其中F26、F32为相连两个房屋建筑。F26仅清理出西墙和南墙，墙体堆筑而成，西墙残存长度约5.15米，宽约1.2米；南墙残长2.5米，宽1.2米。F26房址内出土彩绘泥塑、壁画残块，壁画残块可见红、蓝、黑三色，房内还发现陶俑头像（IIT2331④：2）。房内出土陶器多为素面夹细砂红陶，表面有火烧痕迹，根据地层推测F26为唐代建筑。
F32东墙即F26西墙，F32南墙长约1.35米，宽约1.16米。墙体堆筑而成。房内西北角发现一生土起建的夯筑土台（T7），平面近弧角方形，长度3米，宽3.25米，高度2.1米，剖面可见明显夯层，包含有较多胶泥块和小颗粒石块。高台四周使用土坯围砌。F32应与F26为同一时期，推测为唐代建筑。
F22位于T2329，平面呈“E”形，整体南北向分布，东西宽约2米，南北长约3.8米，主要由三道东西向墙体和一道南北向墙体组成，中部墙体将房间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根据地层推测F22年代为高昌回鹘中晚期。
3.城址东部北侧房址
城址东部北侧发掘区IIT3030、IIT3230清理出房址F21，平面呈长方形，整体南北向分布，可分为三个房间。
F21-1仅东墙保存较好，墙体上层为土坯垒砌，下层垛泥堆筑，长约10米，北墙残长5.2米，西墙整体被灰坑打破，南墙东部保存有宽约2米门道。房间中部有一土台，清理出三条南北向烟道。F21-2东墙长约2米，北墙长约7.8米。F21-3中部偏北发现一处土台，内部保存三条南北向烟道。F21东、西墙墙体外部以土坯垒砌，中央有宽约20厘米的条状灰烬堆积，或为火墙烟道结构。
二 出土遗物
2024年度发掘出土遗物小件共计358件（组），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骨角器、玻璃（琉璃）器、贝类、木器、泥塑、纸张和织物等。其中佛寺遗址出土的泥塑、经卷、织物和树皮等文物，已完成初步加固和修复工作。
1.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以陶器为主，器型包括罐、瓮、壶、钵、盆、盏等，多为盛装器或炊器（图4），多见附加堆纹和水波纹，另有少量饰特殊刻划图像。如陶壶H1073：3和陶罐H1093：5（图5），后者器身上腹刻划顺时针万字符。部分陶器残片可见盘角羊头浮雕图案和联珠纹图案，部分陶器通体保存火烧痕迹，或具有特殊用途。
图4（左图） H1037出土陶器组合图
图5（右图） 刻划符号陶器H1073：3（左）和H1093：5(右)
除陶器外，还发现有砂玻器和瓷器残片，其中砂玻器（H1088：1）通高15.7厘米，胎体夹细砂和石英，外施青绿色釉，器身腹部呈瓜楞状（图6）。另有两片可拼对的黑地白花瓷片（H1062：2），装饰有花卉图案，内壁施黑褐色釉。
图6 砂玻器H1088：1
2.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以陶纺轮数量最多，此外常见石磨盘、石锄等石器，其中有一件较为完整的陶犁（F23-1：1），残长18厘米，最宽处12.1厘米。器体为夹粗砂红陶，外施黄褐色陶衣，器身呈等腰三角形，背部拱起，残断处中部有一孔洞，内部有残碎骨头。
3.饰品
饰品以珠饰为主，包括石质、玛瑙、琉璃、贝壳、绿松石等材质，多有穿孔。除珠饰外，还出土有铜带扣、铜环、铜铃等金属饰件。
4.塑像
佛寺南侧房址F24-4内出土大量塑像残块，其中F24-4①：5为泥塑头像，残长9.23厘米，残宽7.75厘米，表面呈灰褐色，残留面部右侧鼻、嘴、脸颊、下巴等部位，面部形态丰满（图7）。
图7 泥塑头像（F24-4①：5）
此外，还出土数十件泥塑手指，最长约9厘米，最短约2.5厘米，残宽约0.9～2.1厘米，厚约1～2厘米，部分内部残存锈蚀的铁质支撑芯或孔洞，手指粗细不同，姿势各异，可分辨左右不同手指部位、以及手指伸直或弯曲等不同形态。该房址内还出土植物、动物及环状泥塑，推测均为佛教塑像残块（图8）。
图8 塑像残块（F24-4①：9）
城址东部房址F26内出土一件陶俑头像（T2331④：2），夹细砂红陶，残高8.5厘米。人物双眼圆睁，头部似有对翼头冠，脸颊两侧有“8”字形耳饰（图9）。
图9 陶俑头像（T2331④：2）
5.经卷
佛寺南侧房址F24-4内出土多件被烧毁经卷残片，部分为残留木质圆柱形轴芯的卷轴。其中较完整的一件F24-4①：27残长8.5厘米，残宽2.5厘米，其外侧残留多层纸张残片，呈卷轴状，经卷内侧为正面，书写汉文，外侧为背面，书写回鹘文（图10）。汉文中可识读“人有一涅”“众生深”等文字（图11）。另有部分残片（F24-4①：7）双面均可识别汉字，字体风格与F24-4①：27也有所不同（图12）。
6.壁画
本年度开展了唐朝墩遗址出土壁画保护与修复项目。修复过程中在景教寺院IVT0937②：1中清理出数行墨书文字，经北京大学林丽娟博士释读为叙利亚文，可识别包括“主”“信仰”“罪”等词（图13）。
图13 IVT0937②:1残存叙利亚文
三 初步认识
2024年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重点关注佛寺东侧及南侧建筑群，清理出建筑基址及多处房址，进一步明确了佛寺遗址的布局结构和历史沿革。推测佛寺庭院东侧建筑是佛寺山门，为东西向凸字形门殿结构，地面铺设多层土坯，保留有门道及石质柱础；佛寺山门北侧与庭院南侧的多组房址，推测为配殿和僧房。通过对佛寺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确认佛寺遗址整体东西约66米，南北约42米，占地面积近2800平方米。根据地层堆积与出土遗物，判断寺院最初建于唐代，高昌回鹘、元时期历经毁坏与重修，与城址及景教寺院情况相似。
佛寺南侧房址F24-4中发现大量炭化纸张，并出土木质卷轴轴芯，部分残纸可识别出汉文与回鹘文。F24-4①：27根据汉文内容判断为《大般涅槃经》，测年结果显示纸张年代约为唐代中期（公元8～9世纪）[3]，背面的回鹘文可能为高昌回鹘时期增补的注解或论疏。该批纸质佛经为天山北麓地区首次发现，为研究佛教在西域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
佛寺以外东侧、南侧各发现一条东西向道路，其中L6连通佛寺山门与城址东部，推断为城内一条东西向主干道。L5位于佛寺遗址南部，为另一条东西向道路。根据地层关系与遗迹现象，两条道路均始建于唐代，至元时期废弃，其间经过多次铺设。道路遗迹的发现为考察城内街道系统与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依据。
除佛寺遗址外，本年度的发掘工作还清理出三片性质不同的房址区。佛寺南侧L5以南发现F29、F30等房址，清理出借助F29北墙建造的窑址Y1；东部L6北侧清理出院落遗址F26，出土了包括陶俑头像、彩绘泥塑、壁画残块、带刻划符号的陶器在内的大量遗物，并发现以生土夯筑的土台和大量烧火痕迹。结合测年数据，该房址为唐代建筑，推测其性质较为特殊，可能为城内除佛教、景教外另一处具有宗教性质的遗址。城址东部北侧清理出南北向房址F21，房址内垒砌土炕结构，墙体内发现有烟道结构，推测是民居或具有驿馆性质的建筑。上述房址的发掘为探讨城址整体布局与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线索。
近年来，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城市文化面貌愈加清晰，考古成果不仅为新疆地区首次发现，更引起了国际学界关注，成为丝绸之路城市考古与宗教领域的研究热点。唐朝墩遗址的考古发现，展现了唐至元代天山北麓地区多民族和谐共生、多宗教并存、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凸显了天山廊道作为商贸交流、宗教传播、不同群体间交往交流交融通道的重要作用，为探究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启示。
注释[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CKG016）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晋西域城址与军政建置研究”（项目编号：22CKG017）的阶段性成果；“考古中国——新疆考古项目——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
[2] 任冠，魏坚：《二〇一八～二〇二〇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天地》2021年第7期，第120～121页；魏坚，郑玉：《中西文化的交汇——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启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4期，第14～15页；王晓丹，任冠：《唐朝墩佛寺遗址反映城市兴衰与丝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4月6日第A04版。
[3] 碳十四数据由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碳十四实验室检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编排：王常兴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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