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介绍先秦时期巴人、巴国文化的大众历史著作，书写了巴国跌宕起伏的史诗。

本书探讨了巴人的起源，挖掘了史料文献中廪君巴人的故事，以考古发现为实物支撑，认为廪君巴人从清江流域时代开始，沿长江西行，最终建立了强大的巴国。巴人与楚人的关系尤为复杂，时而联盟，时而对抗，然而，随着秦国的崛起和统一战争的爆发，巴国最终被秦所灭，其历史也随之终结。

但是，巴人的文化——图腾崇拜、巫术活动、歌舞艺术，仍如璀璨明星，闪耀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之中。

白九江，考古学家，1974年出生。四川省华蓥市人，毕业于南京大学考古专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院长，文博研究馆员。

白九江深耕西南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数十年，长期从事三峡考古、重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巫山大溪遗址等30项田野考古项目，撰写考古报告40余篇，独著、合作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各类研究论文50余篇，曾两次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

自序

第一章  巴人之源

起源神话

清江的发现

香炉石的答案

空穴来风

第二章  图腾故事

“巴”的秘密

巴蛇吞象

谁创造了文明

出走的部落

大一统的图腾

第三章  巫风烈烈

极乐世界

国王与巫师

巫风烈烈

占卜、祭祀与人牲

第四章  巴国春秋

巴国迷踪

烽火巴国

西行的脚步

楚风西渐

迷失的王朝

第五章  神秘文化

兵戈巴人

渡魂之舟

神秘的图符

巴渝歌舞

第一章   巴人之源

有关巴人的历史和故事，是那么的遥远，遥远得虚无缥缈，人们翻阅故纸堆里的文字就像阅读神话传说，将信又将疑。然而，从20世纪中期以来，有关巴人和巴文化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使那些原本朦胧的史实逐渐清晰起来，那些远古的场景又开始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原来，二三千年前的巴人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们就在我们的脚下，就在这片富饶的巴渝大地，与我们仅相隔咫尺红土！透过肥沃的土壤，我们尚能感受到历史的余温。

人们常说，巴人是一个神秘的民族。巴人的神秘之处，来无影去无踪是其一。多少年以来，对于巴人起源和消失之谜，文学家们发挥其惊人的想象力，在小说中幻想了各种离奇曲折的情节；严肃的历史学家们则旁征博引、索隐勾沉，试图探寻真相；同样，浪漫的考古学家们怀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视探索和发现巴人之谜为天赋己任。

1.起源神话

巴人究竟源于古代的什么民族？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们出自于遥远西北的氐羌民族，有的认为可能是主要生活在中南地区的百濮的一支，也有专家考证巴人出自于苗蛮系统。要确认巴人属于哪一系的古代民族，显然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由于上述的大多数民族现已消失，或者已融合进其他民族，或者分化为若干民族，其发展踪迹难以确认，也就缺少了可资比较的内容。

巴人，何时从历史的迷雾中破茧而出？他们最早的舞台搭建在什么地方？

我国古代有一部地理奇书——《山海经》，上面明确记载了巴人的传承世系，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相关记录。《山海经》上说：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皞属于居住在山东一带的东方夷人，其时代传说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如果这样的记载真实可靠，那么我们可以说，巴人的身影在新石器时代就已隐约可见了。

我们能看到的巴人身影首先投射在古洞庭湖。据古地理书《浔阳记》说，后羿曾斩巴蛇于洞庭，堆积而起的巴人尸首堪比山丘，其情悲壮。历史学家们翻阅了史籍，发现洞庭湖边的岳阳历史上曾被称为“巴陵县”，正是取巴人“积骨若陵”的意思。

将巴人叫做巴蛇，仿佛在向我们暗示这支巴人的图腾很可能是蛇。《说文》里就“巴”的字意做了如此解释：“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象形。”古文字专家指出：在商周时候，甲骨文中的“它”写得弯弯曲曲，就是蛇的意思，后来由于字体分化，在“它”前面加上虫字，专门用来指称蛇这种动物。著名历史学家顾铁符先生认为，巴人是远古三苗的一支，三苗指的就是蛮、濮、巴三大部族，他们主要生活在洞庭湖一带。

到了夏代的时候，巴人的足迹开始出现在今渝鄂交界的大巫山一带。在古代典籍中曾有“廪君之先，故出巫蜒（yán）”的说法，廪君是巴人较早的先祖。巫蜒则是生活在今大巫山地区的一个古代少数民族。此外，人们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上还发现这样一条记载，夏启时有一个臣子叫孟涂，到巴地去“司神”，他就居住在丹山西边一带，这一带就是今天的巫山。

此后，巴人的名称一度出现在著名的殷墟甲骨上。在一些泛着岁月褐色的甲骨上，錾刻着“巴方”、“巴甸”一类的地名。这些字体纤巧、笔画细若游丝的文字，学者们认为很可能承载着古代巴人的重要信息。

根据这些极其宝贵的文字，我们了解到巴人在殷武丁时期曾与殷王朝发生过较大的战斗，武丁的妻子“妇好”——一位著名的女将，曾亲率部队征讨巴方。（图3、4）历史学家顾颉刚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巴方”标在汉水流域的黄金峡地段，认为“巴方”的地望即陕南的汉水流域。但是，对于甲骨文中的所谓“巴方”，有的甲骨学者存有异议，认为迄今为止甲骨文、金文中所谓的“巴”字，均属于一种误释。看来，要从当时的考古材料寻找巴人的踪迹，还需要继续探索。

不管甲骨文中的“巴方”是否和巴人有关。巴人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已出现，现在已成为多数研究者的共识。这可以从一些信史中得到明证。《左传·昭公九年》提到，周武王克商后，巴、濮、楚、邓都成了周王朝南边的属国。此前的一些文献还提到武王伐纣的时候，巴人的军队也参与了这场著名的战争，他们骁勇善战，而且在战前“前歌后舞”，激励大家的斗志，使武王的军队一举拿下了殷人。巴人因其立下赫赫战功，周王朝故而以其国姓——姬，册封于巴人，并封子爵。

神秘的巴人像迷雾一样，他们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出现在那里。有关上述巴人的行踪和事迹虽然难以确证，但就大体的活动范围来看，仍在以渝、鄂、湘、陕交界为中心的一带地方，这为我们指明了巴人的起源范围。

在这片广大的地方，我们能否将目标锁定得更具体一些呢？能否有一些更详细的巴人起源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

按照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后汉书》的记载，务相是巴人第一个有名字的先祖。（图5）务相时代，一起共同生活的有巴、樊、瞫（shěn）、相、郑五姓，他们出自于一个叫做“武落钟离山”的美丽地方。务相属于巴氏，并且是巴氏的首领。在传说中，武落钟离山上有两个幽深的洞穴：赤穴和黑穴。务相所在的巴氏从一开始就与其他四姓有所区别，他们出自赤穴，而其他四姓则出自黑穴。当时的巴人尚没有帝王君长，都虔诚地崇拜和祭祀鬼神。随着五姓巴人的发展，他们深感有必要推选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带领大家前进。于是相互约定，大家往山崖上的石洞内投剑，投中者就奉他为君。务相的臂力过人，剑法精准，结果只有他一人投中！众人虽十分惊叹，但仍不服气，继而又约定各用泥土制作土船，载人后能够在水面上航行，就可以成为君王。但是，这一次比赛的结果再次印证了务相的非凡本领：只有他一人的造船水平最高，能在水面浮行，其他姓氏所造之船都沉到江里去了。于是四姓之人彻底信服，共同立务相为巴人的头领，号称“廪君”。

廪君成为五姓巴人的首领后，首先考虑的是巴人生存空间的拓展问题。他率领大家乘船从夷水向盐阳进发。夷水就是现在的清江，因盛产盐卤，所以又被称作盐水。盐阳居住着一位叫做神女的人，她对廪君说：“我们这个地方广阔富饶，出产鱼和盐，我愿意把你留下来，大家一起共同生活。”但是廪君志向远大，不愿被约束，拒绝了盐水女神。盐水女神为挽留廪君，神女夜晚与廪君共宿，天亮后就化为飞虫，与大群飞虫一起，遮蔽了日光，天色像黄昏一样。这样过了十余天，廪君觅得了一个机会，射杀了盐水女神，天空便豁然开朗。廪君于是在夷城建都，成立政权，其他四姓人均为其部下。后来，廪君去世，其魂魄永远变成了白虎。巴氏认为虎要饮人的鲜血，于是就以活人来祭祀他。

巴文化乃重庆文化之根脉所系。在中国多元一体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巴文化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徐中舒、蒙文通、邓少琴、童恩正、任乃强、董其祥等老一辈文史与文物工作者，为巴史与巴文化研究筑牢根基，那是巴文化探索的黄金时代，孕育了一大批值得后学反复研读的皇皇论著。宋治民、孙华、段渝、杨铭、管维良等学者接力耕耘，将巴文化研究推向纵深，尤其结合考古新发现推出一批力作，使巴文化研究从文献主导转向史物互证的新境地。

近年，笔者亦潜心于巴文化考索，结集而成《文献・文物・文明：巴文化考古探索》。学术研究是巴文化传承的基石，亦是其他转化工作的前提，但笔者在长期学术实践中深切感到，学术研究在普及历史文化、回应民众精神文化需求方面，仍存显著隔阂。特别是巴文化这类专精而小众的领域，一篇论文、一部专著能得数百人潜心品读已属幸事，其社会影响力更是晨星寥落。

科学普及与学术研究同等重要，于历史文化领域尤甚。自然科学借由转化为社会所需之产品，直接或间接实现知识普惠；而历史文化若不主动走向大众、转化成果（如化作影视佳作），便难入大众视野，学术研究亦失却了时代价值。当下巴文化领域，除零星偶发的单点普及外，系统化的科普著作寥寥无几。此等境况的成因，既关乎学界对科普的轻忽，亦与社会关注度不足相关。

近二十年前，笔者应重庆出版社之邀，撰成《巴人寻根 —— 巴人、巴国与巴文化》《巴盐与盐巴：三峡古代盐业》两本小书。拙著问世后，于当时受部分读者青睐，很快就售罄。忆及所在单位曾购近千册，亦很快被索领一空。笔者当时愿撰此书，一则认为历史考古的科普与研究本是并重，专业构建的知识体系若不能化作大众可读之文，学术意义便失却大半；二则深知通俗之作亦是文化传承的要途，唯有将成果熔铸为社会共有的历史记忆，让世人知所来、明所去，涵养区域社会的共同文化语境，使历史共识与认同一脉相承，方能让学术研究彰显时代价值，让悠远历史之光映照更远的未来。

2004 年，重庆出版社有意重刊这两部拙作。此次再版，一者易名为《巴国春秋》《巴与盐》；二者增补近年收集或绘制的新图；三者调整版式。两书责编屡次嘱我修订内容，然笔者既担巫山大溪、丰都玉溪坪两部考古报告的编撰，日常冗务又耗去多半光阴，终未能抽暇润色。此外，《巴国春秋》部分内容与现今学术见解已有部分出入，若要修改，全书恐伤筋动骨。作为学术探索途中的科普读物，笔者以为保留原貌为佳，若读者欲深究巴文化，可参阅前述相关学术专著。

笔者对《巴与盐》的见解无大变动，而《巴国春秋》有几处需稍作补充。其一，巴人起源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山海经》载巴人 “始祖” 世系，至 后照“始为巴人”，《后汉书》巴务相则当为廪君巴人之 “始君”，与此书观点略异。其二，早期巴文明方面。近年笔者曾撰文论证汉中城固、洋县一带为商代巴人政治中心，此说学界多有认同，书中未及详述。其三，巴人支系，笔者近年提出可分两大支：板楯蛮活跃于嘉陵江流域与渝西长江流域，廪君蛮活动在三峡、鄂西南及湘西北，二者物质文化主体相近，亦有细微分野，书中未详论，甚至有含混之处。其四，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联，本书观点属阶段性认识，随着新考古发现与测年成果公布，应做局部修正。但总体而言，四川盆地东部以尖底、圜底陶器为特征的考古文化西传，促成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转型；进入十二桥文化后，三星堆城址的贵族与神职人员才大规模引入并铸造青铜器，遗址内 8 个商代晚期铜器埋藏坑（祭祀坑）即属此时。相应地，巴文化在这一阶段乃至更早，当为城洋铜器群的缔造者。当然，书中待修订补充之处尚多，不一一枚举，唯盼有心读者循此脉络深入探究，此书权作引玉之砖。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