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疆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复杂，多种宗教并存，大凡在丝绸之路上流行的宗教，在新疆地区都有其传播史。各宗教之间虽不乏争斗，但主流仍是和平相处，多种宗教并存并相互交融是历史常态，是古代新疆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宗教中国化在新疆的具体实践，主要表现为宗教的世俗化、外来宗教的本土化和中土宗教文化在新疆的根深蒂固等方面。学术界对新疆宗教史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对宗教交融史的研究关注不够，亟待加强。
关键词：新疆宗教；回鹘；吐鲁番；宗教交融史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千百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从四面八方传入新疆，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尽管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在不断发展演变，但无论不同宗教势力的或消或长，都不曾改变多种宗教并存的这一基本格局。新疆地区各宗教间虽不无争斗，但和平相处与交融互鉴才是历史常态，非常值得关注。
一、新疆历史上的宗教交融现象
揆诸新疆的宗教演变史，可以发现，大凡在古丝绸之路上流行过的宗教，大都在新疆流行过，诸如萨满教、祆教、佛教、景教、摩尼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莫不如此。至于印度教与犹太教，尽管证据不明显，但从新疆出土的文献与文物看，至少曾对新疆地区的文化有过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地处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吐鲁番，在历史上长期充任世界宗教的坩埚，11世纪中叶，印度旅行家加尔迪齐曾撰游记性著作《纪闻花絮》，其中记载了回鹘宗教的繁杂及相互关系的融洽：“九姓乌古斯（回鹘）可汗传统上信仰摩尼教。然而，在九姓乌古斯的首都和疆域内，还有基督教、二神教（即拜火教）和佛教。”这一记载生动地描绘了高昌回鹘境内佛教、景教、祆教和摩尼教并行不悖的奇异景象，堪称新疆地区诸教和融现象的真实写照。
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来自中原、印度、波斯、欧洲、中亚等地的文化都在这里发生交汇、碰撞、融合。在这些文化中，宗教居于核心地位。多种宗教的并存流传，促成了不同宗教之间的交融互鉴。奇台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中清理出大量莲花纹方砖，明显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吐鲁番阿斯塔那189号墓出土中有“道观主康知引”之谓，显然为来自中亚的粟特人。从出土文献看，唐代的粟特人不仅担任道观主持，而且在地方社会的宗教生活中扮演更多角色。高昌佛教以吸收内地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内涵。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形成的具有浓重伊斯兰教色彩的文学名著《福乐智慧》中有着浓厚的佛教文化情结，以佛教“四谛”理论解释世人由于无法摆脱生老病死之苦所受到的百般折磨，以佛教的“四大”理论来解释宇宙的构成，大力宣扬因果报应论。与之恰成对照的是，在回鹘文佛教赞美诗中却存在颂扬伊斯兰教的内容，如敦煌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的叙利亚文—回鹘文双语文书B53:14，正面为叙利亚文《圣经》，背面为回鹘文赞美诗，颂扬蒙古豳王喃忽里、喃答失父子对佛教的无量功德，但最后笔锋一转，却言“先前法师之至理名言，有些就来自穆斯林和大食（阿拉伯）的著作”。
回鹘于9世纪中叶由漠北迁入西域后，把国教摩尼教带入了西域。但高昌回鹘统治者并不以摩尼教自专，而是允许其他宗教并存，于是，境内呈现出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道教兼容并蓄、浑然一体的宗教面貌。早期的回鹘佛教对摩尼教多有吸收，明显地表现在回鹘佛经中常带有摩尼教影响的痕迹，如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第四品将汉文本原有的阴阳学说改译成善恶说，以善代表阳，代表光明，以恶代表阴，代表黑暗，进而形成天—善—光明、地—恶—黑暗的二元论思想，这正是摩尼教宇宙观的核心；将汉文本中的阴阳五行说的诸神改译为风和灵魂的消伏，又与摩尼教的风神与灵魂说密切相关；在早期回鹘语佛典中，经常套用摩尼教的术语，将其已知的摩尼教名称移置于新信奉的佛教之上。在高昌故城α遗址出土的摩尼教绘画中出现了的四个人物均为印度教诸神，如梵天、毗湿奴、湿婆以及讹尼沙。说明摩尼教在汲取佛教营养的同时，也吸纳了印度教文化的成份。
二、新疆古代宗教交融史的特点
宗教是与人类文明与生俱来的历史现象，但凡古文明萌芽之处，同时即伴生着宗教的萌芽。随着时光的流移，外来宗教纷至沓来这块热土，首先是祆教，继之是佛教，嗣后依次为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然而，一种新的宗教的传入并不意味着原有宗教的很快消亡，新的宗教会或许超越旧有的宗教，成为多数人信仰的主体宗教；也可能根本撼动不了旧有宗教的地位，只是在特定区域、特定的人群间流行，但无论如何，他们会在斗争与妥协中寻求共存。因此，可以说多宗教并存交融是古代新疆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宗教中国化在新疆的具体实践，归纳其特点，大体表现为以下三端。
其一是宗教的世俗化。佛教传入新疆之后，“积极入世”。麹氏高昌时期是衣物疏的盛行阶段。这个阶段衣物疏为死者祈求冥福成为主要用途，充斥着大量的佛教观念，成了佛教轮回的通行证。死者不再是寻常百姓，而是以“佛子”的身份出现在衣物疏中。“五道”、“五戒”、“十善”这些概念成了这里的专用词语，“五道”又称“五趣”，佛教宣扬众生根据生前善恶行为有五种轮回的趋向，即天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五道大神是管摄五道之神，专司众生轮回之职。这一时期随葬衣物疏中的书写人也不再是死者的亲友，而是由寺院的比丘垄断了此项工作，整个随葬衣物疏的口吻都是和尚写给“五道大神”关于死者（佛弟子）的介绍信，包括死者名字、财物种类及数量，死者生前礼佛的良好表现，希望五道大神不要为难，让他（她）顺利通过轮回，这正是通行证明，反映佛教已深入高昌人生活的基本层面。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记有大量与佛教思想有关的世俗人的名字，如孙佛保、康佛保、张僧受、车众僧、范众僧、白众僧、刘僧苟、严佛图、郑僧道、竺佛图、吕佛图、沮渠僧救、张禅等，说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受佛教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拜火教在吐鲁番一带长期流行，于是在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人名中，不少即与拜火教有关，如氾头子、郑阿头、阿头六子、赵阿头六、阿朵、孔阿朵等。其中，“氾头子”的“头”实为“阿头”、“阿头六”之简写，异写形式为“阿朵”，所有这类名字享有同一个词源伊朗之火神Ātar。新疆穆斯林的取名常用《古兰经》中的人物名字命名，这类名字承载着宗教信仰与道德规范，强调对《古兰经》的尊崇。上文所举与佛教、拜火教、伊斯兰教相关人名的存在，堪充佛教、祆教、伊斯兰在新疆地区世俗化的铁证。
中亚粟特人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利之所在，无远弗届，长期活跃于丝绸之路沿线，在喀什、图木舒克、吐鲁番等地形成聚居点。从吐鲁番发现的康世家族墓地来看，他们主要聚居于交河故城附近及高昌故城的东北部，而汉人作为高昌回鹘之前的统治民族，往往居住于城市之内。各民族的聚居，也导致了宗教的地域性的特点。揆诸吐鲁番的宗教遗址，祆教寺院有可能存在于胜金口与吐峪沟两地，景教寺院也有两处，一处在今日的葡萄沟附近，另一处则在高昌故城的外面。在故城内，迄今尚未发现景教的遗址。至于摩尼教的遗存能在高昌故城大量发现，主要归因于高昌回鹘人早期信仰摩尼教，当然也有粟特人、波斯人之功。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无论是中原而来的道教，还是来自中亚的三夷教，都不是新疆的主体宗教，从遥远的西北印度而来的佛教才是中古时期新疆各宗教的执牛耳者。
其二是外来宗教的本土化。宗教中国化在新疆的具体实践最终表现为本土化外来宗教的本土化。一般情况下，一种外来的宗教传入其它地区后，都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即通过主动或被动的变通，使其教义教理符合当地人的心理，宗教理念要迎合统治者的需求，宗教习俗要合乎当地社会风尚。新疆古代流行的宗教中，除萨满教为当地民族自生外，其余都可称作外来宗教，其中，祆教传入最早，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发现的祆教遗址距今约2500年。该遗址共发现52座墓葬，墓地黑白条纹石排列，象征太阳明暗光线，体现祆教对火的崇拜。这种例证在伊朗地区并无所见，应为拜火教在新疆本土化的结果。4—10世纪，祆教在吐鲁番尤为盛行，一份吐鲁番官文书记载当地有祭祀祆教神灵“丁谷天”“大坞阿摩”，这些祭祀活动多数是为年初耕种田地而设，很显然祆教已经融入了当地社会风习之中，最起码得到了当时官方的认可。
今天的新疆，以维吾尔族人口居多，另有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柯尔克孜族等众多民族，宗教信仰也以伊斯兰教为主。但古代并非如此。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人差不多信仰过新疆地区曾经流行过的所有宗教。宗教的传入与民族的迁徙往往是相生相伴、如影随形的，汉族自汉代进入新疆，与之俱来的是中原道教。回鹘居住区虽地近印度、中亚，但其佛教却呈现出明显的汉地特色，从吐鲁番、哈密、敦煌等地出土回鹘文文献看，回鹘文佛经大多转译自汉语，另有一部分译自藏语，仅有极少数译自梵文或吐火罗文；回鹘之佛教术语多取自汉语，而非梵语；回鹘佛教文献的语言也深受汉语的影响。尤有进者，回鹘佛徒之译经，特别偏爱“中土所撰”，不仅有中土高僧托名的“伪经”，如《佛说十王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大白莲社经》等，更有吐鲁番鲁克沁高僧智泉（Čisön）依据汉文禅籍撰写的回鹘文《说心性经》，此外，回鹘僧徒对中土僧人所编撰的佛籍也非常偏爱，如慧立、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元代中土僧人念常所集《佛祖历代通载》、中土流行的灵验故事（如《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及冥报故事（如《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也被译入回鹘文。这些内容适应于中原社会，对回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表明，回鹘佛教，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可被视作汉传佛教在西域的一种翻版，为中国化佛教在新疆实践的一个典型范例。
道教与回鹘的接触当在9世纪中叶以后，极盛时期当在元代。13世纪初，长春真人邱处机曾应成吉思汗之邀西行，在其行记中曾提到北庭一带多道士，他们都身着赭衣，其衣冠与中原地区迥然有别。从中可以看出，新疆之道教已经完全回鹘化了。从残留的古文献遗物看，回鹘人中的道教信徒还是不少的，中原道教文献被译入回鹘文者也不在少数，真实而形象地展示了汉文化对回鹘文化的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回鹘文化的发展。
柯尔克孜族尽管信仰伊斯兰教，但萨满教遗俗一直影响很大，以至于瓦里汗诺夫称“吉尔吉斯不是严谨笃信的穆斯林；他们的宗教信条和概念模糊不清，依旧信奉萨满教”，至今的柯尔克孜族中仍有萨满在活动，男巫唤达汗，女巫称巴克西，为人驱鬼治病、占卜、解梦、相面等。13世纪法国旅行家鲁布鲁克曾见到流行于西域的基督教徒由于与当地伊斯兰教徒杂居共处，而在宗教礼仪、和风俗习惯上受其影响，与西方基督教的礼仪相去甚远，感到不可理解。这些都反映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在新疆的本土化现象。
其三为表现为中原宗教文化在新疆的根深蒂固与巨大影响。隋唐时期形成于汉地的禅宗对新疆地区影响不小，吐鲁番出土有汉文禅籍《绝观论》《历代法宝记》，有禅籍《法王经》的粟特文译本，有粟特文音译的汉文禅籍《金刚五礼》。敦煌本《神会语录》原本是在北庭抄写、对勘的。于阗佛寺遗址也出土有《神会语录》。禅宗对回鹘也有深刻的影响，元代江浙一带有不少回鹘僧侣和信徒修习禅宗，其中以修习临济宗者居多，师从元代著名临济宗师明本和惟则等，他们的活动对汉地佛教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敦煌发现的回鹘文《说心性经》大量引录敦煌禅宗写本《观心论》、《修心要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以及禅宗经典《圆觉经》、禅宗灯史《宗镜录》中的文字，有的直接引用，有的为改编，说明《说心性经》不是某一种佛学著作的翻译与改编，而是以禅宗典籍为主，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进行的创作，是现知唯一的回鹘文禅学原著。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大约4—5世纪传入新疆，主要在汉人比较集中的哈密、吐鲁番等地区流传。唐朝崇奉道教，及至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麹文泰后，设立西州、庭州，加上贞观四年（630）设立的伊州，唐朝以三州作为经营西域的据点，大兴道观，道教在新疆进入了鼎盛阶段。哈密道教势力强大，宫观数量与佛教寺庙相埒。吐鲁番文书中出现了众多道观，说明在麹氏高昌和西州高昌时期，吐鲁番道教曾盛极一时，回鹘时期亦复如是。吐鲁番交河故城发现有回鹘文道教符箓1件，画法与中原所见几无二致，其不同仅在于咒符之间多出了许多回鹘文文字。上有卦象以断人休咎祸福，无疑是《易经》在回鹘中的推演。敦煌出土回鹘文道教历占书残片达5件之多，在内容上与汉文道书《玉匣记》一致。另外，与道教密切相关的《六十甲子纳音》之汉—回鹘文合璧本残片在敦煌莫高窟第464窟也有出土。
以忠孝节义为核心内容的中原儒家文化对新疆古代民族也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太平兴国六年（981），宋朝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见当地寺院中除藏有《大藏经》外，尚有来自中原的《唐韵》《玉篇》《经音》等儒家著作。从新疆发现的回鹘文宗教文献残片中，同样也可以找到回鹘佛教徒崇奉儒家经典的证据，回鹘翻译家把儒家经典《易经》及与儒学相关的作品，如《千字文》《管子》等都译成回鹘文，还有具有明显忠孝思想的《佛说父母恩重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和《妙法莲华经玄赞》等，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写本中佥有发现。敦煌出土回鹘文写本《慈悲道场忏法》系葬礼上为死去的亲属使用的，希冀亲属消除罪孽，得获解脱，早登极乐。除此之外，包含“供养父母，常念孝顺父母”思想的《增壹阿含经》于回鹘人中亦颇受欢迎，此经于敦煌莫高窟北区B125窟出土，为宋元遗墨。
三、新疆宗教史研究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学术界对新疆宗教史的研究，以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1914）肇其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开始有关新疆宗教史的专著问世，佛教方面主要有杨富学《回鹘之佛教》（1998）、魏长洪等《西域佛教史》（1998）、吴涛《龟兹佛教与区域文化变迁研究》（2006）、陈世良《西域佛教研究》（2008）、才吾加甫《新疆古代佛教研究》（2011）、广中智之《汉唐于阗佛教研究》（2013）、董知珍《7—18世纪西域与西藏地区佛教交流史》（2014）、霍旭初、赵莉、彭杰、苗利辉《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2016）等，伊斯兰教研究方面有李兴华、秦惠彬、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1998）、李进新《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1999）、陈慧生主编《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2000—2001）、高永久《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2001）等。至于三夷教研究方面，专著较为稀少，主要有森安孝夫《回鹘摩尼教史研究》（1991）、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2008）、杨富学《回鹘摩尼教研究》（2016）。相对而言，从总体上论述新疆宗教及其演变史的专著要更多一些，如李泰玉主编《新疆宗教》（1989）、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1997）、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2003）、杨富学、陈爱峰《吐鲁番宗教史》（2013）、王红梅、杨富学、黎春林《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2017）、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1998）、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续编》（2015）等，这些大体反映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新疆宗教史研究基本状况。揆诸前贤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要么以某一宗教的发展史为主，要么总体论述新疆宗教的演变进程。研究成果各有千秋，咸有所贡献，但不足也是明显的，即缺乏新疆宗教交融史的关注。归纳起来，集中表现在以下4端：
1.当前国内外学者对新疆宗教史的研究侧重于挖掘整理文献，但未能关注文献所反映出的宗教交融现象，更遑论将这一社会现象提升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
2.研究者侧重于各民族宗教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历史现象的描述，不关注这种发展趋势在新疆各民族各宗教共生发展中的内在逻辑，未能揭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念。
3.学者们对新疆宗教思想和信仰进行稽考，指出各种宗教交融互鉴，肯定统治者对不同宗教采取宽容态度，但并未深究这种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委及其对后世宗教文化交融与发展的影响。
4.学者们挖掘龟兹石窟、高昌石窟壁画和于阗雕塑等所反映的民族间、中西方文化互鉴共生的大量事例，鲜有学者从宗教中国化的角度，从中国化宗教在新疆的实践的层面进行探讨。
质言之，学术界对新疆古代宗教史的研究虽成果颇丰，但缺乏对宗教交融史的关注，明显构成短板，亟待加强研究。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前新疆宗教史研究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没有将新疆各宗教文化的交融史作为核心议题，而这是中国化宗教在新疆实践的比较突出的内容。不解决这一问题，自然不利于正确阐明新疆宗教及其历史文化的真实现状。新疆各民族宗教错综复杂，历史上与宗教直接关联的民族关系也很微妙，处理不妥就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是以，深入系统研究新疆民族宗教交融史，对于防范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对于防范分裂势力利用宗教蛊惑人心，对于搞好民族宗教工作，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多元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批准号：22VRC025）。
作者简介：杨富学，敦煌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座教授，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杨富学工作室首席专家。

编按：本文原刊《世界宗教文化》2025年第6期，第6—10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