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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考古参评项目｜西藏日土夏达错遗址
摘要: 发掘单位四川大学、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项目负责人吕红亮地理位置与概况夏达错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土县西部，是一海拔约4368米的高原淡水湖（图一）。1992年西藏文物普查时由霍巍、李永宪等人发现并予以报道。因为该遗址东北岸采集物中包括了“手斧”，引起了较多关注。图一 夏达错遗址地貌2019年7月，四川大学考古队在执行南亚廊道调查的过程中 ...
发掘单位
四川大学、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吕红亮
地理位置与概况
夏达错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土县西部，是一海拔约4368米的高原淡水湖（图一）。1992年西藏文物普查时由霍巍、李永宪等人发现并予以报道。因为该遗址东北岸采集物中包括了“手斧”，引起了较多关注。
图一 夏达错遗址地貌
2019年7月，四川大学考古队在执行南亚廊道调查的过程中在湖泊北岸二级阶地发现了一处有原生堆积的新地点，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大学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于2020年、2022年、2023年、2025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四个年度的发掘，总发掘面积685平方米（图二、图三）。
图二 夏达错遗址分区与探方位置
图三 夏达错遗址工作现场照
考古工作及主要收获
这四次发掘发现了大量遗迹和文化遗物，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遗存位于遗址的中部偏北，年代距今8700年前后，遗迹现象包括一处以方形黑土为主要特征的居址以及与之相关的烧石、灰堆、石堆等遗迹。出土遗物包括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图四）。打制石器分为简单石片-石核石器和细石器两类，细石器中包括大量黑曜石制品。磨制石器包括六件磨制穿孔石针（图五、图六）。
图四 夏达错第一期部分遗迹
图五 夏达错第一期遗存出土磨制石针
图六 夏达错第一期遗存出土打制石器
第二期遗存年代距今8000年至7800年前后，遗迹现象包括两处呈不规则圆形的疑似居址，以及与其相关的灰坑、柱洞等遗迹（图七）。出土遗物均为打制石器，打制石器分为简单石片-石核石器和细石器两类，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黑曜石制品（图八）。
图七 夏达错第二期部分遗迹
图八 夏达错第二期遗存出土打制石器
第三期遗存年代距今6400年至5700年前后。遗迹现象包括不规则圆形黑土构成的疑似居址以及与之相关的灰坑、灶、柱洞、硬面等（图九、图十）。遗物包括大量打制石器和细石器，石器的特征与前两期大体接近，骨器包括磨制骨针、骨锥等（图十一、图十二）。
图九 夏达错第三期部分遗迹
图十 夏达错第三期遗迹F3
图十一 夏达错第三期遗存出土骨角器
第四期遗存年代距今3400年前后。遗迹现象包括两处房址以及与之相关的灰坑、柱洞等（图十三）。遗物包括陶器、铜器、石器、骨器、滑石珠等。陶器破碎度较高，仅见一个可复原单耳圜底彩陶罐，整体风格统一，器型多见罐、杯、器耳，未见平底器。陶质以泥质、夹细砂为主，陶色多红陶、红褐陶。纹饰多刻划组合纹，三角形、菱形，有零星戳点纹。彩陶主要为细泥红陶黑彩。石器数量较少，出有少量细石叶、细石核，余为多为打制石片、断块等（图十四）。
图十二 夏达错第三期遗存出土打制石器
图十三 夏达错第四期石构房址
图十四 夏达错第四期出土遗物
夏达错遗址进行了全方面的多学科采样工作（图十五），部分多学科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各个发掘区的系统碳十四测年基本厘清了遗址的年代序列。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种类丰富，其中羊亚科的数量较多，比例较大。浮选获得了数量巨大的木炭，初步鉴定显示出以水柏枝属和柽柳属为主，这与夏达错遗址周边区域现生的植物种类吻合。遗址大量的灌木燃料表明该地区曾经有丰富的灌木/小乔木分布，先民对遗址周边特别是河岸、滩地附近的木材资源进行了充分利用。
图十五 夏达错遗址多学科采样工作照（左上沉积物DNA、右上浮选、下排土壤微型态）
重要意义
自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在西藏黑河、托托河沿岸发现细石器以来，截至目前青藏高原地区已经发现和报道的细石器遗址已达110处以上，但由于工作强度和遗址埋藏状况的限制，长期以来缺乏地层堆积和可靠的年代学数据。夏达错遗址是西藏西部地区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少数具有原生地层堆积的遗址之一，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出土了丰富的遗迹、石制品和动物骨骼遗存，同时包含有石片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种技术类型，特别是磨制石器的发现是目前青藏高原考古中记录中年代最早者，对于探索青藏高原西部全新世早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证据。
从遗迹现象来看，夏达错遗址是一处古代人类从全新世早期即开始长时段占据的居址。这些丰富的居住遗存表现出古代人类对该湖滨地貌高强度、长时段的占据，也为研究极端环境下的人地互动模式和狩猎采集者的聚落形态等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夏达错遗址的第四期遗存与前三期不同，以石构建筑及其相关遗迹为主。此前西藏西部距今4000-3000年之间的居址发现较少，本期遗存首次系统揭露了此时期的建筑，遗迹规模较大，结构复杂，为研究西藏西部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转变及文化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该地点的发掘为构建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实物资料，也为探讨早期“高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