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一批对“疑古学派”持质疑态度的学者秉持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对夷夏问题展开讨论。或如杨宽所言：“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终之以‘释古’，然后史家之能事尽矣。”1933年，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将上古民族分为三系，即江汉民族、河洛民族和海岱民族，对应的古族分别为炎帝、黄帝和太昊、少昊，以及由他们所衍生的族群分支，其中河洛民族为华夏，海岱民族为东夷，两者“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亦异”。同年，傅斯年也提出了著名的“夷夏东西说”，他指出：“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1943年徐旭生提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集团说，分别对应炎帝、黄帝，太昊、少昊、蚩尤，三苗、伏羲三个族群。其与蒙文通“三民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炎帝的归属，徐旭生将其归入华夏集团，蒙文通则以其为江汉民族。但两人都将炎、黄与东夷（泰族）二分并列，两个族群或集团间既有战争又有联合，构成了上古史的主旋律，如蒙文通谓：“中国古代之文化，创始于泰族，导源于东方。炎、黄二族后起，自应多承袭之。”徐旭生则指出，我国史前时代存在的三次巨大变化，即炎黄蚩尤大战、帝颛顼“绝地天通”宗教改革与夏王朝的建立，均发生于华夏、东夷两个集团之间，夷夏斗争与融合构成了上古时期的主要史实。这一点与傅斯年“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的观点实无差异。

几乎与王国维提出“双重证据法”同时，近代考古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传入我国，第一代考古学家自觉将文献历史与考古学方法结合，对上古史进行考察与研究。例如，李济在1926年晋南地区的考古调查中，先后考察了传说中的尧陵、舜陵以及和禹相关的庙宇、陵墓，这些都是和唐尧、虞舜、夏禹相关的古迹。他指出：“如果在山西南部发现了有中国原始文字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我们也大可不必惊讶。如果真找到了这样的遗址，就能搞清尧、舜、禹问题的真实性了。我个人坚信，该地区会找到这样的遗址，正是抱着寻找这种遗址的希望，我选择在这个区域做初步的考古调查。”1928年开始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实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代晚期历史的可信性，“古史重建”从此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使命。可见，在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初，我国考古学便自觉担负起了重建古史的重任。

有学者首先将仰韶遗物与夏代传说相联系，提出仰韶文化为虞夏文化的观点，开启了依据考古材料探索夏文化的先河。随着20世纪30年代史前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确立，尤其是安阳“后岗三叠层”确立了仰韶—龙山—殷墟的相对年代关系，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提供了初步的年代学基础。鉴于大量文献记载商族起源于东方，而1930年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出土了与殷墟相似的黑陶、灰陶，尤其是发现了卜骨，学界遂将商文化起源地放在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地区。尽管此后也有学者提出黑陶文化为夏文化的推想，但在学界影响不大。20世纪50年代，郑州二里岗遗址的考古发掘确定了二里岗期为商代前期文化，为寻找早于商文化的夏文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考古证据。1959年，徐旭生调查“夏墟”，确立了二里头遗址在夏商考古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也拉开了二里头遗址此后长达六十多年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序幕。目前，无论是二里头文化夏文化说，还是部分夏文化说，都不否认二里头文化与作为其主要源头的龙山时代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是探讨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因为据有关文献记载，豫西伊洛流域、晋南盆地与夏王朝的早期活动区域最为密切，而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研究则揭示出二里头文化与上述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其陶器编年显示其间存在明确的渊源关系，公元前21-前16世纪的夏王朝历史遗存无疑就存在于上述考古学文化范围内。但问题是，考古出土的器物本身并不能自证其族属，在二里头文化文字证据阙如的情况下，考古学上夏文化的讨论始终众说纷纭，夏文化和夏史研究如何推向深入？

考古学研究离不开科技手段的支撑。“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夏文化考古是文明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们围绕“夏文化研究”课题所开展的“科技考古视野下夷夏关系研究”，融合考古学、文献学与生物考古、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交叉方法，为破解夷夏族群关系及夏文化属性等问题提供了新证据，实证了传统上被归为“传说时代”的夏族、夏文化及夏王朝的历史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