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江涛

　　90年前的西北科考团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从历史图片上可以复原这样一幅场景：在中国广袤西部的漠漠黄沙中，一队由三四十人、近300头骆驼组成的队伍正在慢慢行进着。队员们个个脸色黧黑，衣衫不整，疲惫的神情中却透露着一丝昂扬。这支队伍既不是过往的商队也不是猎奇的游人，而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外国学者组成的联合科考团——西北科学考察团。

　　1927年5月20日，大队乘骆驼向茂名安旗（百灵庙）进发，26日到达百灵庙以西40公里处的哈那郭罗，全体人员在此会合。图为袁复礼（左）与外方团长斯文·赫定（中）、中方团长徐炳昶（右） 

　　两年前，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策划新文化运动百年展览时，一位专家在论证会上指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民主与科学，西北科学考察团是科学史上的大事，展览内容不包括这个，不太合适。也是从那时起，该馆展览部副主任秦素银开始关注起这件事情。幸运的是，位于当年“北大红楼”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本身便藏有一批当年的资料，秦素银越读越感动，于是有了2017年9月的“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察团九十周年纪念展”。

　　收集材料的过程中，秦素银结识了不少当年考察团成员的后人，其中就有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的女儿王忱。王忱从1985年便开始陆续收集相关资料。由于历史原因，当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外国考察团，而随着资料不断被发掘，当年团员的后人和学者们一起，逐渐聚合成一个民间性质的研究会，尽力去梳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90年前的那场科考究竟是怎么回事，又何以成为中国科学史的大事？一切都与著名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密不可分。

“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

　　1926年11月20日，斯文·赫定从柏林出发，穿越西伯利亚大铁路，经由哈尔滨和沈阳到达北京。那时候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摇摇欲坠，南方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则即将登上他最后的权力顶峰。

　　这是斯文·赫定第四次来中国探险。1894至1908年之间，在中国新疆、西藏境内的亚洲腹地的三次探险，尤其是楼兰古城的发现，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探险家。而他在1926年此行的目的，是受德国汉莎公司的委托，计划在德国与中国之间开辟一条途经中亚的空中交通走廊，为此他要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新疆展开一次包括气象、地质、考古在内的探险活动。

　　在北京，斯文·赫定首先见到了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后者以主持仰韶文化的发掘而知名。拥有丰富人脉和高超外交手腕的赫定，不断拜会中国学者和外交官员，甚至还从张作霖那里要到一封写给当时新疆督军杨增新的信。一切进展得颇为顺利，1927年2月，经过多次会谈后，由翁文灏代表地质调查所与赫定签订协议，很快，瑞典和德国的队员也陆续到了北京。3月4日，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赫定给在包头的瑞典团员拉尔生（F.A.Larson）打电话，指示他购买200匹探险用的骆驼，后者曾在蒙古待了34年，谙熟蒙古语和探险生活。

　　1961年，袁复礼的女儿、登山运动员袁扬（右）在公格尔九别峰上

　　3月初，“翁-赫协定”经新闻界披露，很快引起轩然大波。北京的学术界对协议内容强烈不满，其中最突出的两条：只允许中国二人参加限期一年;全部采集品先送回瑞典研究。学界的反应尤为迅速，3月5日，包含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清华研究院、京师图书馆在内的11家学术团体开会讨论此事，在北大教授刘半农、沈兼士、马衡、马幼渔的联合主持下，会上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制定了六条原则，提出“消极方面，严重监视外人，不准随意购买或假名窃取及发掘我国古物及学术上稀少之物品;积极方面，互相补助，采集保存学术上之材料”。

　　学界的激烈反应并不奇怪，事实上正是对晚清以来西方学者和探险家不断从中国窃取挖掘文物不满情绪的一次集中爆发。在赫定的老师、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hofen）和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H.M.Przhevalsky）的中国西北探险之后，在1906至1908年之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Stein）和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P.K.Kozlov）又几乎同时来到中国西北，带走大量珍贵的敦煌文书与西夏文书。尤其是伯希和和斯坦因偷买运走敦煌文书，极大地刺痛了国内学者，正如史学家陈寅恪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就在斯文·赫定这次到来的一年前，1925年2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派陈万里协助哈佛大学考古队赴甘肃考古，途中陈万里便阻止了美国探险家华尔纳（Landon Warner）对敦煌文物的进一步盗窃。

　　斯文·赫定显然也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爱国热潮下，北方政府也不敢公然对抗民意，建议斯文·赫定先与反对的组织谈好。赫定之前的想法还是，“但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我的先期探险，同样，也只有中国政府才有权否决这一决定，因此这里进行的一切讨论当然只能是多余的”。现在他轉而正视中国代表们的建议，起草了一份新的协议，核心问题是承诺“所有的发掘物都不能被带出中国，并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有关的一切事务”。

　　就这样，在汹涌的舆论面前，双方经过了多次谈判，终于在1927年4月26日签订了一份包含19条细则的新协议。此次科考活动被置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名义之下，其全称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理事会督查团内一切事务，并委任中外团长各一人，外方团长为斯文·赫定，中方团长则为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哲学系教授徐炳昶。考察的一切费用由德国汉莎公司来出，考古发掘物将统一交给中方保存，地质发掘物则可以将一份副本赠予斯文·赫定。科考团的成员除了18名外国团员（瑞典6名、丹麦1名、德国11名）外，还包括10名中国团员，除了团长徐炳昶外，另有留美的地质学家袁复礼——他在1921年曾协助安特生在河南发掘仰韶文化;年轻的北大国学门助教黄文弼与地质系助教丁道衡;华北水利委员会工程师詹蕃勋;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摄影师龚元忠，以及刚刚招收的四名气象学生崔鹤峰、马叶谦、李宪之、刘衍淮。endprint

　　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这当然称得上一次难得的胜利，无怪刘半农后来在一次大会上兴奋地说：“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科考与中国文物保护关系重大。1928年成立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首批成员即主要来自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

　　1933年12月5日，陈宗器在温音乌苏做测量

　　不仅如此，某种程度上，西北科考团也建立了此后对待西方探险队来华探险的模板。但其他的合作却很难如此顺遂。曾在中国从事多年探险活动的美国探险家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便在书中以他自己的立场评论：“但显然，接受这些荒谬的条件使得其他探险队在进行活动时将面临极大的困难。”1929年，因为不接受类似条件，安德鲁斯宣布放弃他的探险计划。1931年成立的中法科学考察团虽然接受了条件，却由于法方态度恶劣，甚至发生殴打中方团员的事情，科考团最后中途废止，团员刘慎鄂转而加入西北科考团继续工作。

　　回头来看，西北科考团能最终成行，斯文·赫定本人的态度至关重要，他后来在记录此次科考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便写道：“我的目的与他们不同，我不为任何博物馆收集藏品。”

万里向西行

　　1927年5月9日，科考团的大队人马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乘专车前往包头，等待在那里的，是事先前往购买装箱物品的瑞典和德国团员。

　　由于雇佣骆驼、购买物资、办理手续还需要一些时间，大队迟至5月20日才从包头出发。20多名团员，还有20多名驮夫包括采集员、杂役在内的近60人，骑着雇佣的232匹骆驼，载运400多箱约两万多公斤行李、食品与仪器，加上由包头司令官派出30名护送兵，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斯文·赫定后来回忆出发时的情景：“简直不能说是一个旅行团，是十个或五个骆驼联络而成的许多小团列成了的一个大团。……这样灿烂、庄严、重大的，一列远征队。”

　　几天前还在包头探寻古迹的徐炳昶，此刻打着裹腿，背着望远镜和水壶，举着手杖在驼背上摇摇晃晃地前行，感慨油然而生：“现在虽然还没有求得知识，然而也像个求知识的样子。从前多少年的人，想求得知识，却专在斗室故纸堆中绕弯子，那怎么能行得了！人类的使命，就在征服自然，并没有其他的话说！”

　　一路上是单调的景色和破败的村庄，旅途并不太平，匪帮横行，夜晚宿营时，警戒工作不可缺少，赫定挑选了2名欧洲人和4名卫兵守夜，兵士们请大家不要离开营地，以防被绑票或被流弹击中。不久，不甘落后的中方团员便和赫定商量，共同承担守夜职责。

　　由于担负沿途考察的任务，考察团与一般走“口外”的老规矩完全相反，选择“昼行”“不走大路”“不怕损失”，旅途自然格外辛苦。经过一段时间的跋涉，5月28日，大队抵达内蒙古茂明安旗的哈那郭罗驻扎下来。团队在那里休整了一个多月，将雇佣骆驼遣回，自购骆驼做好西行准备。

　　气象测验是考察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出发之前，赫定便计划沿途设立4个永久气象站，带来的4个中国学生便计划一人分配到一个气象测候所工作。到哈那郭罗的当天，一座气象测候所便落成了，每次测试四次温度。此外，来自德国的气象学家赫德（Haude）还要定期放出氢气球测验风向。氢气球的下面写着小纸条，请拾到的人将拾得日期、地址还有附近人口的疏密及距离大路远近详细记录，然后寄到北京，回报是10元奖励。

　　为了扩大考察范围，全团决定分为三队西进。7月1日，瑞典地质学家那林（Norin）率领北分队出发，成员有丁道衡、貝格曼、海德、马森伯、哈士伦、生瑞恒及采集员靳士贵，另有3名工人、25匹骆驼。7月4日，袁复礼率南分队出发，成员则有詹蕃勋、龚元忠，采集员白万玉及3名工人，15匹骆驼。7月22日，剩下人员在赫定和徐炳昶的带领下，共购292匹骆驼，雇用30多名驼工出发了。队伍之间靠骑着快脚骆驼的蒙古苦力传递信息。

　　此刻，西行的磨难才刚刚开始。拉尔生新购的骆驼虽然非常强壮，但从未工作过，野性难驯，大队在出发当天驼队便受惊溃散，不得不将行程延迟一周。不久，斯文·赫定的胆结石发作，不得不暂留途中。9月28日，大队终于到达额济纳河驻扎下来。气象组的成员很快在沿岸的葱都尔设立第一座气象台，2个多月后，马叶谦和生瑞恒留守在那里持续观测。等待队员采购粮食的时间里，赫定和哈士伦乘坐用两根胡杨木制作的独木舟，沿着额济纳河考察索果淖尔。

　　而在此前，全团已经取得一系列振奋人心的考察成绩：7月3日，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10月25日，黄文弼在额济纳的一个土堡发现了最早的几枚居延汉简;沿途采集的石器更为丰富，11月7日，崔鹤峰已经押送第一批采集品往北京走了。

　　11月8日起，队伍开始陆续前往新疆哈密，那里是经历一段荒漠之后的第一个绿洲。这段路程也是科考团所走最为艰难的一段。暴风把帐篷吹得稀碎，对面几乎都看不清人，队伍被耽搁了不少时日。派出采购粮食的队伍在新疆边界被扣留，不得不留下骆驼和钱落荒而逃。饥寒交迫的大队在1927年1月8日才到达哈密，徐炳昶在日记中写道：“初离额济纳河时，计四十日左右即可到哈密，沿途因风雪及骆驼的疲乏，迁延至六十余日，中间并有四十八日不见人烟，减食及杀骆驼为食，始能挨到二架胡桐及大石头，团员之疲乏与困苦略可想见！”

　　黄文弼先后在额济纳、天仓北、巴丹吉林沙漠考察，采集到不少古物，图中骑骆驼者为黄文弼

　　尽管旅途艰难，团员的士气却依然高涨。德国人马学尔（Marschall）养的一只黄獐笛克（Dicky）是大家的宠儿。赫定则为自己最初骑的骆驼起名“茶花女”。负责拍摄记录电影的李伯冷（Liberenz）因为没有拍摄到骆驼惊散的镜头，恨不得让骆队再溃散一次。

　　到新疆以后，由于时局紧张，治理新疆17年之久的督军杨增新对内地人士非常猜忌。他们抽检到一封团员李宪之表弟写来的家信，信中“团里有二百打手，又有何怕”这样的戏言令对方多疑，再加上四散的谣言，杨增新便怀疑科考团是另一军阀冯玉祥派遣的先头部队，因此调兵遣将，集结在新疆边界，而且扣留了团里事先派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取款的队员，不准科考团在哈密设立气象测候所。待到1928年2月27日大队到达迪化，见面解释以后，新疆方面的疑虑才渐渐打消。

　　很快，来自甘肃方面的谣言又起，由于误把科考团携带的氢气管当作炮筒，认定他们是张作霖派遣攻打甘肃的部队，甘肃方面便将科考团设立在额济纳气象台的团员带到兰州关押起来。后来经蔡元培向冯玉祥解释，才允许他们继续工作。

　　然而，由于斯文·赫定向新疆政府提出的航空计划未被允许，德国汉莎公司不愿续约，考察团的经费遂成问题，赫定不得不于5月6日与大批德国团员返回柏林商议。几个月后，回到迪化的赫定带回消息，瑞典政府愿意出50万瑞币解决经费问题。

　　与此同时，科考团的工作仍在继续。袁复礼和白万玉出发去天山北麓继续发掘，气象组在迪化、若羌、库车陆续建立气象站，并在当地招人培训。

　　始料未及的是，7月7日，新疆省政府发生政变，杨增新遇刺身亡。继起的督军金树仁朝令夕改，对科考团的工作设法阻挠，几乎让科考中途废止。徐炳昶据理力争，在回函中写道：“科学家对于国防有重要的责任，所以各国政府对于科学家的研寻，无不竭力帮助，现在新疆对于异国人之游该处则并无任何取缔，而对于本国科学家乃严加限制，殊属闻所未闻！”12月17日，徐炳昶与斯文·赫定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京，此刻他们需要报告的政府已经是北伐胜利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了。

　　徐炳昶回京后，袁复礼出任中方代理团长。1929年，科考团成功延期两年后，包括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助理员、地磁学家陈宗器在内的6名第二批团员被派往新疆。陈宗器几经波折，终于在10月下旬奔赴内蒙古考察。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科考团不得不在与新疆政府的斗争中艰难地进行考察，1930年12月，陈宗器和瑞典地质学家霍涅尔（N.Horner）被迫从敦煌西行，悄悄进入罗布泊。

　　此后科考团再度延期两年，直到1933年5月终止。1933年8月，斯文·赫定在面见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时，提出中国政府如欲保住新疆，应该修建两条通往那里的公路。他的提议受到重视，斯文·赫定随即被聘为铁道部顾问，组织一个由中国政府出资的绥新公路勘察队。原西北科考团成员陈宗器、贝格曼、赫默尔和生瑞恒接着参加了此次勘察，直至1935年3月结束。很多时候，人们也把后两年的公路勘察视作西北科考团的一部分。

轰动世界的发现

　　尽管在出发伊始，斯文·赫定将气象与地磁考察作为首项任务，地质与考古是其附带研究，但后两个领域的发现却更具轰动。

　　科考团的第一个重大成果要算丁道衡1927年7月3日发现的白云鄂博大铁矿。在哈那郭罗的第一个集合地跟随北分队出发没两天，丁道衡一早去沿途的北部山岭白云鄂博查看，很快便发现散布山间的铁矿矿砂。他随即给中方团长徐炳昶写信报告，说发现一地方有望成为北方“汉冶萍”——汉冶萍是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的中国最早的大型铁煤混合企业，早在辛亥前夕便可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丁道衡兴奋地写道：“矿质虽未分析，就其外形而论，成分必高。且矿量甚大，全山皆为铁矿所成……全量皆现露于外，开采极易。”大队随即派出詹蕃勋前往支援，测绘出二万分之一的地形图。蒙古人对白云鄂博极为迷信，每年杀牲祭奠，并在山顶用矿石堆积成包，以祈求神灵赐福。1930年结束考察回到北京的丁道衡，在给北平女师大的演讲上曾讲到科考团在内蒙古勘察研究的困难：由于担心神灵迁怒，害怕团员拿走他们的镇山之宝，蒙古人禁止人們动他们垒在山间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鄂博。直到给大喇嘛解释之后，情况才稍稍好转。

　　上图：2000年，陈宗器的小女儿、画家陈雅丹在楼兰古城大佛塔前，1931年1月19日，她的父亲和霍涅尔曾经拜访楼兰下图：2000年，陈雅丹所拍摄的楼兰古城遗址

　　事实上，就在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不久，8月5日南分队的袁复礼在喀托克呼都克也发现铁矿，也就是现在的白云鄂博西矿。但是袁复礼仅在日记和地图中记了一笔，并未发布，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协助一支地质调查队找到铁矿。袁复礼的女儿袁扬后来也学习地质普查，她回忆自己曾问过父亲为何当时没有公布结果，她父亲的回答是，后头有外国人，很可能是日本特务。当时日本人对中国蠢蠢欲动，派出勘测矿藏的特务很多，“父亲在这方面的警惕性特别高，归谁发现并不重要。”

　　1927年10月25日，黄文弼在额济纳附近的土堡发现几枚汉简，并推测如果细掘，收获必定很大。1930年7月，年轻的德国考古学家贝格曼又在黑城附近发掘出土900多枚汉简，沉浸在汉简发掘的喜悦中，他甚至婉拒了斯文·赫定让他和霍涅尔去罗布泊考察的命令，改由陈宗器和霍涅尔一起前往。到1931年4月，贝格曼带着采集员靳士贵在额济纳河黑城附近的破城子大湾等遗址上先后发掘两汉木简一万余枚，就是后来声明远扬的“居延汉简”，同时还在那里出土了一支汉代毛笔。

　　贝格曼的发现其实颇为意外。他在测量完一处烽燧边的房屋废墟时，钢笔掉落地上，在弯腰捡钢笔的一刹那，意外发现旁边有一枚完好的汉代五铢钱，紧接着搜寻到一个青铜箭头和另一枚五铢钱。贝格曼尝试往下挖掘，木简很快出现了，上面用墨写的汉字依然清晰可见。在他后来写的《考古探险手记》中，记录了当时在一个老鼠洞旁发现大量汉简的情景：“这些老鼠洞非常有趣，里面有稻草、丝绸碎片、碎绳子和削下来的碎木头。很明显，在写了字的木简不必保存时，就用简便方法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写字。老鼠把这些削下来的碎块拖回洞里，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endprint

　　考察结束后，1931年9月，贝格曼携带家属一起到北京住了两年，参加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一起参与研究的还有瑞典人高本汉（Karlgran）、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和中国学者刘半农、马衡。1934年，科考团理事会从北京大学文学、历史专业挑选4名毕业生作为马衡的助手，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汉简研究专家的劳干。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这批珍贵的汉简被辗转存放于香港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最后保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由于美国人之前就在内蒙发现了大的恐龙化石，出发之前，地质界朋友就提醒袁复礼留意恐龙化石。最早的恐龙化石发掘地在距离三德庙不远的喀拉托罗盖（红头山），9月4日，袁复礼判断那里的玄武岩下会有化石，但由于携带的粮食不够，未能发掘，便写信给后面的丁道衡。丁道衡后来在那里发掘出三具鹦鹉嘴龙。

　　1928年4月抵达乌鲁木齐不久，袁复礼便在天山南麓展开考察。从9月中旬到10月末，袁复礼带着采集员白万玉和靳士贵，在三台南5公里的大龙口一共发现采掘兽形类爬行动物42个个体，包括7个比较完整的个体和一个恐龙蛋，化石中包括二齿兽、水龙兽、袁氏阔口龙、袁氏三台龙等。在二叠-三叠纪地层中发现如此数量的完整的爬行动物，在中国尚属首次，比以前的发掘时代提早了一亿多年。这一重大发现经科考团公布后，很快轰动世界，一名瑞典地质学家对斯文·赫定说：“你们费巨款，做考察，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已属不虚此行。”

　　后来袁复礼又陆续发现赫氏水龙兽、奇台天山恐龍等完整个体，前后一共发现72个爬行动物个体。1930年12月，为了挖掘修复后长10多米、高4米多的奇台天山恐龙，袁复礼在天寒地冻中连续挖掘32天，不幸把脚冻伤。回到乌鲁木齐手术后，休养了3个月方才痊愈。

　　在第二批派遣团员中，1929年10月出发的陈宗器是唯一一名中方团员。10月底，陈宗器顶替原定的贝格曼，作为霍涅尔的助手前往罗布泊（罗布淖尔），负责绘制北返的罗布泊新地图。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罗布泊作为一个行将消亡的湖泊闻名于世。1876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考察罗布泊之后，曾宣称清政府绘制的地图上标明的罗布泊位置与他实地考察的结果足足差了一个纬度，清朝地图必须重新绘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却认为俄国人所见到的并非罗布泊。争论延续到他们的学生科兹洛夫与斯文·赫定。1900年，斯文·赫定不但发现了楼兰古国，而且在考察完罗布泊后，证实普尔热瓦尔斯基看到的卡拉库顺湖只是一个新的终端湖，位于罗布荒原北部的罗布泊则已经干枯。按照赫定提出的“游移湖假说”，罗布泊有一天还会离开卡拉库顺湖北返。令人惊讶的是，据当地土人讲述，1921年罗布泊果然如约北返，得知消息的斯文·赫定自然迫切地希望证实这一幕。

　　由于金树仁的新疆政府对科考团并不合作，霍涅尔和陈宗器只能从甘肃偷偷进入罗布泊。经过一段艰苦跋涉，两人终于在1930年12月30日见到了有水的罗布泊，见证了科学史上的重要一幕。陈宗器随后在罗布泊做了大量堪称当时最完整的地磁学、地形天文测量与研究。两人测量的准确的罗布泊位置与形状大小，被证实与1973年美国卫星测量的数据安全一致。

　　1931年1月8日，终于到达孔雀河畔后，陈宗器（左）和霍涅尔合影。从霍涅尔膝盖处破损的裤子及陈宗器褴褛的衣衫可以想见旅途的艰辛

穿越历史的风尘

　　90年前的西北科考团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原本研究历史与哲学的徐炳昶和黄文弼，此后都醉心于考古，成为考古学家。李宪之、刘衍淮由于表现出色，被斯文·赫定推荐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之后成长为有名的气象学家。袁复礼和陈宗器则被授予了“瑞典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1936年，斯文·赫定出资并推荐陈宗器到德国和英国留学，陈直到1940年在抗日战火中回国，日后成为中国地磁学的奠基人。

　　前后长达8年时间的科学考察，也让这批中国学者与广阔的田野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抛家舍业，完全将心思放在了科学研究上。连续在外考察5年的袁复礼，大女儿在他出发途中出生，再回来时女儿已经五岁了，为了纪念那段旅程，他为女儿起名袁疆。

　　陈宗器在外考察期间，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他都未能按期奔丧。为了纪念斯文·赫定和科考团岁月，他给儿子起名陈斯文，小女儿起名陈雅丹。如今已经75岁的陈雅丹，是一名画家，她像父亲一样喜欢野外探险，去过南极，并先后两次深入罗布泊，追寻父亲当年的足迹。她还记得小时候问父亲自己为什么叫雅丹，父亲告诉她，雅丹是罗布泊那里一种常见的风蚀地貌，他希望女儿同样能够经受住风霜。

　　袁扬印象中，父亲袁复礼在家很少说话，总是坐在那里看书。反而是在课堂上，他才会情不自禁地讲起当年科考的事情。

　　陈雅丹在退休之后开始翻阅当年的照片和书信，逐渐弄清照片上的那些人事。很多年过去了，那些照片仍然让她感动。“我爸和霍涅尔经过14天基本没有水草的旅途，到罗布泊后，膝盖都是破的，霍涅尔冻伤的手上还套着自己缝的方口袋，但他们的精神非常昂扬，让我非常感动。”指着一张扫描后放大的历史照片，陈雅丹说。endprint

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