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杨浪:地图上的丝绸之路

摘要:   在“丝绸之路”这个话题被德国人李希霍芬提起100多年之后,一卷新发现的古地图重新点燃了中国人对“丝路”的热情。  一卷地图的传奇  2013年5月1日至4日,保利拍卖与旅游名城甘肃省嘉峪关市合作,在当地举办了“起点——明代丝绸之路地图嘉峪关大展”,专门展出了保利八周年春拍最重要的拍品:描绘了明代丝绸之路全貌的30米巨幅绢本青绿山水地图手卷《蒙古山水地图》。紧接着,国内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卷古地图

  在“丝绸之路”这个话题被德国人李希霍芬提起100多年之后,一卷新发现的古地图重新点燃了中国人对“丝路”的热情。

  一卷地图的传奇

  2013年5月1日至4日,保利拍卖与旅游名城甘肃省嘉峪关市合作,在当地举办了“起点——明代丝绸之路地图嘉峪关大展”,专门展出了保利八周年春拍最重要的拍品:描绘了明代丝绸之路全貌的30米巨幅绢本青绿山水地图手卷《蒙古山水地图》。紧接着,国内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卷古地图将在保利春拍上拍,估价8000万元的消息。

  关于这卷地图的发现,说来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2002年,国内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去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征集中国文物时,花巨资征集到了一件所谓“清代青绿山水画手卷”。2004年,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接受易苏昊的委托,开始着手研究这件“山水画手卷”。林教授对此“画”进行了长达近8年的潜心研究,查找了数百种中文、日文、西文文献资料,实地考察了丝绸之路上的多处史迹,并拜访了多位国内外专家,最终鉴定其为一幅16世纪明代丝绸之路地图——《蒙古山水地图》。

  在对《蒙古山水地图》的研究中,林梅村教授的西域古代语言学造诣发挥了独特的优势。比如:地图上标在“吐鲁番城”东北的地名“羊黑”,林教授考证其源自突厥语“yangi”,并且确定其故址在今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西南的洋海乡;又如:地图上标在“撒马尔罕城”之西的地名“马失下”,考证其名源于波斯语“mashhad”,即今天伊朗的马什哈德市,等等。林教授勾连“死”语言与“活”语言,贯穿古今地名,联通中外文献,其学术功底令人叹为观止。

  这卷古图长期被认为是一部青绿山水画手卷,但林教授考证,其艺术手法深受明代中叶吴门画派影响,而该图卷首的“嘉峪关图”竟然和“吴门四大家”之一的仇英的名作《归汾图》如出一辙,之后,此图也被林教授考证出为谁所绘。这个论断不说是给中国美术史研究出了个新的课题,至少也让人浮想联翩。

  敦煌莫高窟壁画所展示的

  张骞出使西域场景

  林教授还证明现存地图(长30.12米)上的地理范围为自嘉峪关至“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而原图(应长约40米)应有四分之一被后人裁剪,地理范围是从“天方”到“鲁迷”。“鲁迷”即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伊斯坦布尔,当年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2011年,这卷古地图曾到意大利展出,引起轰动。而我不久前将《蒙古山水地图》一书带给关心中土文化发展的土耳其朋友看时,同样令他们惊讶不已。

  一卷古地图,十年间业经众多专家之手,参证海峡两岸古籍、档案,终于证得其国宝价值。正如20世纪70年代西汉“马王堆地图”与80年代秦代“放马滩地图”给中国历史地图研究带来的爆炸性影响一样,《蒙古山水地图》的发现必将为未来中国古文献和古地图研究创建许多新的课题,也必将推动丝绸之路历史、考古、语言和地理研究的深入,为当今中外学术界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在丝路的那一端

  既然《蒙古山水地图》“全面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充分展示了明代中期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究竟曾经对世界了解多少?丝绸之路对于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起到过多么深远的影响?在丝路的陆、海段以及存在时间上,这张地图还可能引发什么新的创见?

  西汉时期由张骞首次打通的丝路,被称为“凿空之旅”。西汉末年,在匈奴的袭扰下,丝绸之路中断。公元73年,东汉时的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的丝绸之路,并将这条路线首次延伸到了欧洲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商旅也首次顺着丝绸之路来到当时东汉的都城洛阳。这是有文字精确记载的欧洲和中国的首次交往。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中国的丝绸最具代表性,“丝绸之路”也因此得名。

  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东西方的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因其上下跨越历史2000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所以按历史划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按线路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别。陆上丝路因地理走向不一,又分为“北方丝路”与“南方丝路”。

  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丝绸之路”的话题就是中古以前东西方关系的话题,人们还在试图探究其中的几个谜题。

  谜题之一:开拓“丝绸之路”的时间上端在哪里

  史料记载,在张骞“凿通西域”到达“身毒”(今印度域)时即发现当地有蜀地的蜀布和邛竹杖。这当然证明,在张骞之前,中国内地与印度次大陆就存在着贸易通道。而在张骞出使西域前,公元前5世纪的欧洲国家已出现了“赛里斯(Seres)”这个对“中国”的称呼,此词大概源自汉字中的“丝”字。这显然说明在汉朝以前,东西方之间已有较长时间的贸易交流。

  欧洲中世纪插图中从东方归来的商船

  张骞之前的“丝绸之路”或许并不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公元前1500年,已有商人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和田玉石,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阿拉伯地区在上古时即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骆驼,并在公元前1100年将其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4000年即开始饲养马。张骞出使时使用的马和骆驼应该就是在他“凿空”之前,中原与西域贸易联系的实物证明。

  青金石是在早期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商品之一。产自今划为“西亚”的阿富汗巴达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00年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和埃及,这意味着中亚地区商旅贸易的开始时间比这一地区部分国家的诞生还要早些。当代考古发掘证明,地处黄河下游的商代帝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坟茔中发现了产自新疆的软玉。而商代墓葬中大量出现的贝币,经研究出自南海甚至马来海域。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南通南海、西连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着商贸往来。晋人郭璞在《穆天子传》中记载,公元前963年,周穆王曾携带丝绸、金银等贵重礼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中原。虽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没有定论,但是目前在丝绸之路东段沿线的考古中,确实出土了这一时期的丝绸制品。

  种种文献都说明,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至少10个世纪以上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规模的对外经济交流和贸易通道。

  谜题之二:“海上丝路”的历史真相如何

  专家们一般都认为“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它在中国的重要起点有番禺(今广州)、登州(今烟台)、扬州、泉州、明州(今宁波)、刘家港等。“海上丝路”规模最大的港口是广州和泉州。广州从秦汉直到唐宋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商港。明清实行海禁,广州又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泉州港发端于唐,宋元时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至于“海上丝路”的另一端,如果我们放眼望去就会发现,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国家的古文明之一,古埃及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从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亚地区的贸易活动。新近的若干考古发现证明,古埃及在距今5000年前的古王国时期就出现了成熟的造船术;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中王国时期,商业势力就曾经到达过遥远的地区。近代考古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努比亚(苏丹)、索马里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埃及制品。而在埃及发现了公元前3100年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说明古埃及人已经与中亚地区有了一定规模的贸易。此外,在埃及发现的公元前1070年前后的丝绸残片,意味着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埃及就可能与中国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

  15世纪抄本《马可·波罗游记》中

  描绘的元代泉州(Zayton)

  有资料记载,在公元前664年至前525年的埃及第26王朝时代,法老曾派遣以“涅克哈”号为首的船队从红海苏伊士附近出发,绕过好望角,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最后到达亚历山大,比葡萄牙人迪亚士1497年的航行早了2000年。还值得特殊关注的是地中海沿岸崛起的腓尼基人,这是一个善于经商也善于航海的部族,公元前4000年他们就开始了航海旅行,沿地中海西岸到达埃及。公元前3000年,他们完成了爱琴海以北的航行,公元前2000年,又西行横渡地中海到达了直布罗陀。由于航海和经商,腓尼基人传播了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文明,而且在经商中发展出22个字母的腓尼基文字,成为现代欧洲文字的基础。

  在中国,2002年,浙江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独木舟遗迹。此后,历代均有造船及沿海航行的记载,如距今2200多年前秦灭楚时即有大规模军事航行的记录。众所周知,公元10世纪前后唐代、宋代的航海已经远达西亚。

  这也就是说,在地中海、红海范围和太平洋西岸,距今4000年前以降的航海技术都达到了相当水准,如果我们遥想在10世纪以前的3000年中,人类早已沟通从红海区域到东亚太平洋沿岸的海上交通,这应该不算虚妄。

  近些年,时有中外著述论及东西方之间的海上通道,尽管话题多数是围绕着15世纪的郑和航海而展开,但其中也多有论及古代人类的海上通道。在这里可以举证的著作有英国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美国李雪晔的《当中国称霸海上》,澳大利亚雪珥的《大国海盗》,中国刘刚的关于一张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不过我怀疑这张图是民国初的“制作”)的研究著作《古地图密码》等。另外,2011年在英国披露的“明代东西洋航海图”也十分值得注意。

  谜题之三:古代西亚与中国发生过怎样的联系

  迄今传世的中世纪欧洲古地图,多有古阿拉伯地图的“血缘”,盖因为西亚地区是彼时人类数学、天文学、地理学与航海技术最发达的区域,也是沟通东西方物流的最主要通道。既然500年前的《蒙古山水地图》把终点画在了伊斯坦布尔,那么另一个重要的话题便出现了,这就是中古时期西亚地区与中国的关系。因为这个终点的存在,就有可能使“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联结为一个沟通的闭环;这就把唐人杜环被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俘虏后从陆路游历中亚、西亚,最后从海路归国置入了一条“成熟航路”;并且(最重要的一点)必然建立起那个时代东西方陆海连通的世界版图概念!

  一幅1237年的插画,描绘了沙漠中的阿拉伯商队

  众所周知,东北非、南欧与西亚(环地中海东部)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人类航海活动的最初孕育地区。如同我们把陆上“丝绸之路”从西安一直延伸到罗马一样,在大海上,远在郑和航海之前,就存在着一条沟通西亚与东亚的海上航路。除了把“三星堆文明”与古暹罗乃至古印度文明相联系,学术界已有著述将新石器时期沿海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尤其是“黑陶文明”与西亚文明相联系;将“良渚文化”尤其是其玉器纹饰与南岛文明相联系;再加上青海、甘肃、陕西一线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与“半坡文化”的东延轨迹,构成了“人类文明同源说”的模样。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在普遍的“封建”国家体制形成之前,人类的大范围迁徙流动以及迁徙流动中沿海民族对洋流规律的掌握;1万年以内“后冰河时期”结束以及当时世界上植被的茂密,其对于人类活动、繁衍的助力使“优势文明”向相邻地区的扩散——还有,基于西亚原始宗教或太阳神崇拜的不竭的“向东方”的探求——都可能使文明所达到的东西方沟通呈现今日我们难以想见的模样。这些都是《蒙古山水地图》这卷连通了东西数千公里文明地区的地图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当然,这类想象是需要考古和文献予以证明的。

  公元10世纪前后的包括地图学在内的阿拉伯文献,近年来逐渐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阿拉伯地理学上承公元2世纪古希腊托勒密的“地理学”,其中便已有对“中国”的描述。传承至今的9世纪阿拉伯学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是那个时期彼邦最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其中不但专有“通向中国之路”一节,记录了从海上通往中国的道路以及货物贸易的详细信息,而且还有通往中亚、突厥的地理和路线的诸多论述,这使我们对于“丝绸之路”的信息有了更多“非中国文献”的充实。近年葛铁鹰先生的《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亦为一重要的资料勾辑,其中1000余年间中阿文化交往交流的信息林林总总、繁琐细腻,更有关于历史性的唐代怛罗斯之战的资料,补充了中国文献没有的细节。再如葛著译介的12世纪阿拉伯学者赛穆阿尼的著作中记录了9世纪“有个中国人在阿拉伯著名医学家拉齐(865—925年)家中住了一年,学了5个月阿拉伯语就能流利地讲本地话,熟练地写本地语”,那么,这个当年住在伊拉克南部古城库法的中国人究竟是从陆路还是海路到达那里的呢?还有太多类似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解答。

  在“丝绸之路”的那一端,无论是到“天方”,还是到“鲁迷”,《蒙古山水地图》都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广阔的时空版图:不但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在利玛窦之前100年就达到了相当广博和精确的程度;而且中国人与阿拉伯圣城麦加的联系,中国与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中心、“世界的首都”(拿破仑语)伊斯坦布尔的联系,都通过一幅500年前的长卷跃然图上!

  中华文明原本就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伟大文明。正如中国国家主席在2013年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所说:“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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