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公布，四川渠县城坝遗址作为渠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典型遗存名列其中，巴文化作为一支重要的传统文化再次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反映了巴人在特殊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关系，为进一步探讨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及其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材料。

      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公布，四川渠县城坝遗址作为渠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典型遗存名列其中，巴文化作为一支重要的传统文化再次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反映了巴人在特殊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关系，为进一步探讨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及其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材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会场　齐泽垚摄

　　巴文化研究日益为学界关注

　　巴蜀是我国四川、重庆地区的特定称谓。在战国以前，巴与蜀是分称的，就文化形态而言也泾渭分明。巴人是我国上古时期的一支重要族群，巴人先民在祖国西南大地生产生活、砥砺创新，创造出了赋予地方特色的巴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学界认为，巴文化是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现今，巴人、巴国、巴文化已然成为承载四川东部地区地方文化的标识性符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陈卫东汇报城坝遗址考古发掘情况　齐泽垚摄

　　近年来，在学术界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巴文化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就考古学研究而言，宣汉罗家坝遗址、重庆庙嘴巴文化墓地、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重庆巫山大溪遗址、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汉水上游巴文化遗存、丰都地区巴文化遗存、庆忠县东周时期巴文化墓葬、重庆涪陵槽沟洞战国巴人洞穴居址、开县余家坝遗址、余家河东周墓葬等巴文化遗址，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对这些遗址的研究共同构筑着巴文化产生、流变、融合的文化谱系。 

　　巴文化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部分学者关注这方面的情况。近年来，随着巴文化各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发掘报告相继出版，为巴文化研究增添了许多崭新资料，给相关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专家学者从不同研究兴趣和关注点出发，取得了一批巴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既有宏观视域的专著，也有从局部微观层面入手的精深之作，涉及巴文化遗址出土器物研究、巴文化起源及演进研究、巴人信仰研究、巴人音乐舞蹈文化研究、巴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关系研究等诸多层面。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共发表巴文化相关主题学术论文400余篇，学位论文50余篇。 

　　城坝遗址发掘为巴文化研究再填新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进行城坝遗址项目点评 齐泽垚摄

　　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镇，处于渠江的二级阶地，遗址面积567万平方米，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该遗址在商周时期为巴人分支賨人的都城“賨城”，秦灭巴蜀后于此建宕渠县。2005年3月—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渠县文物管理所对城坝遗址进行了联合发掘，发现有木椁墓、土坑竖穴墓、灰沟、井、灰坑等大量的遗迹现象，同时出土有大量的铜器、漆器、铁器、陶器等。这次发掘和调查，首次揭露出遗址内存在连续性清晰的文化层叠压关系，也证实了城坝遗址在汉代及更早时期存在过大型城址的史料记载是可信的。2006年5月，经国务院核定公布，该遗址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十三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 

　　为进一步探索川东地区的巴文化，了解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过程及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管理情况，2014—201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渠县历史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系统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已清理各类遗迹438处，主要包括墓葬44座、水井11口、灰坑331个、城墙2段、城门1处、房址4座、沟37条、窑6座等，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遗物，取得重大收获。 

　　经过5年考古调查、勘探和关键节点的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城坝遗址各个区域的功能分区，即由城址区、津关区、一般聚落区、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部分组成，初步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布局清晰、遗迹现象众多、保存完好、内涵如此丰富的汉晋时期遗址，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都较为少见。

城坝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索辫纹铜鍪 齐泽垚摄

　　其中城坝遗址“郭家台城址”由壕沟、城墙、城门、大型建筑、街道、车辙、窖穴、灰坑等部分组成，尤其是木构排叉柱砖砌门洞、街道的发现，全国少见。而由石材构筑的大型建筑基址，在汉晋县城遗址考古中也极为罕见，为中国汉晋城址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处于渠江右岸的津关遗址，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水路关口遗迹。该津关从西汉中晚期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且各个时期的构筑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这对于了解汉晋帝国的水路关口具有重要意义。

城坝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铜甑 齐泽垚摄

　　目前，城坝遗址已出土1000余件战国晚期至六朝时期重要遗物。这些发现对于遗址内涵、分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地汉晋时期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宝贵资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宕渠”文字瓦当及竹木简牍。10余枚“宕渠”文字瓦当，明确了郭家台城址的性质；100余枚竹木简牍的释读，为全面了解汉晋帝国对郡县管理以及普通民众生活提供了新材料。 

　　城坝遗址为还原秦汉时期经营西南提供佐证

城坝遗址出土的西汉陶仓 齐泽垚摄

 　　巴文化是个历时性的文化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指向。目前，学界公认的观点认为：“巴”既是民族和国家名称，又是地域名称，巴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活动范围。巴国始自商周时期。春秋时期，汉水流域是巴人主要活动区域，与楚国关系密切。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受到楚国的打击，巴国的政治中心转移被迫到迁移到今重庆地区，势力范围遍布四川盆地的东部和周边地区。 

　　城坝遗址所处的川东北地区，乃水陆要冲之地，城坝遗址所在的渠江是嘉陵江的主要支流，古代叫潜水，流经陕西、四川和重庆三省市的26个县市，流域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渠江流域处于亚热带温润气候区，雨水丰沛，物产众多，是川东粮仓，适宜古人类繁衍生息。先秦时期以来，这里是多种文化的接触地带，长期存在政治、军事上的交接攻伐，在物质文化方面表现出多种文化杂糅的特质。 

　　巴人居于该地后先后受到楚、蜀、秦等国的战争威胁。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巴人尚武风气浓厚。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分布于嘉陵江和长江干流区域的巴人墓葬，大部分随葬有青铜兵器（主要包括戈、剑、矛），也说明了当时巴人全民皆兵的社会特色。

城坝遗址出土的西汉西汉陶盒 齐泽垚摄

　　公元前316年，秦国大臣司马错游说秦惠文王接受南下伐蜀的意见，并亲自带兵攻取蜀国，顺道灭巴，将巴王俘虏而归。两年以后的公元前314年，秦国为便于管理，设立了巴郡以治巴人，治所在今天的重庆，在嘉陵江流域的渠江岸边设立宕渠县以归之。由于宕渠县面积很大，辖户太多，后来慢慢分出宣汉县（今属达州市辖）、汉昌县（即后来的巴中县）。 

　　在秦汉时期，多有巴人为国家出力，解除统治者忧难的记载。秦昭襄王时期，四川盆地东部一带虎患严重，秦王下令重赏灭虎，巴人三个平民英雄脱颖而出，灭虎成功，受到奖励。刘邦在平定关中的战争中，招募巴賨民众参战，他们勇猛异常，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刘邦嘉奖。 

　　两汉时期，在汉文化的强势介入下，该地区被纳入国家政治框架内，逐渐接受汉文化，早期巴文化传统消亡嬗变，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在渠县城坝遗址目前已出土的重要遗物中，“宕渠”文字瓦当及竹木简牍说明了该城址当时的性质，与文献的相关记载完全吻合，可以确定该城址就是巴人分支賨人的都城“賨城”，亦为秦灭巴后所设立的宕渠县县治所在。遗址中出土带有“宕渠”字样的瓦当，显示出文化融合的特质。汉代瓦当并不少见，但是把一个县的名字刻在瓦当上的现象并不多见，而瓦当的纹饰特征又带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这一方面表明当地居民在当时对于中原王朝统治管理的接纳，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对于当地原著文化的传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会议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陈卫东代表项目组汇报了四川渠县城坝遗址考古发掘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进行了相关点评。白云翔认为，城坝遗址尤其是郭家台城址的发掘，为探索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经营和管理，提供了很重要的实物证据。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各地设立郡县是这一时期很重要的国家战略举措。从考古学角度来讲，能够寻找到秦汉时期对西南地区管理的城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城坝遗址当中发现了大量的汉文化遗存和巴文化遗存共生的现象，为研究汉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范本。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