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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碑的第二段传奇历史,可以再写一本《古董局中局》
一通承载了横跨亚欧大陆数百年传奇历史的唐代石碑,一群觊觎千年古文物的外国野心家,在外交与教会的双重压力下,在真真假假的文物疑团中,在风雨飘摇的清末乱世,他们能成功守护这件国宝吗?
书接前回,《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树立,可以说凝聚了自聂斯脱利被逐出君士坦丁堡以来,景教徒三百余年的努力与夙愿。从碑文可以看到,一代代杰出的教众为景教的中国化、本土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对各大宗教进行了系统性的打击和削弱,长安城佛教寺、僧遭到严厉打击,摩尼、祆教与景教等植根于外来人群的宗教更是遭受灭顶之灾。景教碑随着景教的衰败深埋在长安的地下,经历了近千年的埋没。它于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被发掘出土,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恰巧在西安附近传教,有幸成为最先看到此碑的西方传教士。金尼阁对石碑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订了李之藻关于该碑的注释,并将碑文译成拉丁文,转由山西的传教士罗雅谷寄回罗马,这是景教碑的第一个西方文字译本。
鲁本斯绘制的金尼阁像
当时同样在国内的传教士曾德昭著有《大中国记》一书,记录了景教碑拓本在传教士群体中引起的轰动:“这个拓本引起大家内心的欢悦,甚至欢呼雀跃,被作为一直期望和寻求的中国古基督教的明证,……因上帝的圣教,在当地发现一块保存下来的珍贵纪念物,这会使上帝高兴,祂也会促使圣教在同一个地方得到恢复……”
这些传教士得到消息后,争相赶来拓印,并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本地人怕此碑被传教士盗走,将其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又称崇仁寺)内,交寺僧保管。金胜寺遗址位于今西安西郊劳动公园内,正是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敕令修建长安第一座景教寺院的义宁坊所在地。
1907 年矗立在金胜寺基址的景教碑(左数第四通)
景教碑的出土引起了国际宗教界的关注,但直到19世纪后期,景教碑虽有几次建造碑亭,但并未受到现代的、专业性的有效保护。以英国人为代表的欧美人士对于获取景教碑表现出了强烈愿望,多位学者先后通过《泰晤士报》呼吁将景教碑收归英国博物馆。1886年,来华传教士史蒂文森在实地探访景教碑后,亦在《泰晤士报》撰文要求英国当局派人游说清政府同意将景教碑移交英国博物馆,或至少要求清政府建立碑亭对石碑进行保护。1890年2月,设于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也作出了设法保护景教碑的决议,在该会会长休斯和驻京外国公使团主席德国公使巴兰德等人的努力下,北华支会向清政府提出了保护景教碑的建议,并很快得到应允。1891年,清政府拨款白银100两命陕西官府建造碑亭,但经过层层克扣,抵达西安的仅有5两,地方官员只得草草建设,碑亭未能坚持太久即塌毁,景教碑又重回风吹雨淋的窘境。
看起来不像是只花了五两银子的“买家秀”
丹麦探险家何乐模(Frits von Holm)于1881年6月23日出生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个外交官家庭,1901年他赴上海任职于英美烟草公司,并任《伦敦论坛报》驻华记者。在华期间,他对景教碑产生了浓厚兴趣。1905 年何乐模返回欧洲,随后在英国任新闻记者。期间,他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部潜心研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和景教碑的文献,对这通石碑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1907 年,他下定决心要前往西安设法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至少获得一通精准的仿刻碑。何乐模自伦敦启程,辗转丹麦、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一边联系各国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筹措经费,一边继续行程,横跨大半个地球,终于来到西安。
何乐模到达西安城后,虽然按照惯例接受官府查验护照,并向陕西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递交名帖,但并未透漏此行的真实目的,而是扮作普通记者四处游览、采集素材,实则暗中打探景教碑的位置。他在西安时,与德国籍邮政局长邵穆劳菲尔、天主教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等均有较多接触和往来。这些人出于所属教派的利益,对他以私人身份获取景教碑的计划和目的并不支持。
1907年6月10日何乐模第一次见到景教碑后留影(文明参观不要学他的拍照姿势)
1907 年 6 月 10 日,何乐模首次实地勘察了景教碑。他随后与景教碑所在的金胜寺住持昱秀和尚拉近关系。何乐模虽然赠送昱秀和尚丝绸和放大镜等礼物,但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所载“以重贿赂僧”的举动并无实际证据。何乐模向昱秀和尚透露了获取景教碑的计划,也未有实际证据证明昱秀和尚同意,两人只签署了出租寺庙中两间房屋的约定,其中一间用于石匠仿刻景教碑,另一间供随何乐模前来的翻译,宁波人方贤昌居住。
1907 年金胜寺住持昱秀和他的徒弟在景教碑前
何乐模在西安期间,陕西、西安官府始终密切关注他的行踪,何乐模自己也意识到他的一举一动均在官府的视线之内,这也使他获取景教碑原碑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他退而求其次,与一位当地石匠签订了仿刻景教碑的协议,由该石匠与另外三位工匠仿刻一通同重、同质、同大的景教碑,费用为35美元。考虑到仿刻景教碑的工期较长,驻留西安无疑会引起更多猜疑,所以何乐模在签订完租房、刻碑等协议之后,便主动离开了西安前往汉口,以免引人耳目。从1907年6月3日进入西安城,到6月29日离开,何乐模第一次驻留西安城为期26天。
何乐模与方翻译一行离开西安后,选择了翻越秦岭的路线,在抵达荆紫关时,何乐模派遣方翻译原路返回,直抵富平,与来自西安的石匠一起在富平采石场选择合适的石料,运回西安,由方翻译监督工匠开始刻制景教碑。虽然何乐模临行时一再叮嘱他注意保密,方翻译却一直提防着何乐模,向其兄长、大收藏家方药雨透露了何乐模仿刻景教碑,意欲更换原碑的消息。方药雨旋即转告在学部任职的罗振玉,罗振玉便向学部汇报了此事,请求尽快通报陕西巡抚、提学使以作预防。
8月18日,离开汉口正在河南考察的何乐模在郑州接到电报,称仿刻碑已大致完工。他立刻从郑州启程,第二次奔赴西安。抵达西安后,何乐模用原碑照片、拓本等与完工后的仿刻碑一一对照,并进行了补刻工作,以使仿刻碑与原碑在文字、图案乃至碑面凹凸之处都一模一样。随后他邀请陕西洋务局、长安县等衙署官员前往金胜寺察看仿刻碑。
1907 年 9 月 19 日陕西洋务局官员在景教碑前留影
地方官员对仿刻碑的精准程度大表赞赏,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立即视察了景教碑原碑,并当即派两人日夜守护景教碑,以免被“偷梁换柱”。很快,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景教碑原碑移入碑林。10月2日,48 名苦力抬着景教碑送往碑林保存,何乐模在西关城附近见到了运碑的队伍,并拍摄了景教碑被移走之后基座尚在原址的照片。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则在 10 月 4 日遇到了运送景教碑基座——赑屃的队伍。景教碑的安全终于得到了保护,历尽风雨终于抵达它最好的归宿,我们现代人也由此得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见到这通国宝石碑。
1907年10月,移入碑林后的景教碑
陕西洋务局在此次与何乐模办理交涉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方翻译与何乐模关系恶化,已于10月1日提前离开西安,所以由曾在上海学习英语,时任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教授英语的王猷负责从中翻译斡旋。据一些史志记载,王猷擅长英语,百般折冲,废除了景教碑的盗买契约,此事虽无实体证据,但其居中斡旋使得何乐模与景教碑事件得到良好结果,功不可没。
景教碑被移入西安碑林后,何乐模彻底断了其他企图。然而,想要运走重达 2吨的石碑决非易事。在陕西洋务局官员协调下,何乐模请车夫特制了一辆载重大车,谈妥运输价格之后,即于10月3日由车夫先行将仿刻的景教碑从西安运出。10月6日,何乐模也离开西安。
何乐模花了210两银子,雇用特制的马车将碑运往郑州,从郑州用火车运至汉口 , 再用轮船运抵上海 , 在上海换美孚公司油船运往美国纽约 , 前后费时达3个多月。途中碑至郑州时, 曾遭民众阻难;碑至汉口, 又被海关扣留26天。
1908 年,仿刻的景教碑运抵汉口火车站
1908年汉口,24名苦力将仿刻碑装运上船,运往上海
1908 年,仿刻的景教碑在上海被吊装到美孚石油公司汽轮上运往国外
1908年6月16日,复刻景教碑运抵纽约,何乐模将之借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开展览。八年后,纽约一位富有的天主教信徒蕾丽夫人将此复制碑买下,送给梵蒂冈教廷,教皇因此授予何乐模最高奖状。此后,许多地方都从何乐模的这块复制碑进行仿制,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朝鲜金刚山长安寺等处,均有仿制的《景教碑》。
何乐模赠送给耶鲁大学的用石膏制作的模造景教碑
何乐赴西安图谋景教碑一事在当时受到了清廷和陕西官府的高度重视,也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清廷和地方官府档案、当时的报刊和时人文集中均有记载。这一桩秦人秦官共护国宝的往事,也是清末阴霾的,风雨飘摇的天空下,一道文明的亮色。
美国牧师皮肯斯 1936 年西北考察时在碑林拍摄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注:据董秦蜀《1907年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活动及其影响考述》等文编辑,人、地译名取董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