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2008~2009年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出土曹操，诚一代枭雄！最近看到关于曹操墓的最新消息，是文博摄影大咖“动脉影”在东京国立博物馆 ，看到的“三国志特别展”。展览上有若干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其中就包括上面这件红白缠丝玛瑙饼。 这枚玛瑙饼，由红白缠丝玛瑙磨片制作，通透美艳。在东汉至三国时期墓葬中，出土如此大如此精良的玛瑙制品，还是非常罕见的，必然

▲玛瑙饼 东汉~三国（魏）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2008~2009年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出土

曹操，

诚一代枭雄！

最近看到关于曹操墓的最新消息，

是文博摄影大咖“动脉影”在东京国立博物馆 ，

看到的“三国志特别展”。

展览上有若干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

其中就包括上面这件红白缠丝玛瑙饼。

这枚玛瑙饼，

由红白缠丝玛瑙磨片制作，

通透美艳。

在东汉至三国时期墓葬中，

出土如此大如此精良的玛瑙制品，

还是非常罕见的，

必然是曹操生前所珍爱的一件物件。

而关于曹墓的各种是非争议，

自安阳高陵墓被发现后，

即达到顶峰，

至今余音不断。

2009年12月27日，

考古发现曹操墓的消息一经公布，

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其所产生的轰动和影响，

不敢说后无来者，

但肯定是前无古人，

社会的参与和热议讨论的广度和深度

都是世上少见，

曾被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曹操墓的发现

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和影响?

时间转瞬间已经过去十年，

这些年来考古工作人员都做了哪些工作，

又有什么新发现？

由这枚红白缠丝玛瑙饼作引子，

文博山西推出该项目的负责人和亲历者，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潘伟斌先生

对此进行的全面梳理和总结。

▲邺城与曹操墓位置示意图

曹操墓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

曹操墓的考古发现之所以会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与曹操本人的知名度和历史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更与它在学术中的重要地位分不开。其在学术方面的意义主要如下。

▲曹操高陵

一是薄葬制度的验证。历史上不乏提倡薄葬制者，但是，第一个真正实现薄葬制者当属曹操。曹魏时期实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薄葬制度，“不封不树”是这一时期墓葬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谓不封不树，就是在地表上没有封土，陵墓前不树碑，这也是后来产生墓志的原因。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不仅在地表上未留下任何标记，更没有墓志等记述墓主人以及纪年等文字性的东西，这就为判断墓主人身份造成了很大困难。薄葬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不随葬金银珠玉，随葬品皆以陶质明器为主。这两项均被后来的西晋所继承，双方有很多共同点，因此，仅从随葬品的器形上来判断，两者很难区分。

二是对曹魏时期文物特征的辨别。曹魏王朝介于汉晋两大统一王朝之间，相较于其前的东汉和后来的西晋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其所创造的具有本朝时代的文化特征被后来一统天下的西晋所淹没，显得不那么突出，其随葬品既有东汉时期的某些特征，又兼具西晋王朝的文化特征，学术界很难对它们进行准确辨识，将它们从汉晋文物中区别出来。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曹魏时期的文物特征缺乏认识。

一直以来，由于考古界大多偏向于保守，在没有完全了解曹魏时期文物特征的情况下，为了保险起见，往往都会对它们作简单化处理，要么将之向上归类于东汉，要么向下归并于西晋。这也是为什么在曹操墓发现之前，曹魏时期的墓葬很少被发现的主要原因。现在回想起来，过去考古界并不是没有发现曹魏墓，而是不敢确认。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便是洛阳地区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墓，其所属年代曾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有人认为其是曹魏墓，也有人坚持认为应该是西晋墓，双方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如果不是曹操墓的考古发现，这个争议有可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由于曹操墓内出土有指明墓主人身份的石牌，墓主身份明确，时代清晰。因此，曹操墓所反映的丧葬习俗、墓葬形制及其出土文物特征成为了判断这一时期墓葬和出土文物的标准器物。其后，洛阳出土的朱村曹魏大墓等一系列发现，以及正始八年墓年代的最终确认，都与这次曹操墓发现有很大关系。

由于以上原因，在曹操墓发现之前，曹魏时期的墓葬虽然在国内时有发现，却鲜有确认者。因此，关于曹魏时期的考古发现，在大学的考古教科书上一直是一个空白。故曹操墓的发现具有填补考古教科书的作用，其学术意义可见一斑。曹操墓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上述薄葬制度的真实存在，同时，也揭示出来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原本认为是西晋时期所产生的文物特征，其实是曹魏一代所创造的文化特征，是西晋对曹魏的继承，从而纠正了学术界的一个误区，这也是曹操墓发现的重要学术价值之一。

▲曹操画像

二

曹操墓出土文物

虽然曹操生前要求“无藏金玉珍宝”，实行薄葬制，然而，出于其“位在诸侯王之上”的魏武王丧葬礼制的需要，仍然随葬了大批物品。尽管该墓历史上曾经多次被盗，但是，出土文物依然非常丰富，种类繁多。

其中，既有标明曹操地位身份的大量礼器，如圭、璧、鼎、卤簿、车、黄绫袍锦领袖、大型错金铁镜，以及挌虎大戟、挌虎短矛、长犀盾、挌虎大刀(盗走已被追回)等石牌；也有象征其权柄的刀、剑等兵器，及絳色、绯色勋带两条；还有表明其生前职业特征的如铠甲、铁镞、墨饼和陶砚等；更有其生前“常所用”之物，如印符、渠枕(盗走已被追回)、铜钗、三珠钗、铜戒指、带钩、车、瓷器；以及各种其他使用过的工具和生活用品，其中工具类的有铁质剪刀、镊子、锤，微型刀、铁铲和类型繁多的刻刀。根据石牌记载，随葬的其生前用品还有各种衣服、手巾、香囊、书案、屏风、木墨行清、樗蒲床、淶(漆)唾壶、刀尺、胡粉、文锸母、黄豆、姜函、水椀、文藻豆囊、衣枷、沐具、镜台、各种凭几、鐞(镘)莱蔮、竹簪等。

当然，也离不开各种葬具，如木棺、石棺床、帐幔、白缣画卤簿、簟、升帐、帐构、竹翣、水晶珠、玛瑙饼等，其中，还包括入殓的各种殓衣、被子等。

同时，也有为葬礼需要而专门定制的各种陶质明器，如豆、匏勺、鼎、甑、釜、仓、盘、碗、灶、案、熏、尊、漏勺、匕、叉、大小不等成套的陶耳杯(酒具)，以及象征生活设施的陶井、陶圈厕等，这些有可能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专门用来随葬在帝王陵墓中的所谓东园秘器。还有极具象征意义的黄蜜金、白蜜银等。墓内出土大批刻铭石牌，记录了随葬器物的名称和数量，推测应该是遣策。这种以石牌形式出土的遣策，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

根据材质来分，这些随葬品又可以分为金、银、铜、铁、玉、云母、陶、瓷、木、石、骨、漆、竹等不同类别。其中，仅随葬的敛衣中就可以分为绮、绡、练、缣、绫、绢、、锦和绒等多种材质。从纺织品的颜色来分，包括绛、玄、绯、紫、白、丹、黄、绛白等众多色彩。从纺织品的款式和类型来分，有升帐、绯衣、大、补、疏披、四副被、帽、衫、裙、襜襦、帬、袜、手巾、袴、裗、臂褠、黄绫袍等。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修复出来的文物多达九百多件，但是，这些还远不是随葬品的全部，仍有许多文物还没有完全修复出来，如铁器、画像石、漆木器、墓主人的遗骨等等，如果将它们全部修复出来，应该有上千件之多。

▲白瓷罐 东汉-三国魏

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更有许多文物在历次盗掘中有可能已经流失出去，如石棺床、大量石牌以及其他文物等。其中，丝织类文物和漆木器绝大部分已经腐朽，无法见到，但仍有极少部分残存下来。不过，由于有这些石牌的存在，还可以从记录的内容中管窥一二，因为其上面清晰地记录着一些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为人们了解曹操墓的丧葬礼制和东汉晚期帝王陵墓的随葬制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以确信的是，目前我们所发掘出土的这些石牌，并不是当初随葬石牌的全部，还有不少石牌流失在外，其所记录的内容，已经无从知晓。因此，曹操墓中到底随葬了多少物品，它们的种类和数量到底有多少，目前仍然是一个谜。

由于历次盗扰的原因，三具棺木均已被破坏，后主室中仅存棺床痕迹，两个侧室内保留有木棺的局部。各种葬具如棺钉、棺饰件、铁质帐构件等散落于整个后室。三个墓主人的遗骨依然存在，同样因为受到盗扰的影响，散乱在整个墓室内，并相互混杂在一起，需要体质人类学专家仔细辨认，分离确认，然后进行拼对和复原。

所发掘出土的这些文物，均已经被扰乱，有不少文物出土于现代扰土中。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出土于墓室底部的早期淤土层中，同时，因这些文物已经离开了它们的原始位置，对我们研究和确认它们的功能造成了很大麻烦。

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尽量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的要求，将不同盗次所形成的扰土层位分层清理，按照文物的出土层位分别进行包装和记录。但是，对一个屡遭盗扰的墓葬来说，墓里文物的出土层位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文物的完整性和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学术问题才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内容。

▲曹操墓发掘现场

三

曹操墓出土文物解决了哪些重要问题

曹操墓发现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是目前唯一已被考古发掘所证明的东汉至曹魏时期的帝王陵墓，而且是一座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和时代清晰明确。根据对它的墓葬形制、结构及其出土物，结合相关史料记载来进行研究，可以解决许多困扰考古界和史学界多年的重大学术问题，现大致归纳如下。

(一)墓葬年代问题

曹操墓开口地层清楚无误，其叠压于南北朝地层之下，开口于东汉地层之上，从而决定了其形成年代只能是东汉末期墓葬。然而，要想确认这座墓的年代，仅仅依靠地层关系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墓内出土文物，看器物的特征是否符合这一时期的文物特征。同时，最重要的是它们中有没有否定曹操墓的因素存在，只要有一条不符合这一时期的因素存在，就不能断定其是曹操墓。

一般来说，陶器类文物因为其原材料易得，容易制造，质脆，易损，因此器形更新较快，最具时代特征。故不同时期的陶器都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是判断年代的最重要参考文物。

曹操墓内出土有大量陶器，器物时代特征十分明显，具有某些典型的东汉末年文化特征，从而界定了该墓葬的时代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个别陶器又兼具西晋时期陶器特征。比如，多数人认为陶质多子槅这类器形肇始于西晋，是西晋时期的典型陶器。但是，曹操墓内出土了一个圆形多子槅，一下子改变了人们的上述认识。不过，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的差异，如西晋时期的多子槅多为长方形和方形，而曹魏时期的却是圆形。说明这类器物其实早在东汉末期及曹魏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并不是西晋时期的产物，只是在西晋时期变得更加普遍和多样化，其主流形状开始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圆形演变成了长方形或方形，并成为了西晋时期的代表器物。因为某种器形不可能毫无征兆地在某个时段突然流行起来，都有一个肇始、发展到流行的演变过程。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便想以此来否定曹操墓，据此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应该晚于汉魏，推测它是西晋时期的墓葬，这显然是不对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界定这座墓的年代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也不会晚于西晋，介于二者之间，应该是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的墓葬。

墓内出土的石牌，其铭文的记述方法、用语习惯、书法特征等均符合东汉时期的表述特征，表明了这些石牌的制造时代不晚于东汉，应该是曹操所生活的东汉末年的产物。

曹操墓是一座大型多墓室砖室墓，这种结构特征与东汉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完全相符，与西晋之后帝王陵墓的单室砖室墓有着明显的区别。近几年的考古新发现证明，曹魏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均为多墓室砖室墓，反映了这种传承关系。到了西晋，是一个大的转变时期，高等级墓葬由多墓室砖室墓演变为单墓室弧壁砖室墓。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该墓葬的时代只能是东汉末年，与曹操的生活时代相符。

(二)墓主人身份问题

曹操生前要求“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西高穴这座大墓所处的位置为一高岗之上，地层叠压十分清楚，发掘过程中，在地表上没有发现封土的痕迹，这两点完全符合曹操在《终令》中的要求。曹操在《遗令》中要求“无藏金玉珍宝”，在西高穴这座大墓中，确实没有发现这些东西。但是作为一代帝王，标明其身份的礼器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当时礼制的需要，然而，为了尊重曹操的遗令，这些本来十分贵重的礼器都改用了石质代替，比如石圭、石璧等。

曹魏时期的墓葬因为缺乏墓碑、墓志而不易辨识，为我们判定这一时期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造成了许多不便。但是，曹操墓却是一个例外，由于曹操墓内出土了一批带有铭文的石牌，为断定墓主人身份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从形状上来看，这批石牌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圭形，另一种为六边形。其中，圭形石牌的正面所刻铭文中均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是我们判断该墓葬为曹操高陵的依据之一。因为曹操生前被封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去世，朝廷赠与他谥号“武王”。而石牌上的这个“魏”字，应该指的是他的封国魏国，是曹操生前所封国的国号;“王”是他生前的爵位。我们知道，东汉末期被封为魏王的只有曹操，这一时期在邺城建立魏国，称魏王的也只有曹操一人。因此，以上几点决定了该墓的主人只能是曹操，历史上再无他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这段文字很好地总结了曹操的一生，对他的武功进行了高度评价。曹操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屡建奇功，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而且他还著有兵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死后被赠谥“武”字一点不为过。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以诗赋享誉天下，“三曹”的文采闻名海外。这两点在西高穴的这座大墓中均得到了印证，比如在该墓葬中出土有大量兵器，如铠甲、铁刀、铁剑、铁镞等，证明了墓主人“武”的一面；同时还出土有陶砚，从该墓出土的石牌记载内容中看，其随葬品中还有墨饼，另据史料记载，曹操墓早期被盗，被盗的随葬品中还有书箱、书车、毛笔等文房四宝。如《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陆士龙集》收录陆云写给其兄陆机的《与兄平原书》中曾明确记载，被盗物中有“奏案大小五枚，书车又作岐案，以卧视书。……书箱，想兄识彦高书籍，甚似之。笔亦如吴笔，砚亦尔。书刀五枚。琉璃笔一枚所希闻”，这是曹操“文”的一面。它们同时出土于一座墓中，印证了墓主人生前文武兼备的双重身份。这种兵器与文具同时在一座墓中出土，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是绝少出现的，唯曹操墓所独具。

曹操生前取得了“位在诸侯王之上”的崇高地位。但是，根据《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天子大丧，随葬明器中有“瓦鼎十二”，安阳西高穴这座墓中正好出土有十二个陶鼎，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记载：“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说明了他去世前已经取得了与天子相同的礼遇。与此同时，该墓内还出土有一圭、四璧等重要礼器，这是天子所独享的礼制，说明了墓主人是以天子的礼制超规格进行安葬的。

另外，无论从墓葬的规模、结构和建筑材料来看，也都是帝王级别的。墓内出土的大型错金铁镜为天子所用之物。从出土石牌中可看到，随葬物品中还有“卤簿”“ 车”“竹翣”等，这些都是安葬皇帝时的专用葬具和礼仪。能够享有这种天子礼遇安葬的人在当时也只有曹操一人而已，再无他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证据，诸如该墓葬所处的位置也与曹操的《终令》及有关曹操高陵的文献资料记载相符。该墓葬存在二次葬遗迹，与史料记载其夫人卞氏去世后附葬在高陵的记载相符。该墓葬开口地面发现多处大型建筑遗迹，与有关史料记载相符。该墓葬虽然时代上为东汉晚期，但是坐西向东，与东汉贵族墓葬方向迥异，与安徽亳州曹操祖茔中的曹腾、曹嵩墓的方向完全一致。该墓内出土的陶器十分粗糙，皆为素面，也与曹植所写的《诔文》描述的情景完全一致等。关于这座墓为曹操高陵的证据，本人所写的考古报告《曹操高陵》中总结了二十多条，详细情况请参阅考古报告。以上各点都证明了这座墓只能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不可能为其他人的墓葬。

▲曹操墓出土的刻铭石牌

(三)汉魏时期的葬制问题

截至目前，曹操墓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唯一的曹魏之前的帝王陵墓。

该墓发掘之前，学术界对汉魏帝王陵墓内部情况知之甚少，丧葬制度的了解仅见于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比如皇帝、皇后去世被称为大丧，其所使用的随葬品被称为东园秘器，出殡仪仗被称为卤簿等等。但是，所谓的东园秘器到底是什么样子，却不得而知。

曹操墓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解决了这一学术问题。该墓所出土的陶器印证了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与《后汉书·礼仪志》所记载的东园秘器一一对应，恰好补充了这一缺憾。比如《礼仪志》“大丧”条目中记载，皇帝登遐，“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磬十六，…… 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匏勺，……瓦案九。瓦大杯……，瓦小杯……，瓦饭……，瓦酒尊……。匏勺……”。以上曹操墓中均有实物出土，从而证明了这些记载并不为虚，是真实存在的。

记载有“卤簿”“ 车”“竹翣”等内容的石牌的出土，印证了相关文献记载。比如车，是专门用来运载灵柩的车子。《礼记·檀弓上》是这样解释的：“天子之也。”郑玄注云：“天子殡以车，画辕为龙。”关于翣字，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古代帝王仪仗中的大掌扇，如《小雅·广服》载：“大扇谓之翣。”再如《宋史·仪卫志》记载：“古者扇翣，皆编次雉羽或尾为之，故于文从羽。”《周礼·御仆》进一步解释说：“大丧持翣。”《周礼·女御》亦云：“后之丧持翣。”另一种解释为古代帝王灵柩上覆盖的棺饰，垂于棺的两旁。《说文》的解释为：“翣，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花。从羽，妾声。”因此，“ 车”“竹翣”的出现，让我们对古代帝王葬仪有了一定认识。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挌虎大刀”“挌虎短矛”“长犀盾”等石牌的出土，让我们对古代皇帝出行和丧葬活动中所用的“卤簿”组成有了一定的了解。

上述文献记载的应该是汉以前的丧葬制度，魏承汉制，从以上的考古发现我们了解到曹魏时期继承了其中的主要内容，至少在东汉末年曹操去世时，很好地继承了这些制度。比如，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六月，他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周礼頉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兼容。”就是对周礼和汉制的继承。

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创新，薄葬制度的实施，比如推行的“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再如他在《遗令》中要求：“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这些也是他根据当时的形势而进行的改变，这些改变被其继任者曹丕很好地继承下来，并以诏令的形式将其固化，成为曹魏一代人人必须遵守的制度，这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和开创精神的。而且，这种薄葬制度后来被西晋所承继，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丧葬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曹操墓发现之后，曹魏时期的墓葬相继出土，考古新发现接连不断。先是曹魏时期著名将领，曹操的族侄大司马、长平侯曹休墓在洛阳发现，随后在洛阳南郊西朱村又发现了两座曹魏时期的大墓，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发掘了其中的一座。发掘者认为该墓葬有可能是魏明帝曹睿皇后郭氏的陵墓，但是，经过考察和与曹操高陵出土文物相对比，本人认为它应该是魏明帝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