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偶然的发现 1970年10月5日，西安市省公安厅下属的收容所正在进行房屋建设，当地基下挖到近一米深时，一个陶瓮露了出来。古都西安基建时发现文物并不奇怪，这个普通的陶瓮除了体量较大外，也无特别之处。可，打开盖子一看，里面银碗、银盘，金盆、金杯……耀眼的文物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收容所负责人感到事情非同小可，立即报告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管会随即派考古人员赶到现场，立即判断说：附近很有可能还

偶然的发现

1970年10月5日，西安市省公安厅下属的收容所正在进行房屋建设，当地基下挖到近一米深时，一个陶瓮露了出来。古都西安基建时发现文物并不奇怪，这个普通的陶瓮除了体量较大外，也无特别之处。可，打开盖子一看，里面银碗、银盘，金盆、金杯……耀眼的文物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收容所负责人感到事情非同小可，立即报告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管会随即派考古人员赶到现场，立即判断说：附近很有可能还有文物埋藏。于是决定对四周进行探查。几天后的10月11日，在陶瓮北侧约1米处又发现一个陶瓮。这件陶瓮在铲探时恰好被打中，传递出清脆的声音，再打下去，似乎击中了成摞的银碗。好在，当感觉奇异时铲探立即停止。仔细清理泥土后，被探铲击破了一个洞的陶瓮显露出来，陶瓮内的文物没有受损。紧挨这件陶瓮的，还有一个装满器物的银罐。

两件陶瓮大小相若，高65、口径37.5、腹径60厘米。将两瓮一罐文物移至室内清点、登记，共有金银器、银铤、银饼、银板、钱币、玛瑙器、水晶器、玉器、金箔、麸金、宝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文物1000余件。其中金银器皿最多，共271件。金器总重量298两，银器总重量3900多两，闪耀夺目，令人惊诧不已。

1970年10月发现的何家村遗宝，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淡忘，反而以独有的魅力，谜一样地吸引学界不断地探索、破解，同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

历史时空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谁？精美的器物来自哪里？何时被埋入地下？为什么要埋入地下？那些器物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一连串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学界，一个个尝试解读也接踵而来。然而，目不暇接的观点，引起的困惑，比答案更多。

慌乱中的埋藏

面对一个难以捕捉的史实，为了使讨论不至于迷失方向，应该从考古现象开始观察。考古学中的所谓窖藏遗迹，与建筑、墓葬等不同，在很多情况下，窖藏是因突发事件有意识地埋藏的。何家村遗宝是不是这样呢？

遗宝的所有器物都放在两个陶瓮和一个银罐中，挖坑埋藏。基建工地偶然发现后，考古人员对周闱进行了调查、勘探，结果表明两瓮一罐距现代地表不到一米深，周闱没有修饰，即没有与其他现象共存，是一个单独遗迹，显然是专门埋藏的。

还有更清楚的迹象，表明埋藏是仓促的行为。银罐稍大，器高26.1、口径16.9、腹径60厘米，造型很普通，有盖，带提梁，没有纹样。它充当了盛装其他宝物的容器。银罐上有奇特的痕迹：口沿有一处内凹变形，器盖上有三个凹陷。变形和凹陷都不是使用损坏的痕迹，而是人为地用利器砸击形成的。这些遗痕很重要，暗示出银罐是临时被选用盛装其他珍宝的，装满后盖上盖子，然后故意在口部用利器砸击，使之内凹变形，从而使器盖与罐身紧密扣合在一起，加强打开难度。这一迹象又给人们这样的提示：因突发事件来临，有人在紧急而慌乱中，把珍宝装在银罐中，为了携带时不至于洒落，不惜砸击器盖使之变形并扣合得更紧密。如此看来，最初未必是要埋藏，而是要携带，是有计划、有准备地装载宝物出行。这十分特别的方式，令人相信它是突发事件时的临时举措。

遗宝来自何处

它们数量众多、质量精美，它们种类丰富，它们曾有严格的管理，它们只能是国家财产。

谁能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来源、具有不同信仰的器物，以及大量没有使用价值却有财宝性质的物品集中到一起呢？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遗宝不是个人所能拥有，而从整体的情境和内容上，遗宝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中央官府的仓库。

鎏金折枝花纹银盖碗的圈足内沿錾刻“进”字，器物上刻有“进”字，就是一个提醒。唐代地方专门进贡皇室的物品，往往要刻写“进”字。一些带刻铭文字的银饼，涉及年号、地区、赋税的种类等等，十分明确地说明，它们属于官府收缴上来的庸调银。还有墨书户部所管辖的“东市库”的银饼。

另外，何家村遗宝共出土带墨书文字的器物69件，墨书文字记录着物品的名称、重量、数量，书写仔细认真，字体不一，这需要许多人花费一定时间完成，不会是仓促埋藏前临时书写的。文字的很多内容是称重数量，更像是早些时候入库登记的记录。有的将器皿内盛放的物品全部清楚地记录下来，如莲瓣纹提梁银壶的墨书表明对这些器物的管理相当严格，墨书文字后，再没有使用过。钱币也似乎是有目的拣选出来的，大量没有使用痕迹的金、银开元通宝钱，像是刚刚铸造出来的。说到这里，这批遗宝的来源不再朦胧，它们种类丰富，曾有严格的管理，它们数量众多、质量精美，它们只能是国家财产，才能集中在一起，即它们来自中央官府仓库。

为什么如此仓促地被掩埋？

应该突然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仓促地掩埋呢？首先应该肯定，如此珍贵的物品的埋藏，不会是局部、短暂的事件，或是个人遇到灾难引发的，应该是突然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件。最初人们判定是安史之乱，这场唐史上的灾难，导致皇帝率众逃离长安。兵祸纷乱中埋藏珍宝，从逻辑上看顺理成章。但是，由于有的金银器装饰有阔叶大花，而这种纹样是安史之乱后才开始流行的，也就是说，安史之乱后制作的器物，怎么可能在安史之乱时就埋入地下？

如果不是安史之乱发生时埋藏的，那么联想到继安史之乱后唐代历史上又一次极为严重的叛乱——泾原兵变，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场兵变发生在唐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至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六月，事情的起因是叛唐将领李希烈围攻河南襄城。为解襄城之围，唐德宗诏令泾原（今甘肃泾原）等各道兵马援救襄城。五千大军日夜兼程，途经长安时，天气渐寒，又累又饿，军队却没有得到朝廷银饷。愤怒的官兵发动了兵变，并直取长安，迫使皇帝逃离。乱兵迎朱泚为帅，占据了唐都长安大明宫中举行大典的含元殿，不仅造成了宫内官府财物的严重损失，还剽掠京城，居民坊内也遭到劫掠。面对突如其来的兵变，人们埋藏珍宝外逃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何家村遗宝中年代最晚的器物，恰恰与泾原兵变的时间略同，难道就是因为这场战乱而被埋藏地下？

谁有能力埋藏？

如果将何家村遗宝的埋藏时间定格在泾原兵变时，来源推定为中央官府仓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央官府仓库的财宝，为什么会埋在长安城中普通的居民坊内呢？

经过长期的发掘和研究，唐代长安城的布局已经比较清楚，城内除了宫城、皇城和两个市场，其他部分主要是居民居住的坊，坊内布局如下：坊的四周有坊墙，四面正中设门，坊内设十字街为主要街道，沟通四个坊门，由此划分出四个区域，内再设小十字街，划分成十六个区块。唐代对长安城坊内格局中的十六个区块有特有的表述方法，如坊的北面四个小区块，由西向东分别称“西北隅”、“北门之西”、“北门之东”、“东北隅”。

长安城的兴化坊位于皇城附近、含光门大街西侧。当年配合何家村遗宝的发现，考古队对兴化坊进行了钻探，基本上探清了兴化坊的范围。唐代一个坊的面积很大，通常居住三五百家。兴化坊内曾经居住过很多达官贵族，有名有姓的在《唐两京城坊考》中可以找到。对这个坊内居住的人进行排查，或许可以找到谁有可能埋藏珍宝。

据唐代韦述《两京新记》和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兴化坊中居住的人物位置清楚的有：

西南隅，空观寺，一曰隋开皇七年驸马都尉元孝矩舍宅所立。

寺东，尚书右仆射、密国公封德彝宅。中宗时嗣虢王邕居之。

西门之北，邪王守礼宅。宅南隔街有邠王府。

东门之南，京兆尹孟温礼宅。

还有不知具体地点的租庸使刘震宅、晋国公裴度池亭、都官郎中窦口宅、长安主簿李少安宅、职方郎中萧彻宅。

可以按何家村遗宝的埋藏时间（将安史之乱和泾源兵变的两种说法都作为参考），采用排除法，来考察他们之中，谁埋藏的可能性更大。

邠王李守礼宅在兴化坊中部偏两南部位，而何家村遗宝出土在邠王府的东部。李守礼生活的年代及个人情况也与遗宝的情况不符，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否定了。元孝矩、封德彝、嗣虢王邕生活的年代早在唐中宗（公元656～710年）以前，当然可以排除。晋国公裴度虽然是位高权重的贵族，却是在唐宪宗元和（公元806～820年）以后才逐渐显露，唐德宗贞元时期（公元785～805年）只担任过河阴县尉、河南府功曹之类小官，不可能拥有如此贵重的珍宝。萧彻卒于唐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生活的时代太晚，也可以排除。孟温礼住兴化坊东门之南，位置不合。剩下的还有都官郎中窦口宅和长安主簿李少安宅，两人虽为贞元、元和左右之人，但官职太小，很难与何家村异常珍贵的遗宝相联系。上述曾居住在兴化坊的人，都应该与何家村遗宝无关。

最后凸显出来的是刘震。刘震在兴化坊中的住宅位置不清，但根据对唐人兴化坊记录的前后文意和叙述方式的分析，刘震宅列在“东门之南，京兆尹孟温礼宅”之后，应该在孟温礼宅的西面，邠王府的东面，这就与何家村遗宝的地点基本吻合。

利用排除法的最后结果，目标锁定在了刘震身上。巧合的是，刘震的官职恰为租庸使。租庸使的职责之一是管理官府财物。租庸调是唐代的赋税制度，从地方征收各种物品作为赋税，运抵京城，经检验合格后，送往国库。整个过程中，有权力接触这些财宝的是租庸使。但是，租庸使可以接触、管理国库财物，这些财物却不是个人拥有。如果何家村遗宝与租庸使刘庸确有联系，那么租庸使怎么会把官府的物品放在自己家中？

刘震其人

既然刘震成了破解何家村遗堡之谜的关键人物，那么刘震有哪些所作所为呢？有关刘震的记载出自《无双传》，其中记述，生活在唐德宗时期的租庸使刘震，赶上了公元783年的“泾原兵变”。

《无双传》记述：兵变那天，照例去上朝的刘震，没想到兵变突发。得知音讯后，立即策马赶回家中，并安排家人躲避。他让外甥王仙客押载金银财宝二十驮出逃，并约好稍后自己带着家眷出城汇合。但王仙客一直等到日落，也没看到刘震一家，便赶到南门询问。守门人告诉王仙客，午后见到刘震带着家眷要出此门，守门人不敢放行。这时叛军追来，刘震向北而去。刘震要出的城门是启夏门，位于长安城郭城南部，而刘震家住兴化坊，在北面离皇城较近的地方。当时城内大乱，朱泚等叛军已占据大明宫含元殿称天子，刘震“驱向北去”只能再回到家中了。

租庸使刘震的职责是管理官府财物。是否可以这样推测：突如其来的兵变，连皇帝都逃离了京城，权利失控，官府瘫痪。有条件接触、处置官府财宝的刘震，先回家运走自己家中的财物，然后返回皇宫，无论是趁乱公饱私囊，还是出于保护皇家财产之心，刘震慌乱地挑选了一些仓库中携带轻便而珍贵的珍宝准备逃跑。何家村遗宝中的物品虽极为丰富，却都是体积小、价值高、少而精的珍品，所有物品用两个陶瓮加一个银罐便全部装下。但当时城中大乱，刘震要出城时，城门有守卫，后面有追兵，他只好返回兴化坊自己的家中，紧急情况下，将准备随身携带的珍宝埋藏起来。

刘震是负责管理官府财物的官员，突发战乱时，只有他有机会、有条件携带一些珍宝出逃，这正好可以解释何家村遗宝为什么是国库的财宝，却又与租庸使刘震有关，也能解释在一个居民居住的坊内出现官府物品的奇怪现象。战乱被平定之后，京师收复，“尚书受伪命官，与夫人皆处极刑”。作为大唐重臣的刘震，竟然作了叛乱者的命官，犯下的当属十恶不赦之罪，他与夫人双双被斩，何家村遗宝便长眠地下了。

破解悬疑

如破案一样，所有蛛丝马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都要加以分析，最后再综合梳理，才会使案件逐步清晰。何家村遗宝国库说，解决了谁能将不同时期、不同来源、材质纷繁、种类庞杂的器物组合到一起这样一个难题。考古类型学研究表明，器物中最晚的制作年代在德宗时期，这位皇帝在位时发生了泾原兵变。遗宝出土于长安兴化坊，坊内居住了租庸使刘震。于是，官府财物、器物的年代、泾原兵变、遗宝发现点、租庸使刘震，以及刘震在泾原兵变时往来自宅和宫廷、搬运物品的情况，形成一个网络式的密切关联。这些线索又形成了证据链：

刘震宅与何家村遗宝埋藏的地点基本相吻合；

何家村遗宝中有“庸调”银饼，而刘震恰好为“租庸使”；

泾原兵变时刘震义指挥了运出和携带财宝仓皇出逃的事情；

考古学类型研究还表明何家村遗宝中最晚的器物在德宗时期。

这一连串的巧合不应该是偶然现象，如果将何家村遗宝与泾原兵变和兴化坊中的刘震宅相联系，诸多疑问可迎刃而解，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按照文献记载，泾原兵变后，刘震接受了“伪官”，忐忑不安地活了八个月的时间。动荡不安之中，刘震未必有胆把这些财宝拿出来享用。到唐军收复长安，刘震因做了叛乱者的命官被处极刑，这些珍贵的财宝就一直静静地深埋地下，无人知晓了。直到1200多年后，一次偶然的建筑施工，才让它们重见天日。

没有结束的结语

解读何家村遗宝，得出了些许清晰的结论。也有的带有逻辑推理，甚至合理想象。即便接近了历史的真实，但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解读如果有误，希望错误犯得精彩。有时，精彩的错误或许比平庸的正确，给人带来更大的启发。

迄今为止，何家村遗宝仍属于唐代空前绝后的大发现。器物的背后是人的行为，古代文物最终要用来研究社会历史。何家村遗宝凝聚着唐人的钟情，中间既体现了唐人东方式的审美，也蕴含着他们对西方的好奇。无论是造型、纹样还是工艺技术，都展示着唐人的智慧和才华，令人惊叹不已。这些遗宝除了实用功能，还有象征意义，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和追求，遗宝由物质领域突显于精神层面，每件文物都是通往盛唐的一扇窗户，每件器物都暗藏着一个“按钮”，按下所有按钮，它们就会“孔雀开屏”似地，展示唐代历史的复杂、优美和离奇。

不必讳言，直到现在，还说不清这批遗宝的深远意义和它们背后隐藏的历史，不断地探索中总有新的收获。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家村遗宝的面貌仍然十分朦胧，迷惑比答案更多，它们仍在用美丽和灿烂挑战着人们的智慧，对它们的学术研究“发掘”还将继续。那些未解之谜，像是一个个密码，还有许多等待着人们解开。

寻觅这批文物背后的故事，成了很多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

来源：节选自《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

部分图片来源动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