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由建筑基址区、石上建筑遗迹区、摩崖造像区、墓葬区（石坛子墓地）及放生园区组成。是宋代寺院格局向明清寺院格局转变的重要例证，也是寺院营建规制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杰出范例。

　　石佛寺遗址位于重庆市江津区长江北岸的半山腰，它是一处晚唐五代至明清时期的寺庙遗址。2016年至2019年，在配合江津滨江新城建设的发掘中，因其价值较高，遂决定以遗址公园建设为目标，开展主动性调查和发掘，初步弄清了遗址的功能分区、平面布局和时代沿革，它由建筑基址区、石上建筑遗迹区、摩崖造像区、墓葬区（石坛子墓地）及放生园区所组成。

▲南宋建筑布局图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出土遗物、碳十四测年、碑刻等综合判断，宋代建筑集中于南宋时期。它由前殿、后堂、配殿及窟前建筑等组成，这是我国南方地区保存罕见的、完整的宋代寺庙格局。

　　前殿

　　部分被明清前殿所叠压。由台基、柱础、磉礅、散水、踏道等组成。台基外侧有石砌包边，用丁顺结合的方式砌筑，这是典型的宋代做法；台基正中有石砌踏道伸入殿内，这与通常位于台基正前方的做法稍有差异；台面上发现柱础石11个、磉礅2个，可将该殿复原为面阔7间、进深4间的大殿。其通面阔30、通进深14米。这是我国南方地区发现规模较大的宋代寺庙建筑。

　　后堂

　　规模较前殿为小。台基的右侧保存较好，出露前后两个拐角。台基的砌法同前殿。由于其上叠压有明清时期的后殿，面阔和进深间数不详。台基前连接月台，目前仅暴露出月台左右两侧的包边石。

　　窟前建筑

　　摩崖造像集中雕凿于建筑基址区北侧的一块巨石（5号石）上。5号石周围发现了一座台基式建筑，将该石包裹其中。由台基、柱础、磉礅、散水、慢道、副阶等组成。台基的垫土、包边的做法类似前殿。台面上共有9个柱础石， 5号石顶面及立面有较为复杂的柱洞、榫眼，它们与地面的柱网共同构成了一座楼阁式建筑。这是川渝石窟寺中揭露最完整的宋代窟前建筑。

　　由前殿、天井、正殿、配殿及窟前建筑等组成，配殿及窟前建筑保存较差。它们多叠压于南宋建筑基址之上。

　　前殿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属于明代建筑，其表面覆盖着明代房屋的倒塌堆积，考虑到展示利用，未对其做过多清理。开间和进深间数不详；晚段属于清代建筑，系在明代前殿基础上，整体稍向后移，规模上略有缩小。

　　正殿的台基和地面为明清共用，可复原为面阔3间、进深3间的大殿。

▲石上建筑遗迹区三维模型

▲佛塔及地宫遗迹

　　建筑基址后有4块天然巨石（1-4号石），顺山势呈一字排列。1号石顶面有柱洞、沟槽等遗迹，其前壁雕凿平整，其上有摩崖题刻；2号石顶面凿成外方内圆式，圆心中有一个方形榫眼，可能为转轮藏基址。该石侧面刻有明代正统元年《江津县重修石佛禅寺记》，这是复原宋、元及明代早期石佛寺历史沿革的重要文献；3号石是连接2号石和4号石的通道，其上凿成踏道，两侧分布柱洞，原应为长廊建筑；4号石最为复杂，中部凿空为地宫，由甬道、宫门、宫室、石函及天窗等组成。巨石顶面分布有排列规则的柱洞、凹槽等。根据柱网分析，它应为一座木构的四边形佛塔。在巨石周围出土了大量的南宋时期滴水、瓦当等，从而证实了巨石上在南宋已修建有建筑物。

▲摩崖造像石南侧

　　摩崖造像集中分布于5号石上，巨石周身雕刻多层罗汉群像，四面开有造像龛，造像活动主要集中于晚唐五代和南宋时期。

　　晚唐五代造像

▲3号龛水月观音

▲3号龛左侧飞天

　　在巨石南面雕刻了水月观音、东方三圣，它们与安岳圆觉洞、大足北山同时期的造像风格一致，其中尤以水月观音最精彩，观音抱膝端坐于山峦座上，身姿优美，两侧有镂空雕刻的飞天，展现了工匠高超的技艺。南宋时期观音院的寺名可能与这尊水月观音像有重要联系。

　　南宋造像

　　在巨石北面、西面和周身分别雕刻千手观音、泗州大圣、五百罗汉等。泗州大圣坐于方形金刚台座上，两侧侍立二弟子。其旁题刻“符阳处士寋清绍兴壬申夏镌题”，可知其为南宋初年所雕；五百罗汉像以分层的形式环绕巨石周遭，目前统计有450余尊，多数罗汉头部缺失，姿势表情各不相同；千手观音保存较差，头部和手臂遭严重破坏。

▲墓葬区俯拍照

　　墓葬区位于建筑基址区东北部，该区域发现有较多僧人塔墓的石塔构件，形似石坛，小地名为石坛子。

　　南宋墓葬

▲宋代墓葬集中区

　　有单室墓和双室墓两种，均由墓室、壁龛、棺床及排水沟等组成，墓内多雕刻有花卉、动物、文字、仿木结构建筑等，部分墓葬还带有封土石围及墓前小碑等，这在西南地区宋代墓葬中非常少见。从墓葬类型和碑刻来看，这批墓葬属于南宋中晚期，可能系供养人的墓葬。

　　明代墓葬

▲明代僧人塔墓

　　有八边形墓及长方形单室墓、多室墓等，其中八边形墓内雕刻有佛像、文字等，应为高僧塔墓的地宫。多室墓的门楣上题刻有“广寿塔基”或僧人法号，也应为僧人墓葬。

▲遗址出土造像、构建、碑刻等

▲佛头（宋）

▲陶瓦当（南宋）

▲基座（明代）

　　出土文物标本共900余件，其中陶建筑构件有瓦当、滴水、脊兽、脊等；瓷生活用具有盆、碗、盏、灯等；石建筑构件包括石柱础、柱等；石造像有佛教造像、道教造像、像基座等；石碑刻包括墓碑、经幢、功德碑、记事碑等。

　　综合遗址中发现的碑刻题记可知，该遗址最早于晚唐五代时期开始雕凿造像；北宋末，徽宗朝宰相张商英与这里有一定渊源；南宋初，名为古佛岩。绍兴年间有杜氏舍院基后，开始兴修寺院，并增刻造像，建立放生园。南宋晚期碑刻上显示该寺当时名为观音院；元代石佛寺香火日盛，自号“西蜀第一禅林”；元末，占据重庆的割据政权大夏国皇帝明昇在位时毁于战乱；明初僧人道胜一田禅师重修了寺院，明代工部尚书、江津县人江渊将其位列“江津八景”之一；清代中期又屡次修缮，终至清末民初逐渐毁圮。

　　杜氏舍院基碑对厘清南宋初石佛寺遗址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一些碑刻上还涉及南宋晚期寺院试经、度僧的情况，这是研究宋代度僧制度的重要出土新史料。

　　石佛寺遗址是宋代寺院格局向明清寺院格局转变的重要例证。宋代寺院格局与入宋日本僧人所作《五山十刹图》中前佛殿、后法堂的基本配置相似。同时，该遗址还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明清寺院布局，并叠压于宋代寺院基址上，清晰地反映了从宋代至明清时期寺院格局的演变过程。

　　石佛寺遗址是寺院营建规制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杰出范例。它巧借天然巨石营建佛塔、转轮藏等，与寺院建筑规制相融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制；在遵守基本的寺院布局规范的前提下，结合地形、地貌的特点，灵活地转移了从建筑基址区延伸而来中轴线，适宜地安排左右两侧建筑的大小、方位，形成了一种折线中轴、左右不对称的形式，同时利用地形高差，依山就势，自下而上层层布局，体现了山地寺院建筑不拘一格的灵动特点，与庄严规整的平地寺庙形成了鲜明对比。整个寺院经过精心的布局，最终达到了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石佛寺遗址是我国古代山水寺院园林景观的优秀代表。寺庙选址于三面环山，一面朝江之地，不仅可隐于山林之中，给僧人提供了一处优雅静谧的修行空间，又可将对面壮阔的江面、巍峨的城郭尽纳眼底，其间还有滚落巨石的点缀，动与静的结合营造出了一种禅境氛围，园林景观塑造与宗教思想相结合，寺庙建筑、宗教文化与植被、奇石、山水、城市共同组合成一座富含人文意趣、风光优美、灵动恢宏的园林景观图，也成为历史上的“江津八景”之一。

　　石佛寺遗址是地下遗存与地面遗迹相结合、寺庙建筑与墓葬相呼应、碑刻材料与出土遗存相印证的历史时期考古的罕见案例。该遗址不但有地下埋藏的建筑基址、墓葬，也有地面耸立的石窟造像、石上遗迹；僧侣生前的宗教活动场所与死后的灵魂居所共同展现于一处遗址当中；出土碑刻极大弥补了历史文献的缺失，成为了遗址重要的自证材料，是解读遗址内涵的关键一环，展示了遗址传承有序的发展进程，这些在历史时期考古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石佛寺遗址发现的石造像、石构件及碑刻题记等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它巧妙利用巨石营造造像和碑刻，并出土了大量的圆雕造像、石构件等，采用高浮雕、镂空、圆雕、线刻等多种技法，技艺精湛、艺术水平高超，特别是水月观音造像，线条流畅、细腻传神，是我国十世纪保存最好、雕刻最精美的水月观音造像之一。碑刻上还记载了宋徽宗朝宰相张商英、明代工部尚书江渊以及明夏割据政权的史料，是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

　　（发掘单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编辑：韩旭川

　　审核：贾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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