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发掘方法、分析手段与解释体系的完善之外，现代考古学成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考古学思想史的自觉。20世纪前期形成中的中国考古学，如何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大时代中定义自己的使命？在现代学术形成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如何在历史与哲学、在静止的物质文化与动态的古代社会之间架设桥梁？如何在中西思想体系的折冲中营造一套文明观来诠释中国社会所经历的 ...

　在发掘方法、分析手段与解释体系的完善之外，现代考古学成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考古学思想史的自觉。20世纪前期形成中的中国考古学，如何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大时代中定义自己的使命？在现代学术形成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如何在历史与哲学、在静止的物质文化与动态的古代社会之间架设桥梁？如何在中西思想体系的折冲中营造一套文明观来诠释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古今之变？在学术与社会、传统人文关怀与现代学术思维之间、在巨变中的中国社会中，学者的个人意志与见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徐旭生先生（1888～1976年）的学术生涯，以其非凡的时空跨度、思想深度以及对现当代中国考古学思想深远的影响，成为探索这些问题的核心内容。本文通过探讨徐旭生先生学术思想的来源、学术实践以及学术史意义，来寻找中国考古学与现代思想史的交集以纪念徐先生。

　　

　　一、徐旭生的学术思想渊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

　　

　　经典史学、宋明理学、心学、明末清初的儒家民本思想以及留学法国受到的哲学、史学与社会学训练，共同构成徐旭生主要的思想来源。徐旭生的学术根基在中国传统学术，他少年和青年时代就热衷文史。“我个人自从很幼年的时候，就对于历史上的事实发生很浓厚的兴趣。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十一二岁时就抱着两部首尾不很完全的《通鉴纲目》和《续纲目》，废寝忘食地阅读”。这种态度终身相随，即使在法留学岁月与西北考察路途中仍然保持阅读史籍的习惯。

　　

　　20世纪初正值清末的政治变革，国家取士初变八股为策论。为应科举考试做准备的徐旭生，读到19世纪中叶开始在知识界传播的《船山遗书》，此书成为他一生思想的基石。王夫之以华夏之真在于文化的信念，令徐旭生对古代及当时的中国社会负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并以思想与士气为先。“国术多偏重财政，余则偏重于士风。现在学部若墨守张文襄之宗旨不改弦而更张则数年之后人才消磨净尽矣”。徐旭生日后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初版序言中指出，在历史方法及历史思想方面“对于我个人影响之大，再没有超过于《读通鉴论》、《宋论》、《史业导言》以上者”。王夫之志在鼓励本族光复的“夷夏之辨”，也从民族救亡的纲领嬗变为古代社会文化分野的起点，并成为理解中国文明文化多元形成历程的起点。

留法时代的徐旭生（1918）

　　1906年，徐旭生赴北平入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随后考入京师译学馆学习法文。时值清季的立宪运动，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徐旭生推崇“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反对集权统治。“盖国家乃契约性质，土地人民非君主一人之私产也，政府不过如一公司之总办耳。人民乃其股东，股东以全体之生命财产委于总办。而总办顾曰吾不负责任焉，则股东抽出股份可也。如曰朝廷自有权衡，则此乃极专制时代之言，断不能存于立宪之世。政府办理此事真属荒谬无比，促资政院之解散而以招徕革命主义之流行耳”。这种积极参与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激进主义的冷静态度，始终伴随着徐旭生的学术与政治思考。

　

1926年北平

　

　　徐旭生崇尚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念与光明磊落的人格，以士的道德勇气，面对危机四伏的近现代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徐旭生致力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历经新文化运动、反帝爱国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毕生关注中国的命运，为民族自由、独立与民主奔走疾呼。1929年，徐旭生与留法时代的好友李宗侗共同创办了《猛进》杂志，呼应鲁迅倡导的“思想革命”。这使他的学术与思想具有很强的行动意识，并因此成为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一位开拓者。

　　

　　（二）西方哲学与史学

　　

　　1911年徐旭生毕业后，到彰德府中学教授算学和法文。1913年春天考取公费赴法国留学，学习西方哲学。除了在巴黎大学成体系的哲学教育之外，他常去开放性的法兰西学院，听当时杰出的法国学者讲授他们领域中正在形成的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这些学术取向各有差异、又有交集的哲学与社会学传统，与中国传统学术共同培养了徐旭生的逻辑思维、判断力与行为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西方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法国一批杰出的学者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又在学术背景与所关注领域互有交叉，共同奠定了现当代人文与社会学科的思想与方法论基础。每个学者基于自己的学说将哲学、数学、文学、史学、古典学以不同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形成极具创造性的思想潮流。徐旭生留学期间所熟知的涂尔干（David émile Durkheim）、柏格森（Henri Bergson）、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等都曾师从先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任教的古典学家古朗士（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使古典学成为他们所从事哲学、社会学、汉学之间共享的思想源泉。了解这个知识群体在20世纪现代学术与思想史上的知识谱系，有助于领会徐旭生学术思想的来源与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思想界，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议题分成概念哲学与生命哲学等两个流派，探讨人类内在的生物性与思维所赋予的创造性和抽象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巴黎大学的布伦茨威格（Léon Brunschvicg）为代表的概念哲学认为科学通过促进人的自我认知而提高良知，而历史是良知与认知的共同进步，在其中理性的自省与判断力占据重要地位。这种观念贯穿徐旭生对现代性起源的认识，“两大思想潮流相冲相激，理性与经验结合起来，成了新经验学派，即近代思想的结晶”。而以法兰西学院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认为真正的实在世界是我们通过直觉与冥思所认知的那个流动的、随时在发生状态中的世界，而不是概念哲学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构筑起来的数学化、静止的抽象世界。柏格森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绵延（la durée），强调人类主观的内心时间才是自我认知与创造性之源。这个时间概念既包含过去又涵盖了未来的流动与连续，这个流变过程时刻处在生成与变化之中，每个瞬间都裹挟着过往的一切前行。绵延因此成为记忆的核心，把新生事物与往事无法割裂地组织在一起。

　　

　　徐旭生通过到法兰西学院听课和阅读《创造进化论》等著作来了解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我们观察徐旭生与古史辨学派的差别，可以看到绵延这个概念的象征意义——历史之流滚滚向前，三代经典传统中必然裹挟着传说时代的记忆，无法截然分割过往与当下。柏格森以人之自由意志与创造力为中心的生命哲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被张东荪等学者介绍到中国之后，对梁启超、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因此参与定义了当时中国思想的时代精神。

　　

　　此时柏格森的同班同学、在巴黎大学任教育部主席的涂尔干，正在推动现代知识领域的重要变革。涂尔干不满足于柏格森哲学对个人意志与直觉的强调，认为社会独立存在于个体之外，运转有如由各个独立部件组成的生物系统。社会科学教育与研究的目的是抗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崩解趋势，并在对原始部落的研究之中寻找社会制度的雏形。涂尔干的社会科学转向，提倡通过数据收集、统计分析与测量等社会科学方法，探讨现象之间的结构、功能和因果联系。涂尔干与沙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相继过世，而他们的社会学与汉学遗产影响深远。马克思、涂尔干、韦伯（Max Weber）成为现代社会学的三个理论支柱。在涂尔干的影响之下，新一代的史学家开始把社会学分析用于诠释历史文本，促使了战后法国年鉴史学的兴起。同时，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通过他和沙畹共同的学生葛兰言（Marcel Granet），渗透到法国的汉学研究之中，又通过徐旭生、李宗侗等留法学生融入当时中国的古史研究。徐旭生于1913年底开始上涂尔干的课，他对社会群体与统计分析的关注，体现在对历史科学方法论的表述中，“按着社会的实在调查，精密统计，参之以历史的经过，求得社会的阶段和定律”。涂尔干的社会学取向促使徐旭生在古史研究中重视宗教与文化的社会属性。

　　

　　在史学方面，徐旭生受到的是德国兰克史学影响下的法国史学方法论训练。“当民国四年，我才读到法儒Langlois和Seignobos合著的《史业导言》（Introduction aux étudeshistoriques）及其他历史方法论的书，才晓得对于史料必须要用种种的方法，慎重批评和处理才可以达到科学的历史（L’histoirescientifique）的目的。在此之前，我觉得我对于历史的事实知道的颇多；自此以后，我才感觉到毫无所知！因为这些全未经批评的史实，尚未足以言历史知识也”。因此，他在史料分析中特别重视史料的原始性与等次性。同时，西方哲学史训练使徐旭生特别关注怀疑精神在近现代历史思想中的知识脉络，“等到文艺复兴以后，历史上的批评精神，迟之又久，才随Hume（休谟）诸人渐渐地发展开。至前世纪的中叶而达于极峰”。这些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史学批判思想共同成为徐旭生在疑与信之间判断的前提。日后，徐旭生在翻译威伯尔（AlfredWeber）的哲学教材《欧洲哲学史》（HistoireDe La Philosophie Européenne）的前言中特别强调译本中保留希腊、拉丁原文和引用书目对史学与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样精深的思想家，说他的思想完全不受他所用底词的内部互相关联的影响，却是不可能的。所以想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必须知道他那些主要观念的原文，它们与他词的关系，它们所受底变化各种，才可以更明白他那些思想的如何发展。至于同一原文，断章取义的讲法和融会上下文理的讲法，可以大有分别。所以无论怎么样精确的历史书，必须问它史料的来源，必须时时参考原文：那实在是一个研究学问的人所万不能不遵守底步骤”。这段话概括了徐旭生史学思想与方法的基本原则，成为徐旭生学术生涯中哲学与史学无数交集的开始，这些交集给徐旭生的史学思考带来非凡的广度与深邃的思想性。

　　

　　二、徐旭生的考古学实践

　　

　　（一）西北考察

　　

　　1919年春天，徐旭生从巴黎大学结束6年学业回国任教，1921年获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4年参加北京大学研究所设立的考古学会。1927年4月，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徐旭生担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与中、欧多学科专家共同去内蒙古、新疆等地进行地质、气象、考古等科学考察20个月，在规模、历时与收获等各方面都堪称空前。肩负这项风险极高、艰苦卓绝的职责，徐旭生通过杰出的领导力与协调能力完成了考察使命。在瑞方团长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赞叹中，我们可以看到逆境中徐旭生心灵中士的精神：“我们的景况逐渐地愈是阴沉，而徐教授的自信和宁静也愈是强大，在我们经历的艰难的时期里，他表现出完全能驾驭这环境的神情”。

西北考察营地

　　

　　徐旭生对边疆文化与历史的关注来自清中叶西北地理之学对他的影响和他对时局的关注。他在京师译学馆求学时便系统阅读了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著作，认为中国应设立筹边与舆地学会，并高度重视地图精准测绘的重要性，“色楞格河源流极为繁赜，地图数本皆不清楚，终亦未考清楚。以是知中国对筹边之计极为疏阔，现在筹边舆地学会之设立，诚为急务，惜吾无暇为此”。其中，徐旭生特别注意到了边疆文物的散失，“在堂上阅法文报，见有欧西考古学会在中国西疆土中发见两汉所藏策书，有古本易经卜筮医药之书多简。中国古物几尽为泰西人将去，曷胜惋惜！且非西报言之，而吾人竟无所知何也”。徐旭生在留法期间依然关注边疆考古，因此陈寅恪曾写信鼓励他去伦敦考察敦煌石室内古物。徐旭生将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西行壮举，践行了他求学时的信念：“欲得相宜之地，非得娴悉军略者亲身历勘不可。据纸上故迹以求之，殊难悉中机宜。此事关系至大，吾国人所宜注意也”。

　　

　　西北联合科学考察第一次改变了过去西方无视中国主权的探险传统，在维护民族文化和自尊方面的贡献巨大。经过徐旭生、刘半农、沈兼士、马衡等中国知识分子力争达成中外对等的合作模式，成为日后中国考古国际化的基本理念。傅斯年对西北科学考察的考古收获有高度评价：“渡漠考古于当代，将来必于中国古史之发达有弘伟之贡献”。发现居延汉简无疑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要考古学成就。从考古学思想史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学术金石访古的传统与西方多学科学术考察的首度合作，拓宽了观察与思考的角度与方法，并培养了黄文弼等一批对西北史地、新疆考古研究有重要贡献的中国考古学家。

西北考察团在新疆与杨增新合影

　　

　　徐旭生应鲁迅之邀出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成为西北考察的经典之作。西北考察涉及考古遗址与更广阔的空间脉络之间的关系，这种大规模的考察使他对不同空间规模的历史场景与考古现象有直观敏锐的观察。在“知行合一”的引导之下，留学所受的哲学理性训练与西北考察所积累的田野经验相结合，促使徐旭生完成了从书斋向田野学者的转变。西北考察的经历使他擅长组织实施历时长、空间覆盖范围广、历史跨度大的考古项目。这种不畏艰险的工作态度与组织能力，使他在七十多岁时仍能亲往传说中的夏墟主持开拓性的考古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