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灰坑中出土的铜矿石（左）

▼二里岗期灰坑中出土的铜炼渣（下）

　　
二里岗期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冶铜炉残迹、水井等。一座二里岗期半地穴式房址带有多个被灼烧过的壁龛，其中出土铜炼渣等冶铜遗物，与冶铜活动关系密切。灰坑按形制可分为袋形、直壁、锅底及不规则形等，多数灰坑都发现了铜炼渣等冶铜遗存。发现两座残存底部的二里岗期冶铜炉，附近均出土大量铜炼渣和少量残炉壁。一座冶铜炉下存在奠基坑，坑内发现人骨一具，当为构筑冶铜炉举行某种仪式所用的牺牲。遗址南部存在一处窖穴集中分布区，在不足17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十余个窖穴，应为二里岗时期仓储区之所在。储存之物为何，尚需进一步分析研究才能究明。该区域还发现一座深逾13米的水井，井口略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米，井壁经修整，东、西两侧可见排列整齐的脚窝。

　　二里头、二里岗期陶器文化面貌分别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或东下冯文化）、早商文化东下冯类型相似。石器器形多为锤、杵、砧等，大部分可见明显的使用痕迹，其中一些沾染铜锈，多属冶铜工具。二里头、二里岗期灰坑中还发现了用于铸造小型工具的残陶范、残石范，说明西吴壁遗址除冶铜外，还铸造一些工具。二里岗期的灰坑中发现仿铜陶礼器、磨制石磬等级别较高的遗物，指示遗址在二里岗时期具有较高的等级。

　　初步认识

　　成熟的青铜器生产包括采矿、冶炼、铸造三个环节。因材料所限，以往研究多着重于铸造环节。闻喜千斤耙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早期采矿遗址也有了一些认识，但学界对中原地区冶铜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还几近空白。通过对出土冶铜遗存进行科技检测，可知西吴壁遗址冶铜作坊的产品为纯铜，说明该遗址是一处以冶炼纯铜为主，兼可制作小型工具的聚落。这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带发掘专业冶铜遗址，填补了冶金考古的空白，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我们初步搞清了西吴壁遗址的聚落结构，充实了遗址的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为认识遗址内部功能区打下了坚实基础；新见二里头时期的木炭窑、二里岗下层冶铜炉，以及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其他冶铜遗物，和先前发现的冶铜遗存一起，丰富了西吴壁遗址的内涵，呈现出一种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冶铜作坊形态，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戴向明 田伟 崔春鹏 汤毓赟）

　　C

　　闻喜邱家庄晋国末期高等级大墓

　　邱家庄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桐城镇邱家庄村北约100米的鸣条岗东端，西邻涑水河，西距县城约2公里。该墓地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的一部分，南距上郭古城约1.4公里。自1974年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陆续对该遗址群进行过五次发掘，出土一大批重要珍贵文物，结果表明，邱家庄墓地为东周时期的一处大型墓地。

　　考古勘探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该墓地一直遭盗墓分子疯狂盗掘。2018年，在山西省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的背景下，根据山西省政府指示，经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文物局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对该墓地进行考古勘探。因墓地面积甚大，所以计划重点勘探面积约50万平方米，对勘探范围分为六个区域进行。勘探方式是以1米间距平行布孔进行普探，如发现遗迹现象，加大勘探密度。

　　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勘探面积约12.4万平方米，发现各时期古墓葬850座，另外还有车马坑51座、窑址3座、夯土区9处、夯土台基5座、扰土坑27座、石块堆积区2处、夯土陶片遗迹区5处，各类遗迹现象共计952处，遗迹现象面积占勘探面积的比例约为17%。最新勘探结果表明，邱家庄墓地至少存在有五组大型墓葬。

　　考古发掘

　　经勘探及盗墓分子现场指认，于邱家庄村北发现一处编号为M5001的大型墓葬。鉴于墓葬面积大，同时面临再次被盗掘的巨大风险，为抢救保护该墓葬及其周边文物遗迹，将其全面发掘揭露。依据勘探结果，布10米×10米探方15个，面积1500平方米。东西5列，南北3排。表土揭露后，发现墓葬上方有夯土建筑基址及由板瓦和筒瓦组成的散水类护坡，墓上夯土建筑基址东西宽21.6米、南北长26.6米，超过墓口范围。

　　在夯土建筑基址下、墓口上方外围约1米的区域，发现一周台阶式遗存，且在台阶上发现多处剖面呈半圆形的凹槽，凹槽直径约50厘米，四周各有凹槽9条，共计36条。台阶式遗存下为墓口，墓口南北长14.3米、东西宽13.5米，方向2度，无墓道。墓葬口大底小，墓底距现地表约18.8米，在墓内共发现四层生土台。在距地表约4.5米处，出现第一层生土台，宽约30厘米；在距地表约8.1米处，出现第二层生土台，宽约10厘米；在距地表约10.6米处，出现第三层生土台，宽约15厘米；在距地表约12米处，出现第四层生土台，宽约10厘米。在各生土台之上的墓壁都有约0.5米的高度呈垂直状，并有明显的工具痕迹。

　　第四层生土台下墓室出现积炭层，距地表约12米，厚约1.5米。四个角的积炭保持原位置，保存状况较好。墓室中间的积炭向下垮塌，垮塌深度达5.3米。积炭层以下为椁室，椁室中部塌陷较甚，也达5米以上。椁盖板保存较好，椁盖板以下为棺室，棺板散乱，棺板以下为椁底板，椁底板以下有两根垫木，再以下为积炭层、积石层、生土墓底。椁的结构由外向内依次为生土墓壁、积石墙、积炭墙、木椁壁。椁室中部有一圈石板层。

　　据此判断，该墓葬的营造过程为首先在地面挖坑并将坑夯筑至地面，然后在夯土上挖墓坑、墓上台阶式遗存、凹槽，待下葬后将墓室、墓上台阶式遗存、凹槽夯筑，最后夯筑墓上建筑台基。

▲铜牛（上）

▲铜鸟（左）

　　▲玉饰（左上）玉龙（左下）玉人（右）

　　该墓发掘出土的文物共计1700余件，由于墓葬多次遭受盗掘，不见青铜礼器，出土器物全部为小件器物，器类有陶、铜、铁、金、玉、石、贝、骨、料器等。其中陶器残片3件，可辨为豆1、壶1；铜器377件，大部分为铜容器残片；金箔5件，铁器4件；玉石器136件，其中石磬10件；海贝303件，骨器874件，大部分为骨珠、骨管，还有料珠4件。出土器物的造型、纹饰均带有明显的晚期晋文化风格。

　　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

　　田野发掘过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至关重要，提高科技考古意识，加强科技投入，开展多学科合作也是目前田野考古学发展的大势所趋。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同中国科技大学等单位在标本采样、文物保护、科技检测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合作，注重对各种信息的采集和提取，对现场无法清理的整体搬迁保护，为以后的实验室考古科研和展示奠定了基础。另外尽可能地使用多种测绘和记录手段，除了常规的照相、绘图外，还使用航拍、三维建模等手段，试图最大限度提取科学完整的信息。

　　学术意义

　　该墓墓葬规模超过了太原赵卿墓、新绛柳泉大墓，是目前为止山西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东周墓葬，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及由板瓦和筒瓦组成的散水类护坡，较为罕见的墓上台阶式遗存、半圆形凹槽、四层生土台及特殊的墓室结构，对研究东周时期的丧葬制度、建筑制度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依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该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早期，新绛柳泉墓地共发现有四组大墓，其中三组都是中间大两侧小，有学者推测为晋国末期晋幽公之后的晋公墓葬。邱家庄墓地M5001墓主人应为晋国高级贵族夫人，这一组大墓或为晋幽公或早于晋幽公的其他几位晋公墓地。

　　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地处晋国“古曲沃”核心区域中，是东周时期晋国宗庙所在地，目前已勘探发现的邱家庄墓群五组大型墓葬均有可能是晋公及夫人墓葬，这对推进晋文化和晋国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陈海波 荆泽健 田建文 王金平）

　　D

　　兴县西磁窑沟北宋“柿色彩”瓷窑址

　　近些年来，有民间消息称在兴县北部发现了烧制白釉褐彩，俗称“柿色彩”“白釉红花器”的瓷窑址，但具体位置不明。201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吕梁地区古代瓷窑址进行了系统调查，根据线索发现了兴县西磁窑沟瓷窑址。

　　该瓷窑址位于吕梁市兴县北部魏家滩镇岚漪河南岸南北向的“磁窑沟”山谷中，西南距西磁窑沟村约1公里。残存的窑址位于山谷中自然拐弯处东山坡下一个三角形台地的南缘，台地东高西低，呈缓斜坡状，南北部均为冲沟。由于早年煤窑私挖乱采，现代烧制耐火砖和山沟内挖山垫路等生产生活活动，加之人为掏挖瓷片等破坏活动，瓷窑址保存状况岌岌可危。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吕梁市、兴县文物部门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发掘收获

　　发掘工作自2019年5月开始，10月结束。发掘分为AB两区，共计发掘200平方米，其中A区为主要区域，发现窑炉、作坊、灰坑、澄泥池等遗迹18个。各类遗迹沿台地及坡面不均匀分布，坡地上部相对集中。

　　发掘区地层堆积较为简单，除东南部有个别探方分布有稍晚的由北向南倾斜堆积外，大部分遗迹均直接位于耕土层下，遗迹之间叠压打破关系较少。依据地层关系、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判断，大致可将遗迹分为两期。依据遗迹平面布局和功能等大致可以将遗迹分为三组。

　　第一组位于台地平面阶地上，以Y1和F1为代表。

　　作坊（F1）位于发掘区南部，紧邻断崖边。作坊整体呈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作坊的北部地势略高，南部渐低，西、北、东三面围以不规则石块（石墙）与外部间隔。北部和西部石块垒砌的石墙较厚，西部石墙紧邻坡边，东部石墙较窄，南部有零星石块，大致可围合成长方形。南部石块以南有缓坡状的踩踏面，应为作坊的入口。以石墙内测量，作坊南北长5.6米，东西宽2.2~2.3米。作坊中部偏北向下挖有长条形坑，坑壁以片石垒砌，底部铺设石板，内残有十几厘米的灰白色坩土。长条形坑长2.1米、宽0.5米、深0.4米。在作坊内东北角和长条形坑东部放置两个直径约0.75米的灰陶瓮（残），西北角和长条形坑西部可见残存两个灰陶盆的底部。

　　Y1仅存窑前工作面和落灰道。整体在生土上向下掏挖而成，呈半地穴式，坐东朝西、底部平整、边壁竖直。西边垒砌一道石墙，似为窑室的西边界。窑前工作面南北长4.5米，东西进深2~2.5米，残高0.6~0.8米。落灰道呈西低东高的斜坡状，烟囱内部有一层厚约2~4厘米不等的红烧土烧结面，边壁较薄，底部较厚。平面长2.5米、宽0.5~0.7米。落灰道入口处平面有一片直径约0.7~0.8米的褐红色红烧土面，其余部分未见烧结痕迹。窑内堆积分为三层，第一层为黑色煤灰渣层，第二层为红烧土块渣土，第三层为灰白煤灰渣层。三层均由东向西倾斜填充于工作面中。

　　第二组位于台地半坡上，沿坡面分布。

　　H5，于山坡掏挖一个半圆形袋状坑，坑壁较为规整，坑壁略微内凹，坑壁上出露地层中的砾石等，直径约1.3米。C2，打破H5，石片砌筑的长方形池子，仅存底部，东西长1.4米，南北残长1米，残高0.15米，应为澄泥池。Y3，生土中掏挖圆形坑，仅存底部，直径1.2米，残高0.1~0.2米不等，坑壁及底部有薄薄的红烧土层，底部残留有较为纯净的黑色植物种子皮。这三个遗迹以西为灰沟H7，打破其下的H9/H10等，另有H12为长条形坑。

　　第三组位于台地坡下，仅残存一个石块石板垒砌的澄泥池。

　　出土瓷器产品以日用粗化妆白瓷为主，器形有碗、盆、盏、盘、罐、执壶、盒、盖等，以卷沿斜壁大平底的盆和卷沿深弧腹钵为特色器类。粗白瓷胎体呈灰褐、褐色不等，胎质稍粗，较坚致。釉色白中泛黄，较为光亮。有少量生烧产品，和一定数量过烧变形的产品。另有少量粗胎黑釉、褐釉产品。

　　▼柿色彩盒

　　▲柿色彩盆

　　▲柿色彩盆俯视（左）柿色彩渣斗（右）

　　瓷器产品以素面为主，目前所见装饰以粗化妆白瓷中釉下白釉褐彩、白釉赭彩为显著特点。这类装饰多在盆类器物内壁、内底或执壶、瓶罐类器物口部、肩部点绘褐彩、赭彩。彩料分浓厚和稀薄两种，从出土残片观察，彩料呈色多样，有浅橙黄色、橙色、红褐色、深褐色、黑褐色等不同色阶、从正烧的产品呈色看，这类装饰的正常呈色应为较为鲜艳浓厚的“柿黄色”或“柿红色”，可以“柿色彩”来与其他窑口的白釉褐彩或白釉赭彩来区分。绘画手法以软笔点顿、勾绘为主，笔法粗犷、线条流畅。装饰题材以抽象线条花卉纹为主，整体风格洒脱奔放，色彩明亮鲜艳，富有浓郁的民间气息。

　　出土窑具有筒形匣钵、窑柱、三叉支垫和细泥条捏制的环形火照等。碗盘类器物装烧方法以涩圈叠烧法为主，另有少量以三叉支垫叠烧。盆、钵类大型器物则为对口套烧。从窑渣观察，该窑以煤炭为燃料。综合判断，该窑址时代在北宋至金代初期。

　　相关问题

　　兴县西磁窑沟窑址，地处吕梁山区，因这里有煤炭、坩土和水源，才得以发展制瓷业。但山谷内地势狭窄，少有台地或缓坡，早期的陶瓷生产和现代烧制耐火砖等活动也都相对集中在发掘区所在的山谷转弯处一带。从发掘揭示的相关制瓷遗存布局来看，这里呈现出一种小而全、制瓷工艺生产环节功能复合式的小作坊式生产的面貌，且应为季节性的以日用粗瓷器物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模式。

　　釉下“柿色彩”瓷器产品极具地方特色，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这是介休窑、交城窑调查之外，第一处经考古证实明确烧造此类产品的窑场，为探究兴县、交城、介休窑同类柿色彩类器物以及北方地区其他窑场白釉褐彩类产品的年代、装饰工艺技法传播及互动提供了科学的实物资料。从本次发掘成果来看，当地瓷器产品种类相对单一，也为当地制瓷技术来源、技术传统的来源探讨等提出了新的课题。

　　西磁窑沟窑地处吕梁山岚漪河谷南岸的南北向山沟中，地理位置偏僻，向西20余公里过黄河渡口可到陕西和内蒙古。根据相关资料，兴县西磁窑沟窑址产品的行销范围应当是兴县及周边的保德、河曲、岢岚等县区，再远可到陕西和内蒙古。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古城周边的辽墓中就出土了与西磁窑沟窑产品高度类似的柿色彩装饰的盘口壶和执壶。北宋时这里属河东西路岢岚军，为宋与辽国和西夏的边境，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后，宋辽迎来近百年的和平时期，兴县产品也必然向辽地和西夏境内输出，这三地都应该有相当数量的瓷器产品流布。

　　总之，西磁窑沟窑址的考古发掘是吕梁地区古代瓷窑址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填补了吕梁地区陶瓷考古的空白，为这类极具山西地方特色的釉下“柿色彩”瓷器产品证实了又一个产地。西磁窑沟瓷窑址虽然生产规模较小，产品面貌较为单一，但在陶瓷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传播、生产经济模式、山西制瓷传统来源以及北宋与辽、西夏关系等方面都提供了科学的资料和依据，在搭建山西古代陶瓷手工业框架，书写山西及北方地区古代陶瓷发展史的漫漫征程中，向前迈出了一小步。

　　 （刘 岩 田宝玉 王利兵）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学会）

　　编辑：韩旭川

　　审核：王龙霄

　　本文刊登于2020年3月6日
《中国文物报》第6-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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