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是先秦贵族极为重要的工具，既是交通与战斗的装备，也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根据孔子的描述，作为“从大夫之后”的贵族身份，不能徒步而行，乘车是必要的礼仪身份。

先秦贵族询问对方孩子的年龄，如果已是少年，对方会回答说“能驾驭马车了”；而如果孩子还年幼，则回答说“还不能驾驭马车”。以是否能驾驭马车作为年龄标尺，可见驾车对于先秦贵族的重要性。

而马车被用于战争，更是先秦军事活动的鲜明特征。战车的数量对应着诸侯各邦的实力强弱，所谓千乘之国、百乘之邦。不过，这些具有浓郁华夏色彩的先秦马车，可能并非中土原产，而是从异域传入的“洋玩意儿”。

在经历了先秦时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神的塑造后，被转化为华夏礼乐世界中的重要器物。这种迅速消化外来事物，并转化成为我所用的精神，其实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早期先秦车辆很“袖珍”

古籍中记载车的发明者，有黄帝、夏禹、相土、奚仲、相土等不同说法，不过都属于后人附会，和“仓颉造字”的传说差不多，不能当真，比较可信的证据要依赖考古发掘。

在距今3600年前夏代的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上，考古学家曾发现过车辙的痕迹。在洛阳皂角树发现的一块二里头时期陶片上，刻画着一个字，形状为一个车轴，两侧分别有两个大轮子，有考古学家将其释读为“车”字。这个字很是形象，加上车辙的痕迹，可以说夏代晚期已经出现并开始使用车。

洛阳皂角树二里头遗址三期陶片上的“车”字

不过，疑惑也随之而来。二里头的车辙双轮之间的距离，居然只有1米，显得非常袖珍，和商代晚期以后那种我们熟悉的大马车动辄轮距2米多相比，这简直是儿童玩具。

实际上，很多考古证据都显示，商代晚期以前的车，都是这一类“袖珍玩具”，车辙距离很短小。例如，在商代早期偃师商城中发现的一道车辙痕迹，两轮距离只有1.2米，和二里头那个1米的差不多大小。2010年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的商代中期偏早时代的车辙痕迹，距离为1—1.4米。殷墟刘家庄北地发现殷代车辙轮距多为1.3—1.5米。安阳花园庄南地曾发现两辄距离为1.5米的双轮小车，是用人力或牲口拉动的民间工具。

有考古学家猜测，这些袖珍车辆可能是牛车，不同于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些大马车。但若是牛车，按理来说应该更大才对啊。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种小袖珍车，应该是人力手推车，用来运土之类，并不是后来那种可以坐来打仗或者周游列国的大马车。

当然，在殷墟郭家庄则发现了两只用于拉小车的羊，还系着小铜铃，应该就是这种袖珍小车的畜力。总之，比较早期的夏商车辆，属于“袖珍玩具”一类，用羊来拉或人力手推，一点也没有后世贵族大马车的高大上气象。

马车是个“洋玩意儿”

历史上用于拉战车和骑兵的马，属于家马(Equus caballus)，其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部地区，距离中国很远。从考古材料来看，中国北方地区从史前的龙山文化阶段到殷商晚期之前的各处文化遗存中，均无马骨的大量发现。

偶尔有之，也并非人工驯养的家马，而是作为肉食捕捉的野马。一直到商代中期，马骨的材料仍然极其少见，这个时期最常见的家畜是羊和牛，而这一时期正是流行小袖珍车的时代，人们用山羊或人力推拉小车。

早在民国时代，学者们就注意到了马车与异域地区的联系。胡厚宣先生就发现殷地并不产马，殷墟时代的马可能是从西北异族传入。徐中舒先生则考证，商朝晚期的马车，是从西亚传播到黑海地区，再从西北和北部的游牧部落传播到中国。

换句话说，就是人工驯养的家马和马拉车都是外来的洋玩意儿，通过西北游牧部落传入，被好战的商朝军事贵族迅速接受，加以吸收和改良，成为对外战争的重武器。

如果说一个外来事物传入中国，那么它可能有对应的外来词汇，比如巧克力、坦克、马赛克之类。因此，马、车两个字的上古音，也可以看出它们和异族文化的联系。

根据周及徐先生的研究，“马”字的上古音为＊maa？/maarg，对应于印欧语词根＊marko。因此得出结论，印欧语的“马”应是最早的。古汉语的“马”是传播而来，借用了当时“老外”们的词汇。

马的驯养，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6200—5700年前之间的俄国南部草原。在距今4000—3800年前，高加索地区的古代印欧人已经将马作为坐骑。看得出来，这些“老外”驯养和使用马比中国人早得多，马是间接从这些“老外”那里传过来的。

除了战马之外，驴、骡等动物也随着马的传播路线在商代晚期传入中原。汉学家梅维恒也分析过，上古音的“车”与古印欧语有相当的联系，与苏美尔、闪米特、卡特弗里安语表示“轮子”的词都有关系。所以，“马”和“车”两个词在先秦中国，其实更类似于“坦克”一类借音的外来词。当然，马拉战车扮演的角色与地位，其实和现代战争的坦克也非常类似。

根据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分析，殷代战车是从古代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人（Andronovo people）处借鉴而来。在中国北部地区已经发现了一些战车的遗迹，例如在内蒙古阴山的岩画上就表现了猎人从八轮辐双马拉战车中跳下车的画面。岩画战车实物在俄国乌拉尔山的辛达雪塔（Sintashta）古墓中有发现，这显示了中国古战车在设计与技术特征上与北方地区的相似性。商代马拉战车的结构就是双马、双轮，车轮分为轮辐，这种基本结构与乌拉尔山、西伯利亚、阴山发现的材料完全一致。

左边为卡拉塔乌山脉岩画中的马车，右边为甲骨文中的“车”字

在中亚地区的史前岩画中，有的马车形象与甲骨文中“车”字几乎完全一致。例如，南哈萨克斯坦卡拉塔乌（Karatau）山脉的岩画中就有马车形象，时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这处岩画中的马车形象，与甲骨文的“车”字完全一致。

显然，中亚的马车图像远早于殷墟甲骨文，在数百年后，马拉大车才逐渐传入到中国。二者完全一致的图画和文字形象，表现了商代马车从基本结构到文字图像构造均与中亚印欧游牧族群之间具有紧密的文化传播联系。在此之前，中国只有人力或羊拉的袖珍小车。

外来马车完全融入华夏文明

当从“老外”那里接受来马的驯养和驾驭战车的技术，过去那种袖珍小车就被抛弃了。新生的大马车数量很少，规格极高，开始被作为王和贵族的特权象征。

在商代一些战车中，发现车舆内铺设了精美的竹席，这相当于现代轿车内安装了舒适沙发。商代的战车上有驾驭者，也有战斗的武士，他们一般都跪坐在车舆内的竹席上，便于在颠簸的车辆中保持平衡，以免摔下来。如果手靠栏杆，还可以得到舒适的效果。

在殷墟曾发现一位长年征战的贵族首领遗骨，他的脚掌骨前部有明显长期跪姿形成的痕迹，俗称“跪踞面”。可见，这位贵族武士生前因为长期乘车作战，长期在车舆内跪坐而在骨骼上留下“跪踞面”。

商代人有“尊右”的习惯，因此首长和领导多坐在车的右边，指挥战斗，左边的“警卫员”一类人物负责射箭。为了保证安全，有的战车上还设置有大盾牌，防止敌人的伤害。而战车上安置大伞，则防晒防风雨，商朝首长们坐在车中，可谓既舒适又安全。

当然，这些都是商朝人在接受了“老外”传来的技术后，基于本国文化与具体情境，不断进行改良和加工的结果。所以说马车的引入，是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生动运用。

复原的前掌大遗址商代晚期战车

从马车技术的引用来看，华夏祖先并不是一群抱残守缺的人，绝不是义和团一样“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的盲目排外者。一旦意识到“老外”们的高头大马与战车比本土的袖珍玩具小推车更厉害，他们会迅速吸收这一技术，在牢固掌握了外来知识与技术后，根据本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更符合华夏人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结果，便使后来马车完全融入了华夏文明，成为礼乐和君子生活密不可分的重要部分，孔子也坐着马车，周游列国，践行自己“道”的理想。马车被华夏人吸收的故事，其实体现了华夏祖先包纳百川的胸襟与改造外来事物的智慧。可以说，这是最早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功践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