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人民币上文字来自海上丝绸之路

摘要: 丝绸之路上的文字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住在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最早发明了字母。用字母拼写的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此时都已有的)象形文字属于两种很不同的书写系统。腓尼基字母出现之前,基本上属于 ...

1442969628337.jpg

丝绸之路上的文字

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住在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最早发明了字母。用字母拼写的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此时都已有的)象形文字属于两种很不同的书写系统。腓尼基字母出现之前,基本上属于表意的楔形文字在西亚地区不同族群中已经使用了将近两千年;腓尼基字母是对楔形文字的一个根本性改革。

腓尼基语属于闪含语系的闪米特语族,和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近似。这些语言很适于拼音文字,它们都有二十几个辅音,却只有三四个元音;书写时只需要拼写辅音,必要时在某些辅音字母上面或下面加个元音符号,就能很容易地把文字读出来。在今日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书刊里,一般都只印辅音,略去大部分元音符号;只有初学者才需要标注全部元音以帮助阅读。

公元前十世纪亚述人兴起。他们说的阿拉美语也是闪米特语的一种,而阿拉美人书写用的字母是直接由腓尼基字母衍生而来的。由于亚述帝国的强大,阿拉美语文逐渐成为整个西亚地区的通用语言和文字。其后的新巴比伦帝国和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都以略为改造过的阿拉美语文为通用语文。耶稣是在巴勒斯坦出生的犹太人,说的却是阿拉美语,而不是希伯来语。耶稣去世后他的门徒四散,开始有人用文字记载他的事迹,一部分日后被编入基督教的《圣经》。《圣经》的大部分篇章是以希腊文写的(如保罗的书信);也有篇章(如马太福音)是用阿拉美语的叙利亚方言写作的,使用的字母是叙利亚字母,即是阿拉美字母的草写体。公元一至二世纪后,叙利亚语文成为西亚各地基督教经典的语文;摩尼教则有与叙利亚文略微不同的文字系统。

其实阿拉美语和叙利亚文到今天仍然有人使用。今天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境内的基督教东方教会(见《丝绸之路的昨天、今天、明天》[上],《书城》杂志2015年8月号,以下简称[上])仍然使用用叙利亚文写的经文。此外,还有几万住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交界地区偏僻乡村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说阿拉美语。

粟特人从公元四世纪起就在丝绸之路上做生意,不少人由信祆教改信摩尼教,因此学会了叙利亚文。不久就有人就把叙利亚书写系统加以改造,用来拼写粟特语。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粟特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支,原来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多数粟特人信仰的祆教的经书《阿维斯塔》是用古伊朗文写的,只有教士会读,日常生活中不能使用)。叙利亚语和粟特语在文法结构和发音上差别很大,要用叙利亚字母书写粟特语就必须对叙利亚字母进行改造。

公元四世纪初,有一个粟特商人从撒马尔罕到中国来做生意。他从兰州写信回撒马尔罕,报道战争带来的种种不便以及他所知道的其他在华粟特商人的情况;信的下半段是告诉收信人如何分配他留在撒马尔罕的一笔钱。由于某种原因,这封信被截留在敦煌以西大约一百公里的一个烽燧里。后来烽燧倒塌,这封信就一直在那里躺了一千六百年!

一九〇七年,匈牙利裔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听闻这个烽燧下面有一批材料,特地前往查询。此人真是鸿运当头!这位曾经从守卫敦煌的王道士手里得到敦煌藏经洞里几千件文档的斯坦因先生在烽燧下面又得到了五封古信札。他依例把这些信札交给了大英博物馆。经过多名学者许多年的努力,不但确认了这些信件是用源于叙利亚文的粟特文写的,而且其中四封能够辨认的书信已经全部被译成了英文。

上面提到的那封信便是被译为英文的四封信之一,写于公元三一三年。这批粟特文信札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当时丝绸之路上的情况,确实非常珍贵。

粟特人从西亚学到书写系统,在他们向东向北的旅行过程中也和草原上的突厥人发生许多接触。粟特人历来是定居的,以农耕为主,也有人长途贸易;突厥人则一向是以游牧为生,当然也有人长途贸易。

从传承的角度来看,定居人口的文化容易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才能创造文字传给后世。游牧人口经常在马背上,今天跟这个部落通婚,明天跟另一个部落结盟,不容易发明文字。

公元八世纪时东亚最主要的游牧者是原本住在西伯利亚的回纥人([上]文提到他们与唐朝接触后自请改名为“回鹘”,这既是音译,又表示有凌云之意)。他们于八世纪南移到蒙古高原,取代了较早前进入中原的东突厥各部。通过与粟特人的接触,有不少回鹘人信了摩尼教,也学会了书写粟特文字。公元九世纪中期,回鹘人被另一批从西伯利亚南下的黠戛斯人(现在的名词是吉尔吉斯人;但是两者未必是一脉相传)赶出蒙古高原。于是一部分人南迁河西走廊,与汉文化有更多接触,不少人信奉了佛教;一部分回鹘人西迁到吐鲁番附近,也信奉了佛教;还有一部分人远走中亚的楚河流域,之后信奉了伊斯兰教。

回鹘人经常见到汉字,汉字是从上往下直写,所以回鹘人就把学到的粟特文字逆时针旋转九十度,然后每行自上向下写,每页则由左向右写。这就成了回鹘文字。

这个九十度旋转当然还包括了相当多书写方法的改变,因为回鹘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族,文法与发音与粟特语迥异。

至此,源于地中海东岸书写闪米特语言的腓尼基字母传到蒙古草原上的时候已经有过两次重大的改动。第一次是粟特人做的,第二次是回鹘人做的。

今天的维吾尔(Uighur)族在名称上和语言上是当年回鹘(Uighur)人的继承者,但是血统上和宗教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文字是文明的首要表征这个角度看,维吾尔人的文明至少有一千一百余年的历史,比斯拉夫人的文明还要古老。

在维吾尔人从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回鹘文逐渐被废弃;十六世纪时维吾尔文已经全部转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维吾尔文曾经一度改为使用拉丁字母拼写,一九八〇年代又改回阿拉伯字母拼写。

由于地理位置相邻和宗教一致,维吾尔人和乌兹别克人的语言十分接近。公元十六世纪以来,维吾尔文和乌兹别克文一直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夹杂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也有人称为察合台文。但是在苏联时代,乌兹别克语改用西里尔字母拼写,一九九二年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后改用拉丁字母拼写。

再把时间轴拉回到十二世纪。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之后,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像样的国家政权应该有文字,于是命令替他掌印的一位回鹘(即畏兀儿/维吾尔)学者替蒙古人造文字。这个回鹘学者很清楚回鹘语(即古维吾尔语)和蒙古语之间的近似性,就把回鹘字母稍加改造,字序仍然由上而下,行序也依然由左至右,这就是蒙古文的发端。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非常信任并且尊重一位西藏贵族学者八思巴,称他为国师;八思巴自青年时代从西藏到青海,一直与蒙古上层来往密切,并且对他们多有启发;可以说,把藏传佛教带给蒙古人的就是八思巴。忽必烈曾经请他为蒙古造一套蒙古字。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造出来一套文字,叫作八思巴文。忽必烈敕令以八思巴文为正式的蒙古文,但是这种文字元朝晚期以后就不再使用了;而漠北和西部的蒙古人则一直使用回鹘式蒙古文。

蒙古文出现三百年多之后,一位女真人的后代,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统一了大部分满洲,建立后金政权。因为满人没有文字,所有的文字记录都得由蒙古文吏用蒙古字母拼写。于是努尔哈赤要他身边的两位蒙古学者替满人造字。他们二人认识到满语和蒙古语之间的关系,就以蒙古字母为基础造成满文。后来皇太极又叫一位学者改善满文的书写系统,这位学者在老满文的许多字头上加了圈和点,以标注满语特有的一些发音,这就是现在北京故宫里随处都可以见到的官方满文,俗称“有圈点满文”。

当今的人民币上印有回鹘式蒙古文和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维吾尔文,大家可以拿出一张钞票看一看。位于东亚的中国的法定货币上印有五种拼音文字,其中至少两种(蒙古文和维吾尔文)可以清楚地溯源到地中海东岸。

学者几乎公认,藏文字母是公元七世纪时从梵文字母转借过来的,而公元前四世纪阿育王在各地所立石柱上刻着的梵文佛教经典是用婆罗米字母(Brahmi script)刻写的;又不少学者认为,印度的婆罗米字母衍生于阿拉美字母,至少是受阿拉美字母的启发才创造出来的。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人民币上五种语言使用的四种字母(第4种是拼写汉语和壮语的拉丁字母)就可能全都是从地中海东岸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过来的!

这个故事应该早就有人知道,但我确实是自己逐渐领悟的。我相信元朝从成吉思汗起的十四位大汗和清朝从努尔哈赤起的十三个皇帝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使用的文字是从地中海传过来的。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伊儿汗国第四位汗王阿鲁浑一二八九年用回鹘式蒙古文写给法国国王的一封信。这封信的背景是蒙古人第三次西征。

蒙古人在一二六〇年进入叙利亚,预备进攻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正在这时候,大汗蒙哥去世了,所以蒙哥的弟弟旭烈兀决定回来争取汗位。他带着二十万蒙古大军中的十八万人东返,准备以这个力量博取在忽里台(高层会议)中被任命为大汗的机会。留下的两万人交给一个跟从他多年的将领。这位将领不顾蒙古军力量单薄,强行领兵进攻,结果在巴勒斯坦的阿音巴鲁特(Ain Balut)被埃及的马木鲁克(奴隶兵)军团打败,成为蒙古军自西征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败仗,重挫了蒙古人的锐气。

旭烈兀没有当上大汗,于是在一二六四年建立伊儿汗国,领土包括今天土耳其东部、南高加索、伊拉克东部、伊朗、土库曼斯坦、阿富汗西部和巴基斯坦西南部。他死后,第四任汗王阿鲁浑知道法国的路易九世(圣路易)曾因为参加十字军东征在埃及遇难,认为可以设法借助法国的力量攻打耶路撒冷。

阿鲁浑写信给法国国王“俊美”菲利普(Philippe Le Bel),希望双方可以联合进攻耶路撒冷,并说如果成功,战利品平分。

那时十字军已经失败,退回欧洲去了。这封信是托一个常驻波斯的热那亚商人带到巴黎去的,法国方面收到信时,菲利普已经去世,法国人不想再去打这场仗,就回信婉拒了。等这位忠实的中介人一二九二年把法国人的回信带回伊朗时,阿鲁浑也去世了。

但是伊儿汗阿鲁浑的信留在了法国皇宫的档案里,现在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珍藏之一。这封信是用蒙古文写的,上面盖了蒙古大汗所赐、刻有“辅国安民之宝”六个汉字的国玺。这个玺表明蒙古大汗是宗主,伊儿汗是受封的子嗣。

这件外交趣事是十几年前当时的法国驻华大使告诉我的,现在给大家看看那封信。

1442969628681.jpg

腓尼基字母大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出现。这种字母后来传到几个地区。向南传影响了希伯来人,于是出现了古希伯来字母(今日使用的方块希伯来字母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之后,借用阿拉美字母,与阿拉美字母的字形几乎完全一样)。向北传到希腊,希腊字母大约在公元前十世纪出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借用,因为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元音较多,所以希腊字母表里包括了不少元音字母。希腊字母表中的第一个是元音Alpha,第二个是辅音Beta,连起来念是Alphabet,就是西方文字中字母表的意思。字母的概念由希腊向西传到罗马,于是就有了拉丁字母;今天大部分欧洲人使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出现两千年之后,斯拉夫人开始信奉基督教。通晓斯拉夫语言的希腊传教士西里尔(Cyril)为了书写斯拉夫语的《圣经》,就以希腊大写字母为基础创造了一套字母,被后人称为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现在世界上说斯拉夫语的国家大半都使用西里尔字母,另外一些前苏联的非斯拉夫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蒙古也用西里尔字母拼写本国的语言。(蒙古共和国于1946年改用西里尔字母,现在有人倡议恢复回鹘式蒙古文。)

腓尼基字母向东传播之后首先成了阿拉美字母,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演化,同样是二十二个辅音,只是写法有不同,文法几乎完全相同。阿拉美字母的草写体演变成书写叙利亚方言的叙利亚字母,主要是基督徒在使用;摩尼教的宗教文书里对叙利亚文又稍有改动,就是所谓的摩尼教文字。

粟特人既学到了叙利亚文,也学到了很相似的摩尼教文字,经过修改成为自己的粟特文。

回鹘文字的出现是文字传播中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因为粟特语属于印欧语系,而回鹘语则属于阿尔泰语系。回鹘字母的拼写方法直接影响了蒙古文,蒙古文又直接影响了满文,所以回鹘人对东亚文明的影响是很大的。

自称源自长白山的满人的文字可以追溯至三千四百年前地中海滨的腓尼基人,这当然说明了人类文明的互通性。也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在五千年前就能生产丝绸,而张骞在两千多年前首次把丝绸带到了西域!

丝绸之路上的艺术交流

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东传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在印度的恒河中下游一带兴起。但是佛教的广为传播得益于印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君王,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公元前269-232在位)。他用武力征服了今天的半个印度和阿富汗之后,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下令在各地竖立石柱,以婆罗米字母(Brahmi script)刻写梵文宣扬佛法;这时的佛教还没有大型寺庙,也不允许为佛陀画像或塑像。

阿育王去世不及两代,孔雀王朝式微。各地的佛教徒开始表现出不同的崇拜方式。早在阿育王出生前,亚历山大曾经东征到阿富汗,撤兵西返时留下一部分希腊士兵,这些希腊人建立了希腊大夏国(Greco-Bactria),并且皈依了佛教。不久,贵霜王朝在犍陀罗地区(今天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巴基斯坦西部城市白沙瓦一带)崛起,希腊大夏国被并入贵霜帝国。当地的希腊裔佛教徒很怀念希腊人对神祇的崇拜方式,觉得有需要为佛陀立像,于是他们就以希腊宙斯神像为原型塑造了佛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佛教艺术,是融合希腊、印度和中亚文明而成的艺术。

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佛像雕塑也从犍陀罗传到了丝绸之路上的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南,这些地方现在都保有很珍贵的佛教石窟。隋唐时期,犍陀罗艺术又随佛教从中国传到了韩国和日本,成为亚欧大陆上文化传播的典范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佛像雕塑的演变。早期,一如希腊的神像,佛陀的鼻梁高而且直,头发是卷曲的,袍子有褶。这种造型经过中亚传入中国后,佛祖的鼻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扁平,眼睛的形状也更似东亚人,但佛祖的头发至今仍然保持卷曲。

中国绘画的西传 虽然中国与波斯同位于丝绸之路上而且来往一向频繁,而中国的绘画从唐代开始就发展出极为独特的风格,目前在西亚地区的绘画中很少见到早期中国绘画的影响,可以清楚见到的是十四世纪以后波斯绘画中开始渗入的中国元素。

蒙古人建立的伊儿汗国与元朝往来十分频繁。除了青花瓷、丝绢等带有绘画的物品大量从中国运往波斯之外,波斯画家和中国画家也有到对方国家旅游和居住的记录。

经过大约一百年的低沉,伊斯兰文明于十四世纪中叶在波斯语地区开始全面复兴,并发扬光大。位于今日伊朗西北边境的大不里士在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前半叶是伊儿汗国的首都,不少中亚人士到访过那里,许多原来住在阿富汗和中亚各地的诗人和艺术家也迁移到大不里士。就这样,波斯的绘画,特别是作为书本插画的细密画,在十四世纪充满了创新的活力。这其中明显有中国画风格的表现。首先,留有空白而布局均衡的画面设计开始被采用;其次,中国山水画中常常采用的俯瞰视角被运用到波斯画里;第三,龙、凤、鹤等在西亚艺术中不曾出现过的动物开始在波斯绘画中出现;第四,卷云、枯枝、盘根等中国山水画中表现意境的景象在波斯画中出现;第五,中国花鸟画中的细致描绘被许多波斯细密画家仿效。然而,波斯画的基本风格没有改变。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什么是波斯画,什么是中国画。这是文化交融的一种普遍模式——有选择地借鉴,而不是全盘接受。

蒙元时代开始的全球化

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和以印度洋为中枢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是相辅相成的。亚欧大陆的人员和货物往来可以经过陆上,也可以经过海上,往往是海陆兼用。是什么人把海上贸易和陆上交通整合起来,使它们相辅相成?答案是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人。

蒙古人由于三次西征,同时拥有几个幅员辽阔的汗国。拔都的子孙在克普恰克(钦察)突厥人和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建立了横跨亚欧的钦察(金帐)汗国,重新建立了古老的草原之路。

察合台汗国具有从天山到咸海的统治权,成为欧洲、西亚与中华帝国之间陆上交通的桥梁,而他们的旁支帖木儿及其子孙则大大地增加了中亚和外部世界的接触,准备整合陆上与海上交通。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建立了伊儿汗国,把差不多整个西亚都纳入了管辖范围。合起来,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等于重新设计和再建了古代的绿洲丝绸之路。

以上这三个汗国加起来,也抵不过忽必烈所得到的,即是马可?波罗见到和盛赞的Cathay(东欧、西亚和中亚人称中国为Kitai,即契丹之音译;西欧人则把Kitai 读作Cathay)。Cathay实际上就是中华帝国—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为富庶和繁华的国家。

忽必烈从他开始在蒙古统治核心掌权(约1261年)时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他是所有蒙古人的大汗,如何才能够与其他三个大体上独立的汗国保持有效的联系并且对他们发挥影响力?

当他经过二十几年的经营和耐心等待,终于灭了南宋之后,他的选择就变成了:如何使他直接管理的全世界最富庶的中华帝国与他的亲戚们统治的森林和草原,沙漠和绿洲,以及由许多效力于蒙古人的色目人所垄断的海洋组合在一起,并且让这个组合有利于他统治的中华帝国,增强其他几个方面的向心力?除了课税、通商之外,还可以做什么?

忽必烈的答案似乎是:加强基础设施和国际合作。蒙古人主动修建驿站,肃清和维修道路,让信息可以传播,让各种货币可以互换,让商业可以依法进行。蒙古人放手让西亚穆斯林统管海上贸易,扬州、杭州、宁波、泉州、广州都是当时世界上极为重要的贸易中心。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在他们各自的游记中很清楚地记载了,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华帝国繁华依旧,与海外的联系大为增加。

忽必烈还建立了海军。因为蒙古人不识水性,海军官兵主要由中国的江苏、浙江、福建人组成。蒙古两次出征日本均告失败,失败的原因不是战略、技术错误,而是因为运气不好,海上起了强台风,把船舰都给吹翻了。蒙古的海军也曾出征爪哇,因为路途太远,估计不足,也失败了。

整个陆上的蒙古帝国都在十五天的驿马行程之内,城市之间的物流成为草原英雄的子孙们十四世纪时最为关心的课题。作为政治权力中心与物流系统枢纽的大都市成为马上得天下的蒙古贵胄学习行政管理的新“牧场”。

蒙古人不但注重道路的修建,还特意让几乎每一个大城都作为交通网络的起点与终点。因为善于并用攻城术和攻心术而获得大半个亚欧大陆的蒙古人认识到,要保持近一百年征战胜利的果实,必须开通海上和陆上两个交通网络。这就是投资于丝绸之路基础设施的初级版。

耐人寻味的是,早年中华帝国、贵霜帝国、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子孙们都没有建立这样大规模的海陆交通网络。人类全球化的进程只有到了草原游牧者蒙古人统治大半个亚欧大陆的十三至十四世纪才真正开始。或者说,没有这些草原游牧者,全球化就不会出现。

丝绸之路的现状

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有一个土耳其人组织了一批人,带了一队骆驼,从西安走到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后一个走完绿洲丝绸之路全程的骆驼队。以后骑驴、骑马、骑骆驼的都不会常见了,因为会有越来越多和更加安全而便捷的公路、铁路、飞机。当然还有不用走路的互联网。

讲一下我个人走过的丝绸之路。我不是按某一条路线一次或是分几次走的,我是在一九七八年到二〇一五年之间,没有什么次序地走过许多次,而且现在仍然在走。把我走过的地方在地图上串起来,大概就是我前面所描述的四条丝绸之路。

1442969628961.jpg

张信刚走过的丝绸之路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上刊出过一篇我的文章《大中亚与新丝绸之路》,其中有两句话足可代表当时我对新丝绸之路的认识:

中国在海运路线上,尤其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峡地区需要与海洋强国周旋,确保自由航行的权利。在“大中亚”陆地,中国也需要与相关国家共赢合作,让“新丝绸之路”稳定安宁。

这篇文字发表于“丝绸之路新经济带”这个概念在哈萨克斯坦公布的前三天,“一带一路”这个词还没有在媒体上出现。

丝绸之路的未来

“一带一路” 我个人对近来大家热烈讨论的“一带一路”有这样的体会:它也可以叫作“一带一路”协奏曲。

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丝绸之路的历史:元代以前的陆上丝绸之路比海上丝绸之路更重要;元朝是海上、陆上丝绸之路并重的时代;明代中叶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式微,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今天,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又将恢复同等重要地位。用当代人的语言说,“一带一路”协奏曲应该是蒙元时期开始的全球化的2.0版。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时代,地理环境、物资供应、基础设施、人的素质、内部凝聚力和战略思想永远都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带一路”战略如何实施,或是说“一带一路”协奏曲的演出,是否成功,当然也将取决于这几个因素。

海权与陆权 直到美国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叶,亚欧大陆是人类文明最为昌盛的区域,而印度洋则是全球贸易最为重要的海域。

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海军军官马汉(A. Mahan)在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一书里提出:拥有海军优势的国家将会影响全世界历史的进程。这个“海权论”至今仍是美国海军的基本信条。

二十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 Mackinder)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提出他的“心脏地区论”(Heartland Theory):谁能控制东欧平原,就能控制“世界岛” (指亚欧大陆和非洲)的“心脏地区”,从而就能控制“世界岛”。

近两年来北约国家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对抗,几乎就是一百年前“心脏地区”论的现代实践。而美国最近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海军力量调到太平洋舰队,表现了美国战略决策者对于“海权论”的信服。以上两个在欧洲大陆和亚洲海上的部署都当然都与“新丝绸之路”的发展有关。

印度的位置 无论在历史上或是当前,不论对在海上的还是对陆上的丝绸之路而言,印度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西北部毗邻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国家和中国新疆,与绿洲丝绸之路关系紧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说得很清楚);它的北部贴近中国的西藏、四川、云南,是几条南方丝绸之路的终点(张骞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它的西海岸面对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很便于与阿拉伯半岛南部、海湾地区以及非洲东部交通(公元前3世纪发现的季候风足以证明这一点);它的东海岸临近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它的南部可以掌控整个印度洋上的海空交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和不可或缺的中继站。

今天的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等国都曾经长时期受到印度文化的辐射,印度文化在它们各自的文化传统中留下了印记,即使是今日它们也都无法忽视印度的影响力。

能源供应 从世界能源需求的角度看,中国、印度将会是二十一世纪能源需求的主要国家。据权威能源专家估计,未来二十年里,这两国的新增发电量将会占全球增长的百分之六十;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也都将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需要更多的能源。但所有这些亚洲国家的节能手段和替代能源的开发都落后于欧洲和美国,所以对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将会增加而不是减低,因此印度洋贸易必然会增加。到二〇二五年,中国将会超过欧盟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地区,因此能源安全是中国必须考虑的战略要素。

“美国和平” (Pax Americana) 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Augustus)时代达到盛世,统治着欧洲西部、北非和西亚的大片领土,派军队驻扎各地, 并且实行罗马法律,使这片广大地区持续二百年没有战争,被历史学家称为“Pax Romana”(罗马和平)。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人统治亚欧大陆的大片面积,许多历史学家也以拉丁文“Pax Mongolica”(蒙古和平)来形容蒙元帝国的统治。很自然地,当代不少人都把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称为“Pax Americana”(美国和平)。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的GDP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而欧洲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开始复兴,所以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大西洋上的贸易远超印度洋上的贸易。二十世纪末期,亚洲各国先后快速发展;一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 Toynbee)所预言,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亚洲迅速发展的世纪,印度洋将会再度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贸海域。美国和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会递减。

到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估计全球各国GDP总量的前六名应该是:中国、美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印尼,其中四个半国家在亚洲,印度洋上的贸易一定会再度兴旺起来;由于中、日、韩等国的出口和进口的一大部分需要经过南海,届时南海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海上商道。这是中国不可能忽略的基本现实。

然而,即使中国GDP总量居世界第一位,美国、日本及不少欧洲国家的人均GDP仍将远超中国,它们的国民素质、组织效率、社会动员能力和对外软实力不会骤然下降。中国政府自己估计,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时将会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可谓恰如其分。

美国确实得天独厚。它东西两岸都是大洋,南边是较它弱得多的墨西哥,北边是兄弟之邦加拿大,所以国土十分之安全。它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领先全世界一百多年而未见消退,这是它的最大强项。

但是,更长远一点看,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在过去两三百年的大幅落后是历史的异常。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的GDP合占全世界百分之五十以上。如果没有意外,中国和印度恢复大国和强国的地位是可以预期的。这才是历史的常态,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或是印度能够取代美国,或者会迅速超过欧洲和日本的发展水平。

中国既没有做全球霸主的意图,也没有这样做的条件。中国有十四个陆上邻国,其中四个拥有核武器;有九个海上邻国,包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日本和几个东南亚国家。

很明显,只有和平的环境才能使中国发展和进步,任何要取代或是取消“美国和平”的意念都是妄想,并且会严重地自我伤害。反过来,任何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军事行动都是缺乏远见的,也是低估了中国的厚实和韧性的。

共有共享 总体说来,欧亚大陆和东非的任何地方都是“一带一路”协奏曲可以演奏的地方。这不只是张骞、班超、安世高、法显、鸠摩罗什、玄奘、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或其他任何人走过的路,而应该是今后彼此都想走的路,共有共享的路。

近来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的“一带一路”是符合中国本身条件,反映和平共处、互利互惠思想的战略。它也符合现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有利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有助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

文化与经济 纵观人类历史,凡是有商业接触的时候,必然有文化的交流;有了文化的交流,很难没有商业的接触。



分类: 中文 深度阅读
关键词:

img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68号小雁塔历史文化公园
邮件:secretariat#iicc.org.cn
电话:(+86)029-85246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