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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文研论坛100】胡语写本与文明传承
文研论坛100
2019年11月5日至6日,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胡语写本与文明传承”。来自荷兰莱顿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所的数十位学者围绕开放语文学、粟特文碑刻文本、楼兰语假说、于阗语与希腊语关联性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一、讲座专场
该次论坛共分为三场举行。第一场“讲座专场”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邦维教授主持,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院教授司空竺(Jonathan Silk)、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语言学系所教授吉田豊主讲。首先,王邦维教授对该次论坛的主题和缘起进行了介绍,并对两位主讲人的论题进行了说明。
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院教授司空竺(Jonathan Silk)
司空竺教授首先就“原文本缺席的校勘:佛经,犹太传统文本批评,以及数字化人文项目——‘开放语文学’”这一主题展开了讲述。他指出当前留存下来的民间故事、犹太文学和佛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缺少一个原始文本(Ur-text),缺少最为原始的文献以使我们理解这类文本的最初性质。而对包括佛教经典在内的文本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理解文本,既要理解文本作者的意图,也应当理解不同读者对作者的意图的解释。在缺少原始文本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后建的不同版本就成为了研究者需要重视的问题。
司空竺教授认为,人们阅读任何东西时,都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数量的编辑,例如当抄写一些被认为是错误的表达之时,编辑者自然会代之以自认为正确的表达。在这种必然存在的谬误之下,有必要建立一种文本之间的关系网。例如印度文本研究的资料来源包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发现的梵文手稿,它们通常有多个中文译本,以及藏文译本,有时还有一些其他语言材料。每一个汉藏译本都面临着各自的文本历史问题,有些翻译可能是“词干污染”的结果,这使得追踪文本的谱系相当困难。
以藏文字母书写的梵文《回诤论》(中段)
在此基础上司空竺教授提出了文本的“多观形式、宏观形式和微观形式”的划分,将不同材料视为统一整体的一部分,以用于说明一个正在进行的文本创作的世界。以Kāśyapaparivart为例,司空竺教授展示了其中原始的词组、共同的公式、共同的叙述,以及不同文本之间的微观差异,用可视化的方法展示了文本的层次划分。Kāśyapaparivart存在梵文文本、两个藏文译本、五个完整的中文译本、一篇现存的藏文和中文评论以及大量的引文。其中有时不同版本之间的措辞并不完全相同,有些版本存在较大差异,有些材料则只出自一个来源。通过归纳能够构建出文本流动的关系网。
然而,由于宗教经典数量庞大,很难为每一份文本手工建立一种文本关系网,因此司空竺教授正在努力促成建立“开放语文学”电子项目,通过该项目可以对应各种语言,不必面对自动翻译算法在确定英语句子与汉语句子的等价性时所面临的问题。为此需要校准藏文和中文的源代码,开发新的算法,考虑语言流动的细节并扩展语料库,最终使整个汉语和藏语佛教规范语料库保持一致。目前该项目的源代码在网上已经免费提供,并通过网站:openphilology. eu发布。该项目的目标是允许用户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参数访问文本,用户可以检索文本的不同语言和时代的版本,而使用该系统的人并不需要软件方面的专门知识。
最后,司空竺教授指出,“开放语文学”项目始于这样一种信念:应该通过创造一个环境,在该环境中尽我们所能让所有人都可以访问和使用过去的文献。在这个环境中,文本的流动性以一种每个用户都可以控制的方式留存。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语言学系所教授吉田豊
第二场讲座,关于“九姓回鹘可汗碑粟特语铭文新解”是吉田豊教授多年来潜心研究的最新成果。吉田豊教授指出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强烈影响的地区,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粟特语石刻或石碑——这是由于刻制石碑的传统在中国早已出现。而在这些粟特语铭文中,九姓回鹘可汗碑铭文在语言和承载的历史信息上都独树一帜,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吉田豊教授首先对九姓回鹘可汗碑进行了介绍。该碑刻铭文有三种语言,即古突厥语、粟特语和汉语。古突厥语的刻字已经严重损坏,只有一些小片段幸存下来,但其他两个文字版本至今留存。研究表明,这一碑文是9世纪时期为了纪念第八代畏兀儿可汗及其前人的军事成就,以及他们对摩尼教的接受和支持。该文献无疑可以作为畏兀儿草原帝国(Uighur Steppe Empire)历史和中国及中亚摩尼教研究的重要来源之一。九姓回鹘可汗碑发现于蒙古共和国鄂尔浑河左岸,距离现代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约380公里,该地是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上半叶畏兀儿草原帝国首都的遗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和日本的几支探险队访问了遗址,发掘了大约30块刻有铭文的碎片。
“九姓回鹘可汗碑”被发现时已经碎成20多块,表面文字受损严重。专家们通过长时间的修复,终于发现碑文用三种文字铭刻而成,包括:粟特文、汉文、突厥文。
吉田豊教授随后介绍了粟特铭文碎片所处的位置,以及粟特文本的语言和手迹。摩尼教和基督教的粟特语文献大多是在10世纪写成的,因此只有研究该铭文,才能清楚地了解9世纪初的粟特语和文字。该碑文中所见的粟特文是精心书写的草书,且有许多异于其他文本的写作特征。而从该铭文中能够看出其对10世纪后期畏兀儿语的显著影响。吉田豊教授分别展示了铭文中每一行的文字,并对其进行了解读,对其最新的解读能够解决过去存在的诸种争议,并更加符合上下文的意义和字母的痕迹。
吉田豊教授随后讲述了三种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其中突厥语版本和粟特文本是相互依存的,而汉语版本则遵循自己悠久的碑铭书写传统,独立于其他两个版本。这一事实很可能表明,在畏兀儿草原帝国的宫廷中,有粟特人和中原人两个文人群体。吉田豊教授着重强调了不同文本中“天可汗”(Tian Kehan、Tängri Qaghan)的记述及其不同含义,认为辨别出文中记述的“天可汗”究竟是畏兀儿草原帝国的第七可汗还是第八可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吉田豊教授根据文字表述和功绩记载更倾向于认为“天可汗”是指第七可汗。
最后,吉田豊教授综述了自己即将出版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粟特语铭文”研究成果。该成果一方面对原有的文本研究进行了修订,另一方面在“天可汗”的身份问题、摩尼教传入畏兀儿草原帝国问题、阿拔斯帝国和畏兀儿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二、楼兰论坛
5日下午,议程进入论坛第二场,主题为“楼兰论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胡兴军作主题报告,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作主持。荷兰莱顿大学学者贝明(Michaël Peyrot)、尼尔斯·舒本(Niels Schouben),德国慕尼黑大学学者斯特凡·鲍姆斯(Stefan Baums)以及日本京都大学准教授荻原裕敏、庆昭蓉五位学者作专题讨论。
论坛伊始,胡兴军老师作了题为“孔雀河流域考古发现——楼兰母亲河的记忆”的报告。首先,他简要介绍了楼兰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以及考古调查的历史。楼兰一词始见于汉文文献《史记·匈奴列传》所载的,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刘恒的信。在中国古代历史及中亚文明史上,楼兰既是一个政治名词,即西域三十六国之中的楼兰国;也是一个地理概念,位于如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洼地附近。地处温带大陆性气候区,楼兰干旱少雨,盛行东北季风,典型地貌为沙漠和根据风向形成的东北—西南走向的雅丹地貌。楼兰地区的考古发现开始于19世纪末期,一些外国探险家在此进行探险活动,其中较有名的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楼兰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始于1949年,七十年来取得了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近年来,于2008年发现了小河西北古城,2017年发现了咸水泉古城。同时,胡兴军老师领导的团队也在孔雀河烽燧群采集了大量文书,目前还在进行发掘工作。
2003年,考古学家在新疆罗布泊的小河遗址挖掘出一具女性干尸——“小河公主”。(目前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展陈)
接下来,胡兴军老师以孔雀河流域为中心,结合实地考古发掘经历,分别对小河墓地、咸水泉古城遗址、营盘墓地、孔雀河烽燧群遗址的发掘情况和考古遗存进行了详细介绍。在介绍小河墓地概况和木棺形制时,胡兴军老师从地面上所立木柱和木棺形态,如男根立木和女根立木,向大家揭示了小河墓地所蕴含的浓郁的生殖崇拜观念。同时,小河墓地由于独特的气候环境,保存了大量的有机质文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在 2003年发掘出的一具女性干尸,别名“小河公主”,目前正在北京大学塞克勒博物馆展览。通过对小河古墓沟遗址的墓地和随葬物品的分析,胡兴军老师也指出随葬品具有选择性,很多生活中的实用品如陶器和大型青铜工具等并不作为冥器随葬。
关于2017年新发现的咸水泉古城,胡兴军老师通过系统考察古城的地理位置、本体形制、构筑方式以及地表遗物、周围墓葬分布情况,推测咸水泉古城应为公元77年前楼兰国都城楼兰城,而斯文·赫定所发现的楼兰古城(LA古城),当是楼兰国更名为鄯善国后迁都所建的扜泥城。此外,胡兴军老师还为大家介绍了营盘墓地的形制情况,与2016年底在孔雀河烽燧群遗址发掘的大量唐朝时期的木简和纸质文书。这批木简和纸质文书内容丰富,对深入认识唐朝在西域地区的军政管理具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楼兰古城遗址
论坛随后进入专题讨论环节,来自莱顿大学的贝明先生首先围绕德国已故吐火罗语专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T. Schmidt)关于楼兰语的假说进行了发言。施密特通过研究在楼兰出土的部分佉卢语文本,提出了存在丙种吐火罗语即楼兰语的假说。对此,贝明等学者于今年的9月15-16日在莱顿大学组织了工作坊,以深入讨论施密特假说的合理性。通过对于施密特所采用的原始文本和翻译本进行的细致分析,学者们认为施密特假说中所讨论的文本和吐火罗语没有明显的关系,且施密特对几个关键词的读法存在着问题。之后的几位学者也基于他们在莱顿大学工作坊的研究讨论进行了发言,为大家带来了该领域内的前沿学术成果。
佉卢语木牍与吐蕃文木简
来自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印欧语系专家斯特凡·鲍姆斯先生就双字体的<无罪赞>残片展示了自己的研究发现。而庆昭蓉女士以“所谓’龟兹-佉卢文’的各种变体”为主题发言,针对施密特命名的10号文本和其对关键词的理解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她认为施密特讨论的这条题记实际是印度语,并且看起来与楼兰没有关系。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荻原裕敏先生围绕庆昭蓉女士讨论的内容,进一步为大家介绍了克孜尔第211窟吐火罗语B韵文题记。最后,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尼尔斯·舒本就“施密特的楼兰语假说:通向新阐释的工作进展”对莱顿大学工作坊的讨论结果进行了总结和展望。通过工作坊的讨论,学者们认为施密特的楼兰语假说是不令人信服的,他的解读还需要进一步的修订;但同时,施密特的假说也具有着纪念性,引导了通向新阐释的工作开展,学者们在未来还将就这一方向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三、于阗语论坛
6日上午,“于阗语论坛”举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学术院院士辛威廉(Sims-Williams),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张湛,南方科技大学助理教授钱艾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向筱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袁勇作主题报告。论坛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持
论坛伊始,辛威廉院士带来第一场报告,题为“早期于阗语的u,-u和-ū”。辛威廉运用大量的文本例句,分析了于阗语中元音u的用法和含义。元音u在三种不同情况下语义各有区别,首先可以作连接词,意同“和(and)”,-u其它元音结合在一起组成词缀时也具有此含义。其次,在第二人称复数的语境下,-ū可以用作句子成分中的属格-语格、宾格、工具性夺格(离格),通常指向对话的接收者;辛威廉结合现有于阗语文本中的例句,对第二人称单复数情况下-ū的用法进行了辨析,并与古伊朗语进行了对比。第三种情况是用作表示强调的助词,含义同英文中的“so”等。其后,辛威廉比较了于阗语中部分单词含有-u后缀与不含-u后缀的意义区别,并与粟特语(sogdian)和大夏语(bactrian)进行了横向对比。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学术院院士辛威廉(Sims-Williams)
独立学者张湛博士带来第二场报告,题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于阗语世俗文书概览”。张湛向与会学者展示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部分于阗语手稿,详细介绍了馆内现存手稿的情况。于阗语手稿按照语言、时间等特点分为五组进行馆藏,张湛重点介绍了其中的三份世俗文书,对文书内容进行了解读,并探讨了不同文书之间可能存在的内部联系。在对现存馆藏进行概述后,张湛还提出,于阗语的电子数据资源仍然有着很大的空缺,把现有的文稿存入统一的数据库中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有意向开始建立一个于阗语数据库。这一提议得到了其他与会学者的热烈响应。
于阗文文书
接着,南方科技大学助理教授钱艾琳作题为“于阗的黑貂皮——公元790年的一件阿拉伯语文书(国图藏)”的报告。钱艾琳对一则阿拉伯语语手稿中的五行文书进行了解读,指出文书手稿的右半部分有一定程度的缺失,并围绕其中出现的黑貂皮意象展开了介绍。钱艾琳指出,早在公元775-785年左右的两则文书中,黑貂皮就已经有迹可循,在一些文书中还提及中国产的黑貂皮质量上乘,但具体史实已经难以考证。钱艾琳结合荣新江教授《记唐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中对于杨良瑶的聘使大食的论述,分析了于阗与黑貂皮有关的贸易事实。但是,由于该阿拉伯语手稿中仍有多处细节有待澄清,于阗的黑貂皮及其相关贸易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究。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在接下来的报告中介绍了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一件于阗语文书。通过对文书的梳理,范晶晶指出文书前两行介绍了接收该命令的对象,但文书中仍然存在一些尚不明确含义的于阗语词汇。范晶晶以其中的具体单词为例,结合文本上下文和其他文献进行考察,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段晴教授对该文书的内容进行了补充,指出其大意实际上反映了该时期于阗政权交替的有关内容。其他与会学者就文本内容的细节和可能的词汇解释进行了讨论和溯源。
其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向筱路作了题为“于阗国名对音补论”的报告。向筱路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引入,指出玄奘用唐代的语言记述了于阗语正式名称的由来和其他民族对于阗语的称呼,从而在语音层面对现有的于阗语研究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向筱路从不同方面对于阗国名的翻译进行了考证,指出于阗作为“yutian”的翻译可能与匈奴的语言、玄奘记述的涣那(huanna)等均有关联,现在学界对于阗国名的翻译在语音学层面上仍然有待澄清。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袁勇介绍了来自古代于阗的一叶梵语佛经,是最新发现的《诸法最上王经》的唯一梵语片段。他探讨了这一文本的内容、来源和可能的背景,并结合《历代三宝纪》进行了文本分析。
论坛最后,段晴教授作发言报告,题为“于阗语中的希腊词”。段晴教授认为,应在更加广泛的语境背景下进行于阗语词的研究,在考古文物已经证明有希腊文化存在的前提下,于阗语汇中必然应有希腊语词的存在。她以Medusa等词和一些于阗织物上出现的希腊神像为例,探讨了于阗语词汇中的希腊语词。其后,段晴教授和其他与会学者就一些于阗语和希腊语的合成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论坛为相关领域学者提供了跨学科的国际交流平台。文研院将继续发挥平台优势,围绕“文明:中华与世界”这一核心议题继续联动相关机构,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将上述议题推展到新的面向。
责任编辑:王东宇、崔璨
文章已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