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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的前世今生：龙盘现世
目前，“黄河文明的标识——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正在山西博物院展出，详情可阅读：解读文化基因｜黄河文明标识展 陶寺·石峁考古揭示了什么
古今数千年，龙与龙的精神已经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与最强符号。龙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人常常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古之先祖，常有“天人感应”的观念。炎帝母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尧帝母感赤龙，十四个月生尧。这可能是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在观念上的根源。在山西省襄汾县著名的陶寺遗址就出土4件距今四千多年带有龙形图案的陶器，我们叫它“龙盘”。
一、龙盘发现
1978年4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临汾行署文化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陶寺遗址正式考古发掘。到1980年春夏季发掘快结束时，在陶寺大墓M3016墓室平面的清理中，一个圆盘形的陶器初露，模模糊糊看到有一些图案。因这个墓葬属于大型墓，面积较大，进一步发掘比较耗时间，据考古队高天麟与高炜先生回忆，当时又把这个陶盘放回了原处，撤了工地，留待下半年发掘。
在下半年的发掘中，考古队才知道此盘不是一个我们通常所见的那种简单盘子，竟然是一个彩绘有龙形图案的陶盘，这就成为陶寺发现的第一个龙盘，感觉好像它和我们打了声招呼，隐了回去，又让我们等了几个月才见真容。好东西岂是那么容易见的！之后在大型墓M3072、M3073和M2001中又分别出土3件龙盘。
考古人，“窗灯崇山里，手铲汾水东”，陶寺龙盘，见知于世！
陶寺M3016出土龙盘
M3016之龙盘
二、陶寺龙的特点
陶寺4件龙盘大小基本相同，盘口一般直径35-40厘米，盘底直径12-15厘米，高在7-12厘米之间。其中最先出土的龙盘编号M3016:9，保存较好，纹饰图案也比较清晰，盘口直径36.6厘米、底径15厘米、腹部深6.2厘米、盘体整体高6.8厘米。编号是M3072:6的龙盘保存最好，图案最清晰，盘口直径40.7厘米、底径15厘米、腹部深7.8厘米、盘体整体高9厘米。
M3072出土龙盘
M3073出土龙盘
M3016出土龙盘
M2001出土龙盘
仔细观察陶寺龙盘上的龙形象会发现以下特点：第一，均是蟠龙，盘曲如蛇；第二，身体上见有鳞状斑纹，似鳄；第三，有的头部两侧方形似耳，或是简化形态的双耳。蛇无耳，三角形头，又非蛇；第四，长颌，有的是锯齿状牙齿，有的无牙齿，这与蛇有牙和常见两颗毒牙明显不同；第五，均口衔枝状物，十分罕见。其实，这些龙形象最大的特点是多种“灵兽”的组合体，且这个组合形象现实中并不存的，这正是“龙”的最大特点。陶寺龙是真正意义上的“龙”的雏形，是与夏、商、周及后世龙最有直接渊源关系的龙形象。
此外，进一步考察陶寺4件龙盘的“龙形象”，我们会发现它们是有着相对的前后形态变化的。经过考古学早、晚序列的排队，我们确定出土龙盘的四座大型墓葬分别属于陶寺文化早期的三组至五组，也就是说其埋葬年代是有先后不同的，分别是M3072→M3073→M2001→M3016，M3072最先入葬,M3016相对较晚些。我们再观察四个龙盘形制，虽然器形比较接近，但其口沿装饰有明显差别，M3072与M3073龙盘口沿无装饰，M2001与M3016有黑、白、红条纹形成的彩色装饰。更为明显的是，龙的头部也存在两个不同阶段不同的细部形态差别，M3072与M3073的龙口中有明显两排牙齿，而M2001与M3016的龙口中无牙，并出现了宽阔的前额且微凸，即上颚凸鼓，这是后世龙常见的形象特征。陶寺四个龙形象存在前后两个相对早、晚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偏晚些的比偏早的龙更加接近后世龙的形象。
三、龙盘诠释了什么？
龙盘出土于陶寺遗址早期墓地，这片墓地规模宏大，约有4万平方米，考古队发掘了其中的1309座墓葬。但如此多的墓葬中出龙盘的只有前述的4座墓葬，换言之龙盘属于极少数人。同时，出土龙盘的4座墓葬又非普通墓葬，均是大型墓，这类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地位显赫，应该大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阶层，或言“王者”，这样龙盘就成为等级差别与身份地位的象征物。
此外，我们注意到，龙盘在墓室中摆放于墓主人右侧偏上部，是固定的，而且数量也是固定的，仅1件，这和此类大型墓中出土的鼍鼓、石磬、厨刀、大口罐等等位置固定、数量组合相对固定的情况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器物明显的是用于某种仪式与场合，显然是我们常说的“礼器”，而这种固定的或者规制化的现象却透露出一种制度的东西即礼制出现。而礼制正是中华文明的特质与重要内容。因此，龙盘是中国早期礼制文明的代表器物之一，而龙已经成为此时最高权力的象征，或许也是当时的图腾和这个国家的标识，似也可以称之为“国徽”。四、其他地方发现的早期龙形器
并不是只有陶寺遗址发现龙形器物，我国其他地方也有发现龙形遗存，陶寺龙也不是今天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龙形象。
1994年，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一个石头堆成的龙的形象，用红褐色大小均等的砾岩石块堆塑而成，全长19.7米，宽1.8～2米，其造型发掘者认为酷似一条巨大的龙，距今近约8000年。我们称之为“龙形石堆”，对这个“龙形石堆”是有不同看法的，它是处于一群房子中间，所以朱乃诚先生直接推测为一种“石铺的道路”，或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一条特殊道路的遗存。现经考古发现的这条特殊的道路，可能已不是当初完整的情况，所以容易使人从某种动物等形象的角度去分析，而不是真正龙的形象。
查海“龙形石堆”
查海“龙形石堆”处于房址群中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用蚌壳塑成的图案中有龙的形象，一般称之为 “蚌塑龙”。该遗址属于仰韶文化距今约6400多年的第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了3组蚌壳图案，3组中均有一处龙的形象。第一组蚌壳图案主要是龙与虎组合；第2组蚌壳图案是龙、虎、鸟、鹿、蜘蛛等；第三组是人骑龙、虎，其它蚌壳散乱难辨。可见，龙虎是其基本组合。龙虎图案主流看法有两点：一是象征着图腾崇拜，二是揭示了天文历象，二象与北斗。关于西水坡的这一龙形蚌塑图案，需要注意的是“龙”形象比较写实，头、颈、背、分趾、长尾等十分明显，与之组合的其它动物也均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因此，较多的学者就认为其可能是 “鳄鱼”的形象，或者主源于鳄鱼，先民也多称为“鳄龙”或“鼍龙”。而实际上，在西水坡仰韶文化时期甚至龙山文化遗存中也确实发现了多个鳄鱼遗骸。
西水坡“蚌塑龙”
还有一些玉质的龙，比如1998年在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M16出土了1件玉质的“龙”。整个器形为扁环形，首尾相连。其吻部突出，头顶雕刻双角，阴线刻出嘴、鼻与橄榄形眼。身体卷曲成环，背部阴线刻出17条放射状的斜线，似龙身鳞片。靠近尾部对钻一圆孔，可见，应是用于佩戴的坠饰。发掘者认为玉龙距今5500年~5300年，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玉龙，是当时人们心中崇拜的神灵，遗址所在的巢湖地区也是中国龙文化的发祥地。
凌家滩“玉龙”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朱乃诚先生认为观察它的正面，很像“虎”的形象，所以称之为“玉虎”。对于其细节辨识不同，导致了认识的差异，主要集中于两点，朱先生认为头上的不是双角，而是双耳；背上的放射状斜线表现的是身上的鬃毛，而非鳞片。加之，在遗址85M1、87M15、87M8出土4件明显是虎首的玉璜，因此，虎的形象是其所常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凌家滩墓葬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重要的大墓出土陶器非常少，玉器却非常多，而中等墓葬出土的陶器相对多一些。可以肯定的是，出土所谓“玉龙”的墓M16出土的陶器比玉器多，虽然也是重要的墓葬，地位却并不是遗址中最高等级，这一点明显不同于陶寺的龙盘只出在最高级别的大墓中。
分布于西辽河流域的著名的“红山文化”，也发现了大量的龙形器，比如“玉猪龙”。这个所谓的“猪龙”形象，是源于该玉器展现的面部和弯曲的身体特征。首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野“猪”，而弯曲的身体使人想到中国神话中“龙”的躯体。组合而成“猪龙”的名称。红山文化玉猪龙数量至少在30件以上，以传出地点和收藏品为主，科学发掘品较少。从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积石冢M4和第十六地点积石冢M14出土玉猪龙判断，其年代在距今5300~5000年。
红山文化“玉猪龙”
郭大顺先生把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类明显是猪首的龙，因其器形像玉玦，称为“玦形龙”，还有一类，体形瘦细成“C”形，长吻，无耳，额后带有较长鬃毛。关于这类“C形龙”一般认为属于红山文化最晚期遗物，也有学者说它年代比较晚，不是红山文化的玉龙，均非发掘品，是收藏品，属于公元前2000以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在年代上晚于陶寺龙盘的时代。关于其兽首也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其原形是猪，还有熊、鹿、蛴螬（金龟子幼虫）等不同动物。就形态而言，红山文化C形龙更像蜷体的龙形象。
以上是早于陶寺龙的各类龙形象遗物，或者争议较大，或者直接是某一种动物为主的形态，如鳄鱼、猪、熊、虎、鹿形。严谨而言，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龙”！
早期中国比陶寺文化年代晚的遗址也发现有龙形器，比如河南偃师二里头用绿松石塑造成的龙形。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些器物也有龙的图案，比如铜盘，盘内有一个明显的龙的形象，龙的四周环绕有虎、鸟、鱼形图案。此外，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村遗址发现一件商代晚期饮酒器的青铜觥，上有明显的龙形纹饰，龙首昂翘，瞪目张角，栩栩如生。但同时在器物两侧还装饰有十分明显的鳄鱼纹。也就是说在商代人们观念中龙是龙，鳄鱼是鳄鱼，两者不一样。
殷墟妇好墓青铜盘龙纹
桃花者村青铜觥
桃花者村青铜觥纹饰（拓片）
此后，历代不断的把龙具体化、丰富化，添加很多因素，逐渐就形成今天我们见到的繁缛华丽的龙。
五、龙的内涵
《说文解字》：“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龙，具神力，有神性。这与前文我们说龙多源于能通神的灵兽或动物密切相关，且龙是多种通神动物的集合或组合体，也是不同族群不断融合的反映。
需要强调的是，龙的出现、发展与演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经历不同历史阶段与朝代更替，不断丰富完善，逐渐就形成今天我们见到的龙形象，并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然而，无论如何发展变化，其最初的精神内涵与所具品性却一以贯之，初心至今。
第一，龙性。
水性。多发现在水器上，如陶盘、铜盘、铜觥等等，与水、云、雨相关。或因是水生物，而神化成为主管雨水的神祇。《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言及“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故以龙致雨，以形逐影。”更早的商代甲骨文中也有明确刻辞，《合集》13002: 乙未卜，龙亡其雨。《合集》29990: 其作龙于凡田，有雨？诸如此类种种。因此龙与风调雨顺关联，意味着“丰产丰收”！
明代刘基有诗云“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就是龙布云行雨最好的景色写照。第二，龙德。
水性这一特点延伸出的“丰产丰收”，表现的正是“泽被四方，心系万众”。《易·乾》：“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疏：“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说的就是龙德高尚。马王堆帛书《二三子》开篇即言：“二三子问曰：《易》屡称于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之后多次提到“龙大矣”，可见，“大人广德，包容万千”是龙德的本质特征。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美德。
陶寺蟠龙，是与夏商周及后世之龙最有直接渊源关系的龙形象。而陶寺又是最初的“中国”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陶寺龙就是“中国龙”。
编辑：杨亚鹏
审核：冯朝晖
复审：崔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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