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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载匆匆 一瞥陶寺四千年——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侧记

摘要:   9月14日下午至16日,“早期都邑文明的发展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进入学术研讨与交流环节。两天半的研讨会上,共有32名专家围绕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这两大主题发表讲演,学者间相互交流分享、探讨切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会议现场与会嘉宾合影  发掘四十载 回望四千年  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究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话题之一。学者们各抒己见,从文化谱系 ...

  9月14日下午至16日,“早期都邑文明的发展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进入学术研讨与交流环节。两天半的研讨会上,共有32名专家围绕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这两大主题发表讲演,学者间相互交流分享、探讨切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会议现场

与会嘉宾合影

  发掘四十载 回望四千年

  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究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话题之一。学者们各抒己见,从文化谱系、手工业、生业、玉器、历史话语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表示,《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的出版,对于陶寺文化谱系深入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学者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与更广的格局来分析陶寺文化,特别注意陶寺文化与石峁集团、老虎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的关系;注意陶寺文化的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内在关联。今后,陶寺文化谱系研究,还将在陶寺文化内部分期与聚落形态变化的细化、陶寺文化来源、陶寺文化去向这三个方面,继续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副研究员在谈及陶寺文化的四个特质时谈到了王权国家、礼器、礼制建筑、规制化迹象下的礼乐文明、囊括东南西北文化因素的海纳百川、有别于其他宗教色彩浓厚的文化且观象授时的务实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从文献典籍、历史事件与考古发现之间的互相映证,来探讨陶寺遗址与陶唐氏之间的对应关系。

学者发言 

 

学者发言  

  工艺研究 纵横比较——陶寺玉器

  多位来自台湾和香港地区学者都对陶寺遗址出土玉器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研究员从华西先民“天体崇拜”和华东先民“物精崇拜”的大视角入手,华东式神祖面纹从海岱地区逐渐向西传播并简化,暗示可能有特定信仰的人群逐步向西迁移,而陶寺文化出土的玉器常带有被切割改制痕迹,以及散件拼凑现象,如神面纹玉饰被一剖为二、多璜联璧每片大小不一等,说明晋陕高原上的华西先民不解华东的信仰。台湾南华大学江美英教授对78-85年发掘中,24座墓葬每墓出土的组合头饰进行对比分析,她认为陶寺玉器的器形和工艺特点呈现出多元因素,就组合头饰中的玉件来看,判断为红山文化传承而来,继续运用并在功能上作出转变。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从玉器雕琢工艺的角度分析,陶寺遗址出土玉琮、璧、联璧、钺、箍形器及玉兽面,其中包括正圆孔、圆角方形孔、“8”字形孔和不规则开孔等,并简要介绍了东亚史前轮轴旋转机械。台湾台南艺术大学黄翠梅教授以陶寺遗址78-85年间出土的头饰、臂饰、腕饰为例,梳理了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等级墓葬中饰品组合的具体差异。

  从华西、华东系玉器传统大视角,到组合头饰的文化因素与社会等级标志,再到玉器钻孔技术,可以说学者对玉器的关注大大助推了以往十分薄弱的陶寺文化玉器研究。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学者深入陶寺文化玉器在华西系玉器中的地位、陶寺文化玉器功能转换、制作工艺等方面的探索,促使陶寺玉器研究迈步新台阶。

学者发言 

学者发言  

  科技助力考古 拓展陶寺视野——陶寺科技考古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树芝研究员和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小娟副教授分别运用科技考古手段,从人与环境的关系、手工业生产的角度,试图复原陶寺人的生活环境和生计形态,为我们进一步打开陶寺考古研究的新视野。

  王树芝研究员围绕陶寺文化中、晚期遗址先民对木材的利用进行探讨。对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其分属于25个木本树种。在陶寺文化中期,先民利用最多的是侧柏,而在晚期则是栎木。墓中的柏木则说明先民可能因为特殊目的而去远处伐木,以此彰显地位。此外还可能采集稠李和枣作为食物。王小娟副教授对泥质陶黏土常量、微痕量元素进行分析以及夹砂陶羼合料进行岩相分析后认为陶寺文化陶土种类以黏土为主,少量黏土含钙量高。高铝类黏土主要出现在晚期,一般为特殊器类所用。早期制陶黏土与中、晚期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Gd的含量上。从羼合料来看,灰颗粒羼合料逐渐减少,白颗粒羼合料逐渐增加且由粗变细呈标准化倾向。她指出,龙山时期陶寺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在鬶类器制作技术方面属于观念层面的仿制,而非实物交换。

  “很遗憾科技考古研讨环节并未涉及到有关陶寺遗址古DNA和锶同位素研究的相关论文。”何努期盼未来能将古人类DNA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纳入到陶寺研究当中,从而进一步科学地探索早期王族墓地内部的亲缘关系、中晚期人群构成以及人群之间的迁徙关系等。

学者发言 

  剪不断 理还乱—与陶寺遗址相关的其他遗址研究

  言陶寺必提石峁,“横空出世”的石峁与“海纳百川”的陶寺,两者成为黄河中上游地区两辆并驾齐驱的马车。石峁作为“农牧交错带”异军突起的中心,陶寺作为中原崛起的中心,对于其二者关系的探索仍困扰着许多学者,甚至进入剪不断、理还乱的阶段。可以说陶寺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与石峁集团直接而深刻的互动。

学者发言 

学者发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副研究员从肥足鬲、陶鼓、口弦琴、铃、铜环、壁画、建筑用瓦以及埋葬传统和用玉习俗等方面将陶寺与石峁二者进行对比分析。陶寺早期阶段应为独立发展的,可能存在远程交流或贸易。陶寺中期,倾向于以肥足鬲为代表的空三足器是在石峁遗存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出现的。陶寺晚期,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有着一定关联。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占奎研究员带来《石峁遗址二题》发言,他认为石峁遗址多见石材建筑的“石气”是因为其文化圈的人群可能是不同于尧舜禹以降的华夏人群,对于族群来源的思考,放胆推测可能是“外人”,其政治实体可能是“西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田建文研究员认为陶寺晚期“陶寺人”北上,是由于夏人在豫西地区崛起,所创造的早于二里头文化又是二里头文化前身的某支文化的“排他性殖民扩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邸楠助理研究员向与会学者介绍了石峁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相信今后随着石峁城址本身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石峁城址定位的逐步明确,陶寺与石峁集团的关系会渐渐明朗起来。”诚如何努先生所言“以往兴县碧村、晋中杏花村等遗址的考古工作,有助于判定石峁集团对晋中的控制及其势力范围南缘。然而,山西浮山、洪洞一带陶寺文化遗址考古工作仍有空白较大,有可能成为探索陶寺与石峁集团关系的一把钥匙,理清思绪,尚任重道远。”

学者发言 

学者发言 

  除了与石峁的互动外,陶寺文化也间接吸收了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文明中心的部分营养。部分论文涉及良渚、石家河、大汶口等文化的相关研究,这对于编织陶寺都城与文明兴衰成长的大背景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将大汶口M10和良渚反山M12两座大墓的葬仪空间进行比较,发现M10中棺内、棺椁之间、椁外均放置有不同类型的器物如钺、玉器、成对分享的饮和食器等,M12随葬品则集中在棺内。从空间仪式角度来看,前者是社会化的而后者是个人化的,表现出两者社会权力观念的不同;而良渚文化前身崧泽文化的葬仪空间却与大汶口文化相似。可以认为良渚文化如反山瑶山在良渚遗址群中大墓的葬仪没有本地传统,是一种创新的方式,或许是一种新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利用无人机拍摄石家河及其周边重要聚落的数字影像生成的数字表面模型以及大范围数字高程模型数据进行空间分析,研究史前先民对自然水系的选择利用和治理,探寻史前聚落与周边自然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

学者发言 

学者发言 

  早期都邑与文明理论探索

  关于早期都邑、国家与文明的探讨,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课题。会议上,来自西北大学的钱耀鹏教授、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教授、日本和歌山大学王妙发名誉教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国硕教授四位学者分别围绕军事贵族化和地缘政治因素、早期国家、都市、早期都邑等概念对陶寺遗址进行理论探索。王妙发教授提出用都市代替城市作为对早期城址的描述,即“非季节性定居人口占居民的绝大多数,并具有两种以上的非季节性机能,其中包括一种中心地机能的人群聚落”,但鉴于发掘数据尚未发表,因而是否推断为都市暂作保留。宫本一夫教授则从克拉森和斯卡尔尼克提出的早期国家的定义入手,认为陶寺文化尚未达到早期国家阶段。张国硕教授认为都邑遗址的主要物化标准包括大型城垣、宫殿宗庙、王陵、高等级手工业作坊等四项,陶寺遗址符合早期都邑标准。学者各执己见,其背后有着学术传统和交流语境的差异,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不同,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判别标准的争论会更加具体和复杂,争论可能还会持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做会议总结

 

参观陶寺遗址

  紧凑的会议日程让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多元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早期都邑和国家文明、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期间,全体学者前往陶寺遗址进行参观,加深了与会专家学者对陶寺都城遗址宫城及宫殿基址直观的感性认识。此外,大会还组织了中日学者“早期都邑遗产保护与利用对谈会”、老中青三代陶寺考古人“忆往昔考古岁月座谈会”、陶寺遗址主题邮票暨陶寺遗址发掘四十周年纪念邮册首发仪式以及尧王像及logo征集意见讨论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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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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