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李岩兄将厚厚的一一摞书稿交给我，是他近年撰写的论文集。在出版之前，他嘱我为之写一篇序。我满口答应下来，却拖到了年底，再拖到现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多有联系，但他始终没有为书序事再提一个字。他越这样，我越坐立不安。其实，延宕到现在也是能找出各种借口的，其中一个比较认真的借口就是对这本400多页的文稿，非得做一番拔树一搜根、犁庭扫穴般的阅读，方不辜负他的信任。我既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把这一大厚本看了两遍。第一遍读了个梗概，第二遍精读，这才下笔。

　　作者李岩兄为其大作起名为《从石峡到珠三角》。其实他所论及的绝非限于两个地区，却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书名?我没有问过他原因，但我知道这是他从事田野考古最多的两个地区，当然对这两地资料的了解也最为透彻。我们共同的老师严文明先生在回忆他年轻时求道的过程时，曾几次说过:“我初学考古，并没有太大抱负，只想弄通仰韶文化的问题。再以此为标尺，打量其他文化。”作者也是在对这两个地区古代文化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再去打量几乎是整个南中国的广大地区的，深得严先生治学之精髓。而他选用这样一个书名，大概是要突出这两个地区的资料和从中得出的认识，是本书所有立论的起点一一这是我猜。

　　我也没有请教过他为什么是从石峡到珠三角，而不是相反?我知道，30多年前作者的学术起步是在珠三角地区，并非石峡所在的粤北。所以，似乎是从珠三角到石峡才更合情理。于是我又猜想，粤北地区处在滨海的珠三角和南中国广裹腹地之间，一直扮演了文化上沟通两边的角色，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以来自北方的文化经此向南传播为主流，也许这是书名如此在文化、历史上的原因。

　　我还知道，石峡遗址从发掘到整理和编写出版报告，几乎贯穿了我们非常敬重的朱非素先生的整个考古人生。而这本倾注朱先生几乎是毕生精力的考古报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我们学习岭南考古时最完整系统的基础资料和研究经典。作者从研究生实习到就职广东省考古所以来的所有学术经历，都是在朱非素先生的关注、指导、点拨、扶持下进行的，乃至他在陈之厄后重振精神，也与朱先生的关怀鼓励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作者在书后特意收录了一篇纪念文章:《多彩的考古人生—缅怀朱非素先生》，以及一份非常用功地代朱先生而作的《<石峡遗址—1973一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勘误表》，以这样的方式寄托对朱先生的感恩。石峡在朱非素先生的心中之重，作者是知道的，而朱非素先生在作者的心中之重，或许就是书名如此的情感原因了。

　　在热带的岭南做考古，大为不易。这里雨量丰沛，植被茂盛，寻找和发掘遗址的难度远大于其他地方。若按照历史文献的描述，当地大规模开发是秦汉以来的事了。当然，多年的考古已经证明历史并非如此，但当地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文化遗留不如北方丰厚也是实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当地考古的后腿，也导致作者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充实调整和勘定那张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年表以及梳理其中的源流谱系上。所以，本书收录的近年来的23篇论文中，有15篇是在这个领域里的耕耘收获。

　　在这15篇论文中，有4篇是关于粤北地区文化的分期和源流谱系的研究。石峡无疑是粤北的主干资料。这批资料经朱非素先生整理发表在石峡遗址的报告中，其有关石峡遗存的分期和文化性质、文化关系的判断已为定论。不过，石峡遗址年代跨度长，各期资料颇不均衡。鉴于此，作者除了对石峡文化的墓葬再做更细密的分期调整之外(这一点在他另一项研究中至关重要，以下还会在谈到)，还结合从化横岭的资料将石峡遗址第一期划分出两段。又在石峡遗址第三、四期的已有框架内，整合进刚发现不久的韶关圆墩岭、矮石两批资料，大幅充实了从几何印纹硬陶发生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夔纹陶阶段的文化内涵。

　　珠三角地区是作者从事田野考古最多的地区，据我所知，这个地区里他亲力亲为地发掘或系统整理过的重要遗址就有南海鱿鱼岗、三水银洲、东莞村头，以及高明古椰等，参与过的项目就更多了。在本书中，他用了3篇文章详细讨论了这些资料，提出了珠三角地区新石器晚期至先秦共八大时期的文化分期，依次为:咸头岭文化一古椰文化一横岭类型一虎头埔文化一村头文化一围岭类型一以横岭山墓地为代表的夔纹陶阶段一战国中晚期至南越国阶段的米字纹陶文化阶段。当然，对珠三角地区的文化大过程，学界是有一定了解的，也有研究者分别提出过各自的文化分期方案。但限于他们各自拥有的资料条件等原因，这些方案不免失之于粗疏。譬如关于虎头埔文化，学界对这类遗存有多种叫法，认为其是分布在粤东地区，文化特征则笼统地以印纹硬陶矮领罐代表。而在作者的方案里，他所主张的虎头埔文化则已经是经过了严谨界定文化内涵、分布空间边界和细致分期的概念。在广罗资料的基础上，他通过类型学作业，前所未有地把虎头埔文化分出了三期，进而指出其后来成为本文化典型代表的印纹陶矮领罐的原型可以追溯到珠三角地区的横岭类型晚期，而这个文化全盛时期的分布北与石峡文化对峙，它的影响则渗透到石峡乃至更遥远的福建、浙南、赣东北一带。这样，就把虎头埔文化从一个模糊的印象坐实为一个在岭南地区的文化长河中边界、历史地位和作用清楚明确的实体。这只是一个例子，他提出的古椰文化、横岭类型、村头文化和围岭类型等，都是在这些方面下足了功夫的。

　　有了粤北和珠三角两个地区的文化分期，作者就动手把两者整合在一起。当然，这不是两个干巴巴的年代框架的拼凑，而是充满了两地文化互动内容的分析。例如作者指出，石峡遗址第一期文化的前后两段并无承袭关系，晚段是源自珠三角地区的横岭类型向粤北的扩张;石峡遗址第二期文化也即石峡文化在粤北的出现则是更北面的文化南下的表现，背后的动力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在江浙一带太湖流域的文化运动;而从石峡文化的晚期起，珠三角地区的文化再度强势，至村头文化将两个地区混成一个整体，等等。

　　再用同样的方法，作者进而把岭南各地自新石器晚期至整个先秦的文化之相互关系整理出来。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项很少有人做过的大工程了。即便有，要么不是在历史跨度上没有如此之长久，要么空间上不完整，以及能在如此大范围里讨论文化关系的方面，鲜有达到作者水准者。

　　岭南地区西自桂林、柳州，东到英德、韶关的南岭南麓石灰岩洞穴中，已经发现了多处旧新石器之交的人类遗存，但此后直到新石器晚期，尽管经过多年考古，却发现寥寥，除了广西境内有几处这个时期的遗址外，粤境内至今没有相关的发现。所以，这一段的历史也还无从谈起。但从咸头岭文化之后，当地的文化就可以一连串排列下来了。不过，作者却从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即岭南文化往往在一个时期之内变化极其缓慢，而在某一刻，随着一种新因素的注人，立刻掀起一场大变化，然后又沦陷人近乎停滞的状态，等待下一轮注人的新动力。作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文化进程中的“间歇泉”现象。诚然，岭南各地文化间的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文化面貌的变化，如主要植根本地文化传统的虎头埔文化曾经在几乎整个粤境以及更遥远的闽赣一带都留下了痕迹。但大多数的文化转折不能用岭南内部的文化互动圆满解释，似乎在以采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内部，并不存在总是追求变化的动力。于是，作者把视野再次放大，投向了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于是，我们就读到了书中5篇分别有关郑家坳类遗存、山背和老虎墩、好川文化、陆墩类型、社山头类遗存的专门研究论文。而在这几篇文章中，作者所涉及的则是几乎囊括了闽赣浙皖湘鄂这样一大片地区内新石器晚期至商周时期诸文化遗存。通过这项艰巨且规模浩大的工作，作者把岭北至长江的各文化，进而再和岭南诸文化编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巨大的网络。这是一项空前的大成果。而在通过对如此众多文化遗存的耙梳中，作者看清了前述岭南文化特殊的“间歇泉”的各次喷涌的因果关系。概略地说，如果暂不考虑材料缺失太多的新石器早中期情况外，粤境最早的咸头岭文化，它的出现即便不完全是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和汤家岗文化南传的结果，也显然受到后者强烈的影响。继之而起的古椰文化中既有来自湘地堆子岭文化的影响，在晚期也有显而易见的来自东北方向崧泽一良诸文化的影响。说到这里，我还清楚地记得李岩兄为了讨论古椰的一种小口圆腹圈足大罐和细柄豆形态的来源，几次打电话咨询我的意见，最后是得到了方向明先生的帮助，肯定了他的看法—那就是崧泽文化的器形器类。横岭类型继承了与东北方向崧泽文化的密切关系，进而在珠三角地区演化出极具地方色彩的虎头埔文化。而此时的粤北则为石峡文化所覆盖。我非常认同他这个观点，即从大格局的角度看，石峡文化和樊城堆文化为同一支考古学文化，它出现在粤北地区也就是北方文化的南下，究其动因，也可追溯到良诸文化晚期向南扩散的张力，所以我们在石峡文化中可觅到不少良诸尤其是其后续的好川文化的印记。而石峡文化在进驻岭南之后，便与本地传统的虎头埔文化发生了复杂的折冲互动，直到在本地印纹陶传统中形成的村头文化，才第一次将广东大部分地区有了个大致的统一。而随着历史纪年进人三代，通过各色几何形印纹硬陶、黑皮陶、原始瓷等，可以看出岭南地区和整个南中国地区有了越来越频繁密切的互动，这其中又陆续出现了牙璋这类来自更遥远的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岭南文化的“中国化”进程也随之迈进了新阶段。

　　以上，我认为是这部著作的最成体系、最为核心的内容。文化分期、年代框架的建立和文化关系的梳理，是考古学对历史复原研究的起点、基础。从这个角度说，这部著作是岭南考古的奠基之作。但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此，在《从仪式化墓葬到贞人墓的断续轨迹的考古学观察》等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把自己的研究瞄向了古代社会领域。相对于中原、北方地区而言，考古学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在岭南地区还显初步。所以，我在此特别推荐读者仔细品味《石峡文化墓地研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石峡聚落结构的复原，和对依托在这个结构上的社会组织的复原，和对这个社会组织的状况的复原之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都堪称经典!

　　在这部重要的著作即将出版之际，我当然要想李岩兄表示祝贺!也借这个机会向他表达谢意，感谢他把作序的荣誉给了我。但我再读一遍这篇刚刚完成的文字，却觉得怎么看也不像是个书序，更像是一篇学习笔记、要点的整理汇总。不过，读者若将其作为本书的导读来看，或许是会有些帮助的。只是能否达到李岩兄的希望，我就不管了。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题外的话，就是在阅读本书和写序的过程中，每当看到那些熟悉的遗址、地名，就触景生情，当年我在广东做考古的那些工作场景，尤其是其中的人物，就会不自禁地浮现在出来:朱非素先生带领我做考古，每次出野外都是从头到尾，一天不落，她讲起考古、讲起资料就眉飞色舞，兴之所至再飘上一首高音(朱先生曾是北大合唱团成员，这一点，李岩兄没有说到，特别补充进来);稳重的善德兄经常在我们为某事争执激烈的当口，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警句，让大家都禁不住要瞪他两眼;心思细密的子文兄蹲在探方里在一片红土中寻找辨认墓口线，而且十有八九是准的;还有性格腼腆谦逊的冯梦钦，总是不经意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虑。还记得有一次和朱先生、李岩兄在三水的小饭馆里高谈阔论文学历史，那是90年代，正是全社会拜金痴狂的年代，我们几个如此另类，引得饭店老板和食客不时投来不解的眼光。这一位位、一幕幕，宛如在眼前。我就想，如果他们几位还在，大家坐在一起，就李岩兄的大作再高谈阔论、指手画脚一番，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

赵辉

202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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