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长路|探索早期中国的“历史主义”研究——赵辉教授访谈录

摘要: 学问生涯是一条不断追索的长路。本栏目聚焦于“学术史”,一方面是学理层面的梳理、回顾,另一方面则是对学人往事的追索。古人言“知人论世”,了解学者的学问生涯,有助于明辨相关学理的来龙去脉。赵辉老师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新石器、商周时代考古,曾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本篇访谈,赵辉老师对自己的求学经 ...


学问生涯是一条不断追索的长路。本栏目聚焦于“学术史”,一方面是学理层面的梳理、回顾,另一方面则是对学人往事的追索。古人言“知人论世”,了解学者的学问生涯,有助于明辨相关学理的来龙去脉。


赵辉老师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新石器、商周时代考古,曾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本篇访谈,赵辉老师对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学术历程展开了全面回顾,其中对北庄、石家河、八里岗等遗址发掘的回顾不无方法论的意义,读者可从中把握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从物质文化史向古代社会复原研究的范式转型。此外,赵辉老师对“重瓣花朵”、南北方考古学文化的差异以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评述,也颇具启发意义。访谈原刊《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原题为《问学之路——赵辉先生访谈录》,标题为编者所拟。


探索早期中国的“历史主义”研究

赵辉教授访谈录


文 / 赵辉 李新伟


赵辉教授

2013年在陕西岐山双庵遗址发掘现场

一、入门


李新伟:您好,首先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能说说您报北大考古系的过程吗?您当初为什么选择考古专业呢?

赵辉先生:当年高考后填写志愿,我就报了一个学校两个专业,学校是北大,第一专业是考古专业,第二个是什么我忘了,这有点好笑,可见我是一门心思念考古的。并不是有多大自信,我高考的那年,赶上北京的政策是先公布考试分数,再填报志愿的。拿到分数后,觉得填一个就够了,两个是为了保险,结果被第一志愿录取了。至于为什么报考古专业呢?其实那时候不懂考古,但是在报志愿的时候,先天条件已经限制住了,只能学文科,又不太想学法律、经济之类,就报了考古。1966年,我小学毕业,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本来该上初中了,“5·16”大字报发布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整个就乱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就停止了。我们大概是在街上玩了一年半,还剩一年多的时间,就把我们就近分配到附近的中学。我家住在南锣鼓巷,被分配到地安门中学。现在这个中学撤销了,原来在地安门十字大街东北边的一个胡同里边。地安门中学好像是北京的第一个中学,差不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学校还是不错的,虽然赶不上四中、五中。但我们什么也没学,当时是“复课闹革命”,我们给拘在学校里面天天念报纸。最高指示一下来,马上就游行去。从地安门出发,到景山,到天安门,再一气儿回来,一路上高呼坚决拥护最高指示的口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都知道,基本没有任何学习,然后就“上山下乡”了。直到1978年从农村返城,1979年参加高考。


1979年高考现场

1979年6月份高考。刚才说到,我没有接受过中学教育,凭自己看了点书,数理化不行,没法报理工科,那就报个文科吧,当时又不想学法律、经济这样的专业。经济还好一点,尤其是法律、政治这样的学科,我不想学。这个也有些原因,就是我父亲老早就被划成了“右派”,家里边总是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本能上就回避这些与时政关系密切的东西。那么剩下的专业就不多了。要是学世界史,外文没学过;学古代史、中国史,又没背过书。就这么个底子,要学什么呢?学考古吧。选考古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恢复高考那些年和现在不太一样,北大文科最好、录取分最高的是文史哲,不是政经法,考古在历史系内,对这样的专业,心向往之。还有一个原因是恰好我家同院有个老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当时叫中央民族学院,他做得一手好的古文,写一笔好的毛笔字,英文也非常好,他说学考古好,这学问太大了。他讲了很多清末民国期间文物收藏界的掌故,让我觉得这行确实有学问。但说实话,这个老先生也压根不懂考古。直到进北大后才慢慢明白考古是怎么一回事。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这样学下来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

李新伟:您为什么选择新石器时代考古呢?

赵辉先生:要是学后段,就有文献了,我就怕了。所以就选了前段。

当时我赶上好时候了,各阶段的考古,都是几个老先生教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是吕遵谔先生教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是严文明先生和李仰松先生给我们上课,商周考古是邹衡先生教的,秦汉考古是俞伟超先生教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是宿白先生——整个考古学都是这些老先生讲下来的。说实话,那时候也不一定有很高的判断力,都是凭着兴趣学的。后段考古一上来有很多文献,我就烦了。恰好严先生讲课的逻辑很好,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我们班的考古实习又是严先生带的,有了这么一个过程,就学新石器考古了。


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学

李新伟:您是1979年考上北大的,到1983年本科毕业,后来又上研究生。这期间正是中国考古学发生转变,一些西方考古学理论被介绍进来的时期。当时这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么?

赵辉先生: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接触西方考古学理论。但是张光直先生来了,并做了考古专题六讲。张先生讲课就在哲学楼阶梯教室,外地也来了好多人。但是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有影响。学生嘛,觉得什么都是正常的。比如像现在我给学生讲课,告诉他这是一个最新的观点,他也不认为这是经过多大努力探索才得出的一个观点,他没这概念,反而认为这种事情很正常,理应如此。我那时候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李新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苏先生在北大做讲座的时候也讲区系类型问题了吗?

赵辉先生:讲了。我记得挺清楚,苏先生是在文史楼那个教室讲的。俞伟超先生在下面坐着,苏先生在上面讲到哪里了,俞先生就上去写板书,还把小口尖底瓶的那两个系列的变化情况先画到黑板上。苏先生讲的区系类型,当时我们也不太懂,后来才慢慢明白。到了研究生阶段,才逐渐对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有了感觉,从那时开始接触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当时看完书就回去做卡片、画图,研究分期,再后来慢慢地就开始讨论怎么划分类型,类型和“期”是什么关系。严先生说“期”应该是整个文化的分期。在一个文化的同一期里,每个地方都有其特点,因此可以在每个期里面再划出地方类型。在不同的期,文化类型可能前后相续,也可以是变化的;也可能消失,也可以分裂成两个,也可以是两个合并成一个,等等,诸如此类。

苏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提出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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