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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推荐 | 赵辉:《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序一

摘要: 张海的大作《中原核心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考古学观察——文化与社会的视角》书稿已在出版社编辑了,他嘱我写个序。张海对中原地区的研究过程,除了他本人外,也许我是最清楚的了,所以写序这件事责无旁贷。张海和他的班级的本科实习是在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进行的。从那时起,他的学术生活就与河南有了不解之缘。在研究生阶段,正值“夏商周断代工程”煞尾, ...



张海的大作《中原核心区早期社会复杂化的考古学观察——文化与社会的视角》书稿已在出版社编辑了,他嘱我写个序。张海对中原地区的研究过程,除了他本人外,也许我是最清楚的了,所以写序这件事责无旁贷。


张海和他的班级的本科实习是在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进行的。从那时起,他的学术生活就与河南有了不解之缘。在研究生阶段,正值“夏商周断代工程”煞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的当口。密县(现在的新密市)新砦遗址上一批有关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关系的新发现,引起了他对这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段的浓厚兴趣。在李伯谦、刘绪先生的安排下,他参加了禹州瓦店和登封王城岗的田野考古发掘以及资料整理和编写考古报告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张海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已经是13年前的事了。李伯谦等几位老先生看过他的论文之后,认为甚好,建议出版。但他本人不满意,想精益求精。毕业之后,张海先是去了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开拓学术视野,后回到北大任教。除了完成学院工作之外,他把几乎所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都用在河南的田野考古上了。这期间,他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合作,在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连续做了多年工作。平粮台还是北大本科生三次实习的地点。借助学生实习的发掘规模较大的有利条件,考古队把这座著名的龙山城址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布局结构及其演变、古城的环境和农业经济内容、多元文化背景下居民人口的增殖和来源等问题模得明明白白。这些都是见功力的地方。所以当该遗址考古成果被评选为2019年度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时,我评价说,平粮台的发掘不是以精彩遗迹遗物引人注意的,而是更像一盘“功夫棋”,是平粮台的考古学工作者们凭据深厚功力所揭示出来的坚实厚重的史实打动了评委。有了这一系列亲力亲为的田野考古实践学术积累和这些年来河南境内不断涌现出来的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基础,以及对当代学术的方法理论的深刻理解把握,张海反复地打磨他的论文,终于研璞玉而成精品,将要面世了。


张海的著作是对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它凭借居前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汇聚各地史前文化及其背后社会进程中的精华,加以总结和提升,再推广开来的,从而把中国历史引领进入了中央王朝的时代,把多元文化一体化进程推进和落实为社会、政治的一体化进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对此,学术界虽有不少探讨,但本书的解读是我目前见到的最为深刻和令人信服的。


本书分五章。


第一章《绪论》在回顾和总结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的学术史基础上,指出在截至目前的研究中存在三个被忽视的角度:1,过往的研究一般把中原看作一个整体,而不太留意各小区域的社会在文明进程中可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和发挥不同作用。而且在中原的环境下,各小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异常突出,最终导致了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众多特点。2,大而言之,从仰韶文化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中原地区发生过两次全局性的大动荡,公元前2900年前后伴随大汶口文化西进与屈家岭文化北渐引起的中原内部格局变化和公元前1800年前后的尤以“新砦现象”的发生为标志性事件的中原内部的重组。其实,按本书后面章节的说法,还有更早的一次,即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晋西南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迅速东扩,驱赶开占据郑州一带的后岗一期文化。这几次全局性的动荡中,社会重组、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新的政治策略的形成等,对塑造中原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解读中国文明的关键。但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聚焦于动荡期间的研究还是很不充分的。以上1和2在研究尺度上是从局部到全局的关联递进的关系。于是自然而然引出研究的路径应当从“古国”的结构和内容开始。但因为学界目前为止相对忽视关于古国形态的研究,所以在如何把微观聚落形态的碎片化资料整合进古国这一宏观聚落形态的问题上,也很难说开展得多么充分了。


以上三点,千万不要看成只是张海对研究现状的针砭,而是这本著作的纲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对研究现状中之关键所在的认识,张海也就建立起他的研究路径,于是有了以下为本书重点的三章。


因为中原各区地貌环境和对外联系的方向、程度各不相同,导致了内中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复杂化过程也有差异。这些差异所在及其变化情况,是本书设定的研究重点。所以,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要从环境的多样性开始。略去过程,只说结果。本书第二章把中原地区划分为八个小区域,作为进一步比较研究的基本单位。这八个小区虽然是根据地貌、水系等的不同划分开来的,但从人类活动受限于环境的角度看,自然地貌的区隔当然和人们的宏观社会结构的区划有关。只是我觉得若从聚落分群的角度着眼,或许还可以把上述小区域划分得更精细一些。


在当今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尤其是对上古社会的复原研究中,已经越来越把物质文化面貌的阶段性、演变脉络以及区域间关系等文化现象看作是社会状况在物质遗存面貌上的折射、反映,因而反过来把物质文化史的分析当作触摸社会的途径,是考古学认识社会历史的第一步。为此,第三章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了中原地区的文化过程。但张海不再拘泥于物质文化史研究中关于文化性质、类型划分等传统问题的强调,而是在对各小区域的年代充分讨论,确认了中原地区文化进程的年代框架之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揭示这个时间框架内各区之间以及它们和外围的文化背景之动态关系的分析上,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并非顺直稳步的过程,而是经常地处在动荡之中。如上所述,张海认为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以来,全局性的动荡有过三次。其实,发生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东进未尝不可看作单独的一次。各次波动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而动荡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如龙山时代的中原,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地区之间此消彼长的争斗折冲似乎就没有消停过,直到“新砦现象”出现,与二里头文化发生冲突,并以后者(二里头文化二期)最后站稳脚跟才算告一段落。


这里说到了“新砦现象”,不免再多议论两句。1979新砦遗址发掘中首次发现了一批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却同时带有浓重东方色彩而与二里头文化面貌显得大不同的遗存。此后新砦的再度发掘和巩义花地嘴遗址的发掘等,进一步丰富了新寨类遗存的内涵。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也立即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先后被纳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课题设置中。这些年来,学术界围绕新砦类遗存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关系的问题形成了多种观点,争论不休。但无论持何种观点,诸家的出发点都是墨守长期以来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形成的“文化”、“类型”、“期别”等“稳定”的概念,为新砦类遗存定义。至于将其看作是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还是两个分立的文化,就是研究者主观性极强的“一眼看高、一眼看低”式的结论了。张海在做博士论文期间就对新砦遗址的文化分期有过深入探讨,又就新砦和二里头的碳十四系列测年数据分别做过拟合分析和对比研究。过程中,和我多次就新砦类遗存的问题做过讨论,并以他为主,形成了不同于上述诸家的看法。简单地说,张海把新砦类遗存分早晚两期,二里头一期也分早晚两期,大致上,新砦类遗存晚期在年代上对应二里头一期的早期。乍看起来,这和诸家主张的没有什么不同,区别无非是看待新砦类遗存的年代上早一点、晚一点;文化性质上划归单独,还是合并入某个文化。但张海进一步分析到,从新砦类遗存的构成看,本地龙山文化依然是进入所谓新砦期后的文化基础、底盘,但突然涌入了相当数量的东方文化因素。迭加在这个底盘之上。这种情况既突然又短促,并且基本局限在嵩山以东的郑州地区,而非整个中原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构成新砦类遗存最主要特征的多为高等级陶器,集中出现在新砦、花地嘴这种高等级遗址,而在郑州地区同时期的普通遗址上很少见到,且在这些普通聚落上,东方因素的整体数量占比也远不及新砦遗址上多。所以,发生在郑州地区龙山文化晚期中的这一短暂而又范围有限的文化现象,不能简单用文化、类型等传统概念定义之,从而提出“新砦现象”的命名。我以为,“新砦现象”的叫法非常贴切地描述了文化面貌上发生的局部且短暂的“事件”,另一方面也为对剧烈动荡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补充了一个十分有效的概念工具。


将新砦类遗存作为一个重要切入角度,张海进一步讨论了二里头文化的产生。他认为,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盘上,“新砦现象”首先发生在郑州及其以东地区,进而对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以西地区产生影响。但同样处在文化变革之中的西部,虽然接受了来自东方的影响,同时还更多地吸收融合了来自北、西和南方的文化因素,糅合出了与郑州地区面貌不同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自形成之后,曾在短时间内与东侧的新砦类遗存(晚段)并立,但很快从它的一期晚段起,开始了对郑州及其他地区的大范围整合,最终成就了一番“中央”气象。


最后,张海总结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以来三次文化格局全局性变革均发生在中全新世三次气温显著波动事件稍后,两者有明确的关联。文化格局的变化如公元前4000年前后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东进,又如公元前29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原。这些文化现象的背后是较大规模的人群的流动和向某些地点集中,为重组的社会注入了新的动力。也是因为这种人群流动和集中并非均匀,从而造成了中原各区域之间不平衡乃至异常复杂动荡的现象。我认为,这个推论是相当合理的。


文化的过程大略如此,但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文明进程的探索则需要社会内容的支持。这是本书第四章的任务。


第四章中对社会状况的分析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层次是以小区域为单位的聚落群形态。再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1,聚落数量与面积反映的人口规模的变化;2,聚落等级反映的社会结构变化;3,聚落分布的空间变化反映的社会发展重心的转移。微观层次是对一座聚落,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中心聚落的内部社会状况的把握,包括两个方面的考察:1,聚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2,聚落内部各级社会单元的规模、性质,进而推测其社会关系的构成。无论微观还是宏观的分析结果,都将置于过程中和区域之间的比较来考察,最终形成中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


张海关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聚落形态研究之思路、方法,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宏观层次研究的技术处理上,我有点微词。即张海虽然注意到在一个小区域内或许存在着不止一个的聚落群,如龙山时代的颍河流域的中上游各有一个聚落群;洛阳盆地内龙山聚落分伊洛河南、北两个落群,但也许存在进一步划分的可能。郑州地区细分为洛汭地区、索须河流域和双洎河流域三个小区,但从仰韶晚期的遗址分布上看,也似乎不只是三个群落。我的看法是,聚落分群,原本是早期农业居民择地而居时因环境限制而形成的现象,反映的是人与环境高度契合的自然状态。但大约在仰韶文化中期,这些自然群落中出现了中心聚落,随之出现了以中心聚落为主导的整合聚落群为一个实体社会的政治动向,并最终把自然群落整合成为了参与整个中原社会政治的基本单元。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主张,这就是先秦文献中追忆上古时所谓的“天下万国的”国,或曰“古国”。而在考古材料上一旦看到由一座中心聚落统领的聚落群结构,那么,就可以认为它具有了“古国”的基本形态了。由于古国无论在古史传说中还是在考古资料显示的宏观社会结构中,都是参与更广泛和更高层社会政治的基本单位。有关它们的形成和兴衰演变的研究,就应当看作是理解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的关键,也是研究上把文明进程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社会实体单位上的方法。本书相关章节虽然有关于这些聚落群的讨论,如对瓦店遗址为中心的颍河上游和以王城岗为中心的颍河中游地区,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但在总体上,张海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按照地理环境特点划分出的小区域上,重点讨论这些小区域与整个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的关系。当然,要想全面透彻论述各区域内每一座聚落群的结构和兴衰过程,就当前的考古材料而言是强人所难的,本书的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技术处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看,在有些时候,一个小区域内的聚落可以再分群落,另一些时候,它们也的确被整合成了一个整体。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种区域内不同聚落群分散、聚合的过程,正是值得深入讨论地方。


以上所说只是一点小遗憾,瑕不掩瑜。本书的贡献是第一次从区域间互动的角度系统揭示出了中原地区动荡的文化现象背后错综复杂和跌宕起伏的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具体内容。按照张海的描述,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以来三次全局性的文化波动中,每次文化动荡的背后都发生了社会重心转移和人口以及多元文化(社会)因素向新重心地区尤其是其中的中心聚落的流动,从而导致当地社会政治结构重组,旧的古国消亡了,又诞生出一批新的古国。在古国形成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聚落尤其是中心聚落内部的种种迹象看出来社会愈发分层化和复杂化的变化:如向心式聚落形态渐渐让位于按居民等级身份和经济、社会功能区划开的聚落格局;取代了公共墓地的“大分散、小集中”、“居葬合一”的埋葬形式所反映出的维系社会成员关系的血缘纽带的松弛;手工业部门及其从业者向大型中心聚落集中及其所带来的中心聚落越发城市化的发展方向等等。我还特别注意到,按照张海的描述和总结,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不是线性的,其社会的复杂化内容是在多次社会重心转移、重组中,也即新旧古国的交替中,接力式地积累、发展起来的。而从其宏观聚落结构所见社会向早期国家的演进,在古国这个层次上,各地多次上演过从形成发展到衰亡又再次发生的“轮回”或“涅盘”的历史剧。这对于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理解和进一步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启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二里头文化的产生看作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历史大剧中最新的一齣。


但是,二里头文化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更多更广泛地吸收了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先进因素,不仅接受了新的农作物和家畜品种来改善提高经济,发展青铜冶铸技术并主要服务于社会的政治生活,乃至发展出一套城市规划制度、宫室制度和礼乐制度等等,而是在于它成功地发展了此前古国的政治方向。这一政治方向在双槐树之于郑州地区的仰韶社会,在瓦店之于颍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和新砦之于郑州地区的龙山社会中已经多次显露出过端倪,即在成功整合了聚落群内部,使之结成古国这种政治实体之后,进而朝向古国之间的整合的努力。而真正做到把整个中原社会整合起来的,二里头文化是第一次。也正是这个第一次,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时代”。这是阅读张海著作后的一大心得。


最后,张海在第五章中总结归纳了中原地区文明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对参与这个过程和塑造了中原文明诸如开放的、务实的各种特征的各类因素进行了评估,进而就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特殊模式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长远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原核心区无论是社会的变革还是技术的进步,多元文化的融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过程是促成中原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最核心要素,同时也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独特模式。”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


最后提醒读者一句:这是一本打印稿350多页的著作,叙事宏大,图文并茂之中交织着作者从各种角度展开的细密思想,丝丝入扣,也展示了作者运用的许多新的分析技术和研究方法,以及借鉴的很多相关理论,当然还有庞大的资料。阅读它,你将会不由自主地被作者的逻辑牵引,层层剥茧般窥探到远古历史画卷中的细微精妙之处,又会情不自禁为文明进程的宏大和跌宕起伏所折服,而收获连连,心满意足。但实话说,要把它阅读下来,却也绝非是件轻松的事情。读者对此最好有一点心理准备。



编辑 | 张怡 实习编辑 | 宋奕璇

复审| 郭晓蓉

终审| 李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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