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于尚无即时文字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对它的追溯探讨，不得不依靠考古学的进展。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如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仰韶文化大地湾的宫殿式大型建筑、红山文化大规模丧葬宗教遗迹群、各地龙山文化的城址等，它们所显示的社会复杂程度，使研究者感到了需要重新审视有关新石器时代为原始社会性质的传统认识之必要。又考虑到对商代文明已有定论，对在夏纪年范围内的二里头文化亦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形态也成共识，学术界就自然产生了一个判断，即中国文明的形成或最早国家的产生，应当上溯到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去寻求。在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倡导下，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任务被正式提了出来，迄今为止，探索几近40年。这其中包括了2001年启动的组织规模和投入力量最大，且愈发受到社会关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近40年的探索，学术界已经就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总进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农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史前农业自一万多年前萌芽以来，经过漫长发展，至晚在距今6000多年时有了长足进步。综合栽培作物的驯化，包括耕作、耘田、收割和谷物加工的全套农具，南方水田田亩整治和给排水构造，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等多方面情况看，当时的农业已经形成一整套生产体系，成为长江、黄河以及西辽河地区人们最主要的经济活动。

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乃至剩余价值，为人口增殖、社群规模扩大和向复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大约5700年前开始，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如陕西华县泉护村、安徽含山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湖南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它们的面积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周围的几万平方米大小的普通村落，其内部制陶、石器制造等手工业水平和分工程度也明显高于普通村落，此外还可从墓葬大小和随葬品质量、数量相差悬殊等情况，看到社会成员中的财富、地位的明确分层。也即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了。

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它俨然是个实力超众的领袖，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进而和比邻的群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上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 “国”，兹称之为古国。而自大约57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

顺便说到，学界对古国和古国时代的称谓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学者主张就古国的社会发展程度而言，相当于当代西方学术中通用的“酋邦”概念，不如照搬，且方便和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而我们主张使用“古国”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承袭了古人的称谓，因而具有传统特色，还在于古国这种社会基层结构自产生以来一直延续到三代， 即“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战国策·齐策四》）是也，其间的演进变化十分复杂，远未厘清，但却是理解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采用这个称谓，实际上还有为了将来随着对其研究深入，可能揭示出更多中国上古历史特点特色内容以及提炼相关理论而预留空间的策略方面的思考。

约自距今5000年前后，历史进入古国时代的第二个阶段，突出的变化是在一些地区，此前阶段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此时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近年的田野考古揭示了良渚国家的基本面貌：良渚社会有着复杂的行业分工和级差明显的社会阶层的分层。由高墙环绕的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围宏大的水利工程，反映了良渚人掌握了高超的科学技术，更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有效组织和运行庞大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公共权力，并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强制性权力甚至可以褫夺他人性命。古城内部有高规格宫殿建筑，城市居民除了贵族之外，也有制作玉器、漆木器等的手工业者，其按照职能、行业等组成的居民结构迥然不同于依照血缘关系展开的农业村落。古城并无从事农业生产的迹象，所以在城内发现的大规模粮食仓储和大量居民所需粮食消耗皆需外来供应，推算古城直接垄断了大约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农业剩余和其他资源，从而可知城乡之间存在着明确和紧密的辖制关系。在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存在高度一致的、具有强烈的“一神教”特点的宗教信仰，而在人类宗教发展史上，一神教是晚出的宗教形态——如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且它们的产生通常伴随了民族、国家的重大变故，换言之，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最高等级的政治、宗教中心和贵族手工制造业中心，在其他地区如今天的上海、苏南等地还有若干次一级的地区中心，它们结成网络，实现对文化全域的控制。凡此种种，都反映出良渚是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已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这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由良渚文化率先开启的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明浪潮波澜壮阔，又此起彼伏。大体而言，与良渚文明同时或稍晚，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地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社会都呈现出向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但同时期的中原和晋陕甘宁以及内蒙古中南部诸文化的发展却略显迟滞，总体水平低于长江流域诸文明。

距今4300～3800年，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也叫龙山时代，是古国时代的第三个阶段。此间的变化首先是在大格局上。良渚、红山和石家河这些文明化的先行者先后衰落了，相反，原本发展略显缓慢的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这其中，尤以陕北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山西襄汾陶寺、四川郫县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此间的第二个变化在于社会文明化的内容。从中原到陕北，考古所见与暴力和战争相关的资料明显增多，社会处在剧烈动荡之中。而源自中亚的麦类作物及其栽培技术，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及青铜冶炼技术于此间传入中国，首先到达西北地区，再至中原，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为社会复杂化进程注入新的动力。例如陕北石峁国家在此间迅速崛起，重要原因之一就很可能是引进了羊这种不与人争食，又能在黄土高原上不利于从事农耕的深沟大壑中饲养的家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优质食物资源有关。

古国时代晚期，中原龙山社会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活动的地望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二里头遗址就其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无疑是其都城。夏鼐先生早就指出，二里头已经不再是初始形态的文明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还证实，二里头的一些特征产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盉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仪制度用器。所以，它们传播至四极八荒，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却辐射四方，不仅是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归纳良渚、陶寺、石峁等这批最早的国家之特征，主要有以下四项：一是农业与科学和技术显著发展，复杂的社会分工；二是阶级分化，表现为贵族专有的宫殿区和墓地，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等等；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从大型建筑、战争和暴力反映出社会存在着具有强制性的权威权力也即王权，以及由它建立和掌控的区域性政体。这是基于中国历史考古资料总结出来的文明标准，也是对长期缺少中国历史内容的人类早期文明相关理论的重要补充。这几条标准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中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

总体而言，经过近40年的探索，学术界在揭示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整个古国时代的阶段性发展、各阶段的主要内容、最早的国家特征等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但平心而论，这些成果中描述性内容多于理论的总结和升华，若要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史前史理论，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愈发意识到中国文明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过程，而且中国文明在早期是分布于青藏高原以下遍及黄河、长江全域以及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总面积至少250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的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一个巨大丛体，体量之大，为同时期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之最。学术界早就对这其中的各支考古学文化的变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概括，形象地称之为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而有关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出，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近年来，将这些地方文明视为个案，分别就其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开展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了解它们又是怎样在彼此的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扩大发展一体化趋势，凝结出中华文明的特色特点，最终导致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结果。

附记：本文曾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2022年08月08日第11版（理论版）。因受到篇幅限制和出于面对报刊读者需求的考虑，编辑在发表时做了删改。兹征得《江汉考古》同意，将原文发表，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