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专辑 ‖ 回顾与期望之四：考古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专家观点 -

专家观点

陈淳专辑 ‖ 回顾与期望之四：考古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摘要: 关键词：中国的发展张光直的贡献原典的翻译柴尔德宾福德特里格弗兰纳利希安·琼斯戈登·威利塞维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进展与成果（一）张光直的贡献考古学范式的变迁和新考古学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叶进入中国。张光直先生在多次回国访问中向高校考古专业师生和研究所同人介绍美国考古学的进展及主要的 ...

关键词：

中国的发展张光直的贡献原典的翻译柴尔德宾福德特里格弗兰纳利希安·琼斯戈登·威利塞维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进展与成果

（一）张光直的贡献

考古学范式的变迁和新考古学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叶进入中国。张光直先生在多次回国访问中向高校考古专业师生和研究所同人介绍美国考古学的进展及主要的理论方法。1984年秋他给北大师生的讲座内容结集为《考古学专题六讲》于198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这些讲座内容中除了“聚落考古”一讲对过程考古学的田野方法介绍得比较详细外，其他内容主要介绍分析技巧和他自己对中国考古课题的研究心得，并没有太多涉及理论问题。这些讲座内容现在看来只能算是“启蒙”，鉴于过程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的对立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张光直先生对于理论话题还是表现得十分谨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1985年，路易斯·宾福德访华，与贾兰坡先生商谈旧石器考古学合作事宜，参观了周口店遗址以及山西和东北的一些旧石器地点。后来由于研究思路特别是宾福德从埋藏学对周口店第一地点骨骼破碎动力和用火遗迹所提假设而引起的误会，最后使得访问不欢而散。这次交流凸显了我国传统方法与实证主义过程论的凿枘不投，我国学者擅长经验性判断和归纳法，将猿人洞出土的破碎骨骼和用火遗迹看作是古人类狩猎和用火的证据，而宾福德则从埋藏学原理出发，怀疑其中可能有自然动力的作用。因此，他访华的初衷就是想检验这种自然动力的可能性。这次访问和合作的失败十分可惜，令我们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宾福德在回国后对美国考古学界发表了他的访华观感，其中对中国考古学漠视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国考古学者体会不到理论与范式的作用，根本不知道如何应用理论来认识自己这个领域（刘景芝：《外国学者看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春秋》2001年第5期）。

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

与许多国家相仿，我国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美国新考古学的反应总体上是负面的，而这种反感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这种排斥心态来源可能有三点。一是、来自过程考古学基本上是一场范式革命，是对文化历史学传统的否定。面对新范式的冲击，许多考古学家特别是用传统范式做了一辈子研究的资深学者更加难以接受，本能地予以排斥。二是、我国学界长期与国际学界隔绝，对这门学科发展的全球化趋势非常陌生，感觉不到有变革和改进的必要。三是、过程考古学理论充斥着晦涩难懂的行话或术语，这种行话对于母语为英语的学者尚不易理解，更不要说存在语言隔阂的中国学者了。于是，国内面对美国新考古学思潮的冲击出现了不少争论，态度也各不相同。这种争论对于学术发展来说是正常的反应，对于改变现状和促进学术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考古学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争论、实践和检验，其优缺点基本已经彰显，并处在向后过程考古学转变之中。新考古学内部也充斥着各种不同思想和流派的争论，所以对于外人来看难免盲人摸象，一头雾水。因此在有关新考古学讨论之中，中国学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来评判其价值显然会有以偏概全之虞。这时，张光直先生介入到这场争论中来，为中国学界梳理了美国新考古学的来龙去脉，并评价了其优缺点。在美国，张光直先生因偏重考古学的史学地位被新考古学派归入“传统考古学家”的范畴，尽管他赞同过程论的许多理念，并为过程研究方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

张光直先生对新考古学的评价十分公正和中肯，他肯定了新考古学超越年代学和类型学，超越遗址和遗物描述，进入社群分析和行为重建，总结社会发展规律的意义。但是也批评了新考古学唯我独尊、排除异己，自认为是唯一正确路线的缺点。他认为，新考古学最大的成功在于它的环境、生计和聚落考古，以及它采纳的假设—检验的演绎法。中国学者的方法主要是地层学和类型学，在解释考古现象时常常采取想当然或来自解释者的灵感，多没有系统的方法。除了年代、器物和文化关系外，在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及运作以及宗教信仰上缺乏系统明确的方法。因此，他向中国学者发出了“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呼吁。他说，中国考古学要找新的道路，与美国当年相比有许多便宜。美国这条路走了三十多年，今天回顾一下，知道哪条是康庄大道，哪条是死路一条，哪条是冤枉路。中国考古学界可以参考一下他山之石，不妨学其精华，但不必蹈其覆辙（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介绍和讨论考古学理论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多。学界对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逐渐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这导致业内出现了对习用传统范式的反思，并尝试在自己的研究中借鉴新的思维和方法。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黄其煦译的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rchaeology）。虽然这本书主要介绍世界考古学发展的历程，并未特别涉及理论，但是大大开阔了国内考古学界的眼界。早期的理论文章多为翻译和综述性的介绍，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1991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国外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1996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考古学的历史：理论·方法·实践》。这两本文集收集了英美等国著名考古学家的代表性论文，并由编者对选编的理由及国外考古学发展的背景做了概述，成为当时学界了解国外学术动态的一个窗口。

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蒋祖棣译的布鲁斯·特里格（炊格尔）《时间与传统》（Time and Tradition 1978），由张光直先生作序。这是第一本译介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著作，深受业内人士的关注。可惜由于翻译质量欠佳，影响到对原著的了解。1995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建华的《外国考古学史》，由科林·伦福儒作序，内容也涉及考古学范式的发展。其中伦福儒的序短而精到，他建议中国考古学家要重视思想和理论的创新。他说，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他还说，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要回答历史重建的问题，与其说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还不如说来自分析上的进步和理性、观念上的发展。

199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张光直的系列著作，包括《中国青铜时代》、《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和《番薯人的故事》四种。这些著作结合国外的许多先进理论来讨论中国的考古材料，提出自己的理论阐释，而且很少采用新考古学晦涩的行话，所以深受国内同行的重视和欢迎，成为行内学者们的必读书。

（二）考古理论著作的翻译

200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翻译的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第三版《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Archaeology: Theory,Method and Practice 2000）。这本教材全面介绍当今国际考古学的范式，从考古学探索的六大问题“何人”、“何地”、“何时”、“何物”以及“如何”和“为何”入手来编排章节，大量采用研究案例，深入浅出地展示如何将理论、方法与实践相结合，令人耳目一新。这本书的翻译引进被评为不二的选择，它特别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从未有系统介绍西方考古学的著作，而且它兼有欧美考古学之长，且是西方流行的考古学教材（陈胜前：《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边疆考古研究》2007年第1期）。由于这本名著的翻译由多人分担，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而且许多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和翻译不甚准确，因此也引来不少批评和商榷。

2005年开始，岳麓书社出版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组织翻译的国外考古学理论著作，被认为是继20世纪90年代译介西方考古学理论著作之后的第二波翻译浪潮。这批译著包括2005年出版的马修·约翰逊的《考古学理论导论》（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99）（魏峻译）、肯·达柯的《理论考古学》（Theoretical Archaeology 1995）（刘文锁、卓文静译）、伊恩·霍德、司格特·哈德森的《阅读过去》（Reading the Past 1986）（徐坚译），还有2008年出版的布鲁斯·特里格（炊格尔）的《考古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1989）（第一版）（徐坚译）和2009年出版的尼科拉斯·戴维、卡洛尔·克拉梅尔的《民族考古学实践》（Ethnoarchaeology in Action 2001）（郭立新译）。这批译著还是存在翻译质量的问题，特别是《理论考古学》和《阅读过去》这两本是英国后过程考古学家的论著。而《民族考古学实践》是美国过程考古学家在中程理论指导下，践行行为考古学提供类比的民族志研究，译者如果没有吃透这些著作的学术背景和概念是很难译好的。

在新旧考古学范式发生冲突和碰撞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中国学界习用的是文化历史学范式，其实我们对这个范式鼻祖柴尔德的著作和思想也所知甚少。周进楷曾经翻译过柴尔德的两本书，一是《工具发展小史》（The Story of Tools 1944），1953年由中国图书仪器发展公司出版；另一本是《远古文化史》（Man Makes Himself 1936），195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由于年代久远，早已湮没无闻。为了更好地了解考古学范式的变革以及反思传统方法的不足，有必要翻译介绍柴尔德的原著。

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 ）

借柴尔德逝世50周年之际，2008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五本译著，分别是《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1925）（陈淳、陈洪波译）、《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陈淳校）、《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1942）（李宁利译、陈淳校）、《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 1956）（方辉、方堃杨译、陈淳校）、《考古学导论》（A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1956）（安志敏、安家瑗译、陈淳校）。由于《考古学导论》篇幅很短，所以特将柴尔德的一些著名单篇如“城市革命”和“告别辞”以及特里格等人对柴尔德的评价文章也收录在内，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柴尔德的思想方法以及对当代考古学的意义。其中，《欧洲文明的曙光》被格林·丹尼尔誉为“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新起点”（[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安志敏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同时，特邀陈胜前翻译了路易斯·宾福德的《追寻人类的过去》（2013年）（In Pursuit of the Past 1983），配合这套柴尔德著作的出版，以作新旧范式的比较。

之后，推介国外考古学理论原典的翻译工作持续至今。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和《时间与传统》（重译本）（陈淳译）、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主编的《考古学：关键概念》（Archaeology: the Key Concepts 2005）（陈胜前译）分别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3年开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启动，包括五本考古学和人类学经典著作，分别是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英文2012年第六版，中文第二版）（陈淳译）、英国考古学家希安·琼斯（S.Jones）的《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Archaeology of Ethnicity 1997）（陈淳、沈辛成译）、戈登·威利的《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 in the Verú Valley, Peru1953）（谢银玲等译、陈淳校）、埃尔曼·塞维斯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ilization 1975）（龚辛等译、陈淳校）、肯特·弗兰纳利的《圭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Guilá Naquitz: Archaic Foraging and Early Agriculture in Oaxaca, Mexico2009）（陈淳等译）。其中《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族属的考古》和《聚落与历史重建》已经分别在2015年、2017年、201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选择这五本书充分考虑了这些著作在国际学界的代表性、权威性以及对国内学界的借鉴意义。

在此期间，某些零星出版的译著也值得一提。比如2010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泰恩特（J.Tainter）的《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es of Complex societies 2003）（邵旭东译）、布鲁斯·特里格（炊格尔）的《理解早期文明》（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 2003）（徐坚译）和2016年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肯特·弗兰纳里和乔伊斯·马库斯（J.Marcus）夫妇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The Creation of Unequality 2012）（张政伟译）。泰恩特的《复杂社会的崩溃》可以看作是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的姐妹篇，表明文明崩溃与其起源一样值得研究。作者用考古学和历史学材料详尽介绍了世界各地古代文明崩溃的案例，然后从经济学边际效益递减理论来解释复杂社会的崩溃。不仅对古代文明衰落提供了解释，也为当代文明的走向提供镜鉴和警示。特里格的《理解早期文明》是后现代语境里的一种文明研究尝试，即在一般性趋势下详细比较和了解各大文明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以便更深刻理解文明发展的具体轨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为普通读者写的一本书，但是对专业学者同样深具启迪。弗兰纳利夫妇将考古材料与民族志材料完美结合起来，生动而详细地介绍了人类从平等向等级社会的发展。这是过程考古学中程理论的一例成功尝试，弗兰纳利将这种叙事方式比作用现生动物的表现来解释化石动物的习性和演化。在前言的末尾，作者特别提到了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尼什（R.S.MacNeish）对考古学理论的看法。他说，理论像是香水，用得恰到好处会非常吸引人。但是使用失当，则会被认为是在掩盖不好的东西。

翻译原典可以让国内同行直接了解国外的动态和思潮，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是、翻译质量的问题，特别是理论性很强的论著。如果译者自己不了解讨论的学术背景、术语和概念的定义和作者的意思，按字面硬翻的话难免佶屈聱牙，言不达意，反会让读者觉得作者思维混乱或国外理论的乖谬。二是、原著不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论述中不会普及一些关键概念、背景和问题的来龙去脉，对于这些背景知识和词汇最好提供译注，否则会对理解造成很大的困惑。针对这些问题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以综述的方式系统介绍各种理论的背景、概念、术语以及存在的争论或缺点。

为此，本文作者从20世纪晚期开始就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这类综述性的推介文章，后来结集成册，其中《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2003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201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2016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为了在高校开设考古学理论课程的需要，本文作者编著了一本《考古学理论》教材2004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还有一本《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2007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系统介绍了国际学界文明探源的理论与实践。

（三）中国对世界考古学探索三大问题的探讨

1987年，美国考古学家约翰·奥尔森（J.W.Olsen）在英国《古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中国考古学现状的文章，其中指出了中国考古学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重描述而不重阐释，二是缺乏以解决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为目标的战略性研究，即世界考古学探索三大基石的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J.W.Olsen,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in China Today. ”Antiquity, 61,1987）。这两个问题都直接与理论有关。就目前来看，第一个问题仍然进展不大，但是第二个问题有了较大的改观。

在人类起源问题上，近几十年来化石材料的积累和分子人类学的进展，人类起源特别是现代人起源成为这个问题的焦点。国际学界有关现代人起源的理论或假说主要有两种，一是非洲起源说或叫“夏娃理论”，认为所有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这一论断主要根据线粒体DNA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并确定尼人是向现代人进化的绝灭旁支。二是多地区起源说，认为自直立人扩散到欧亚大陆后各自独立向现代人演进。我国的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学界倾向于多地区起源说，这种理论可以吴新智院士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为代表（吴新智：《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人的起源》，《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4期）。而遗传学界则倾向于非洲起源说，认为无论是线粒体DNA还是Y染色体证据都指向现代人来自非洲（柯越海、宿兵等：《Y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科学通报》2001年第5期）。化石和DNA材料有各自的特点和局限，对于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我国不同学科的学者应该以放眼世界和科学中立的态度来取长补短，联合攻关。

农业起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国内考古研究的热点。国外流行的许多理论也被介绍到国内，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并有力推动了环境考古和植物考古的发展。这使得浮选法成为田野发掘的常规操作，大植物遗存、花粉、植硅石和淀粉颗粒都被列入生态物而给予了与人工制品同等的重视。以往我国的农业起源研究主要以出土农作物的鉴定为主要途径，以“何时”与“何地”来指导发掘与研究。随着农业起源理论的普及，学界对于“最佳觅食理论”、“广谱革命”、“人口压力理论”、“竞争宴飨理论”等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也开始思考和讨论农业起源的动因问题（潘艳、陈淳：《农业起源的实践与理论》，《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现在国际学界的共识是，农业起源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狩猎采集者到农业社群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环节，向农业发展中的狩猎采集群不一定拥有驯化性状明显的物种，而对驯化物种的依赖程度也各不相同。此外，他们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可能会成为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也可能像日本的绳纹时代那样保持长期稳定的采集经济，也可能回到狩猎采集状态。农业起源这个漫长和不确定性的过程就是美国考古学家布鲁斯·史密斯（B.Smith）所定义的“低水平食物生产”（[美]布鲁斯·史密斯：《低水平食物生产》，潘艳、陈航译，陈淳校，《南方文物》2013年第3期）。而这种农业起源研究不限于目前成为主食的谷物品种，还包括各种蔬菜、豆类、水果、香料、调味品等各种植物。

国外农业起源的理论也受后过程论的影响有进一步的发展，从过去比较侧重外部因素的生态环境研究转向同时考虑社会内部的因素。比如霍德认为，在社群规模随农业起源而逐渐扩大的漫长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时空感的变化使人的意识和认知也相应产生渐变（I.Hodder,“Çatalhöyük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ddle Eastern Neolithic.”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36,2007）。而女性很可能更多参与动植物驯化的过程而成为农业起源的主导者（G.J.Fritz, “Gender and the Early Cultivation of Gourds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 American Antiquity, 64 (3), 1999）此外，食物的全球化也是目前研究和讨论的一个热点。

吕烈丹的《稻作与史前文化演变》总结了水稻起源研究历程和方法，将考古发现与民族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对稻作农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吕烈丹：《稻作与史前社会演变》，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虽然介绍了农业起源相关理论，但其重点并未放在水稻和农业如何和为何起源的问题上。

陈胜前的《史前的现代化》明确采用过程考古学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从狩猎采集者的环境适应来探讨中国多地区农业起源和不起源的原因。该书作者用当代气象资料模拟不同生态环境里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并结合考古材料讨论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该书还全面回顾和评价了当今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这些理论的普适性做了讨论（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本著作观点新颖，视野广阔，为业内同行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和材料的榜样。读后的一点感想是，该书环境决定论和过程论色彩较浓。从全国范围环境差异极大的背景来讨论农业起源难免线条过粗，话题似乎更注重“不起源”。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不过三四个范围很小的发源地，所以农业不起源是普遍的，而起源则是特例。在不起源上着墨过多，就有点偏离农业为何及如何起源的焦点问题。农业起源其实是个小范围的微观问题，更适合用小游群适应的生态位来进行探讨，比如弗兰纳利在墨西哥瓦哈卡的农业起源研究。

潘艳的《人类生态视野中的长江下游农业起源》根据其博士论文写成。主要创意有三：（1）从全球农业起源的视角来分析稻作起源，并紧跟学术前沿，有明确的问题导向。（2）用生态位概念分析农业起源，从人类对资源被动利用的过程论视角，转向关注先民对生态系统进行积极操纵的后过程论思考。（3）从对水稻单一作物驯化过程转向对各种资源综合利用的关注，然后从不同资源比例变化来判断植物驯化的背景与过程（潘艳：《人类生态视野中的长江下游农业起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该书的一个遗憾是，作者对国际流行的几种农业起源理论只是做了评述，没有用自己的案例对这些理论进行检验，或提出自己解释稻作起源的理论。

当前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结合了社会科学通则与历史学个案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学科交叉的领域。文明和早期国家的起源是诸多社会科学共同关心的问题，理论探讨方兴未艾。中国文明起源一直与历史学研究联系在一起，以夏商周三代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为中心。由于受这一影响，夏的何时何地，以及三代的年代起讫、王室世系和首都地望常是讨论的热点。至于理论探讨，多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及亚细亚经济模式和军事民主制展开。由于缺乏中程理论对考古材料的解读，这种社会规律的探讨难免成为贴标签，比如将夏商的社会性质看作是奴隶社会等。

随着新进化论概念引入中国，国内学界也开始借鉴各种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来讨论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发展动力。其中争论较大的就是酋邦，有人尝试用它探讨中国分析前国家社会的特点和性质，有人则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史前不存在酋邦社会。还有人觉得还是用中国古代名称如“古国”或“五帝时代”来描述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加合适。其实，酋邦就像“部落”或“国家”的称呼一样，是个泛指的抽象概念，用来统指部落与国家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其优点是它有明确的科学定义，并基于民族志研究的一般性总结，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对中国考古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判断酋邦向国家社会的演变。而中国学者偏好的“古国”、“王国”和“五帝时代”则没有这样的科学定义和理论构建。

我国文明探源借鉴国外理论方法的一项比较出色的尝试是聚落形态研究。聚落考古首先由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首创，被誉为“考古学文化功能性解释的新起点”（G.R.Willey,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in the Verú Valley, Peru. Washington DC: Bureau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No.155, 1953），以及自汤姆森提出三期论以来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加]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威利的聚落形态方法是从居址、仪式建筑、防御建筑和墓地四种建筑类型的数量、规模和分布来了解维鲁河谷的人地关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历时演变，为透物见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199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将聚落形态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进行了四年的踏勘、钻探和重点发掘，了解遗址的规模、结构、布局以及环境问题（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载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1997年至2002年，一支中外合作团队对二里头所在的伊洛河流域进行了拉网式的聚落形态调查，结合地质考古、植物考古和陶器分析，探索社会复杂化进程、人口波动、集团冲突、环境变迁、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力水平、手工业专门化、区域间互动和政治的集中等重大课题（陈星灿、刘莉、李润权、华翰维、艾琳：《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在聚落形态调查的基础上，乔玉根据聚落面积来估算各时期人口的变迁，借助地理信息系统重建各时期聚落领地的生产力和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探讨人口与社会复杂化之间的关系（乔玉：《伊洛地区裴李岗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演变》，《考古学报》2010年第4期）。戴向明从聚落形态和陶器生产专门化来探索晋南垣曲盆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这里距离伊洛河流域不到一百公里。手工业专门化是社会复杂化的一项重要指标，能为了解文明与早期国家的起源做出贡献（戴向明：《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刘莉从更大范围的聚落形态来考察二里头时期的社会变迁，认为龙山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仍显示为酋邦社会。二里头文化二期国家结构的出现比较突然，如果夏朝确实存在的话，其初期仍是一个酋邦，到后期才发展为一个地域国家（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等译，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受张光直三代都制及其迁徙可能与控制青铜原料这一战略资源相关论断的启发（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载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刘莉和陈星灿在聚落形态、陶器及其他考古材料分析的基础上，用“世界系统理论”讨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认为二里头政体的扩张很可能是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的原因（Liu Li and Chen Xingca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2003）。

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一书中，将考古学、金文和文献与地理学相结合，对西周的兴衰进行了详尽的历史重建，为我们提供了耳目一新的阐述（李峰：《西周的灭亡》，徐峰译、汤惠生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罗泰的《宗子维城》利用考古材料和文献，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历史变迁，内容涉及礼制、贵族世系、用器制度、社会等级、性别差异、族群关系等问题（[美]罗泰：《宗子维城》，吴长青等译、王艺等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虽然后面两本书严格来说属于西方的汉学研究，与考古学理论的关系不是很密切，但是从整个研究思路而言，与社会人类学的探索路径基本相同，只不过文献赋予这样的古史重建以更准确和更具体的帮助。罗泰和李峰都强调，文献虽然重要而且珍贵，但是不能以深信不疑的态度简单加以应用。罗泰还说，考古材料只有从文献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不受后者干扰的情况下，才能提供独到的认识。解放了的考古学能够大幅度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

从理论上来对长江下游文明起源作出综述的，还有郑建明的《环境、适应与社会复杂化》，该文在梳理了各种理论的基础上，讨论了环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的人地关系和文化演变的歧异轨迹，并对良渚文明的兴衰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郑建明：《环境、适应与社会复杂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小结

考古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日本的情况相似，即根据本国的学术传统来吸收过程论和后过程论的一些理论方法。虽然国内对过程考古学仍然评价不一，但是其习用的生计聚落方法已经被普遍采纳。浮选法、聚落形态、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以及科技手段，都是过程考古学的特点。方法讲究实用，接受比较容易。而理论则有门派之见，借鉴比较勉强。然而，方法和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以，中国考古学当下的范式可以被视为结合了某些过程论方法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罗泰在《宗子维城》中提到，虽然中国考古学家也关注社会历史，但是世界其他地区发展起来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几乎完全没有用于分析中国的考古材料，有文献资料的上古时期尤其如此（[美]罗泰：《宗子维城》，吴长青等译、王艺等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结果，我们虽然引进了许多新方法，但是整体水平没有显著提升。最终成果仍然是描述，难以上升到阐释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