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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 | 历经40余年不懈努力,徐州土山二号墓考古成果丰硕

摘要: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南部云龙山北麓,现徐州博物馆院内,《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共发现三座墓葬,均为砖石结构。    一号墓位于土山封土北部,1969年5月附近居民取土时发现, 1970年6月由中科院考古所和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进行了发掘,墓葬平地起建,规模较小, 墓向5度,由甬道、前室及后室组成,出土银缕玉 ...

  

土山汉墓概况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南部云龙山北麓,现徐州博物馆院内,《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共发现三座墓葬,均为砖石结构。

   一号墓位于土山封土北部,1969年5月附近居民取土时发现, 1970年6月由中科院考古所和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进行了发掘,墓葬平地起建,规模较小, 墓向5度,由甬道、前室及后室组成,出土银缕玉衣、鎏金兽形砚、雁足铜灯等珍贵文物100余件。

  

上世纪80年代土山外景

   三号墓位于封土外西北,2002 年11月徐州市中医院基建施工中发现,由徐州博物馆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向195度,由墓道、甬道、前室、东侧室、西侧室及后室组成,有开凿的墓坑。墓葬破坏严重,残存部分墓底,可能为废弃墓葬。

  

2007年土山封土发掘后全景

   二号墓位于主封土下,1977年钻探时发现,并于当年清理了东侧耳室。土山二号墓自1977年发现至今,考古发掘历经了三个阶段。发掘工作从室外考古转为室内考古,从田野考古发掘转为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将考古与改善民生、改善墓葬周边环境结合起来,是我国考古发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和范例。

  

2014年的土山封土外景

土山二号墓的发掘历程与理念

第一阶段:勘探发现和局部清理

  

   1977年5月,徐州博物馆王恺先生等对土山进行全面勘探时 在封土下中间位置发现二号墓,并于当年发掘清理了墓葬东侧耳室。1982年3月,徐州博物馆根据徐州市政府的安排对二号墓进行发掘,封土局部清理至黄肠石,后因资金、堆土等问题停止。

   第二阶段:封土发掘

   2003年11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土山二号墓,张敏任领队。2004—2006年,考古队对土山周 围进行调查勘探,并清理了墓室上部封土,此次发掘确定了封土的形状和范围,揭露出墓室封石范围。2007—2012年,徐州市政府启动徐州博物馆“四位一体”建设工程,对土山周边环境进行搬迁改造,对土山汉墓按照遗址博物馆的标准要求进行整体保护规划,建设永久性保护展示建筑设施。在此期间,考古队进一步通 过勘探明确了墓道的准确位置。

  

墓室清理前三维影像图

墓室清理后

第三阶段:墓室发掘

2014—2020年,经国家局批复同意,由徐州博物馆主持土山二号墓的发掘工作,耿建军任领队。目前发掘工作已基本结束,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收获。土山二号墓从发掘之初就制定了“发掘与保护展示相结合” 工作思路,因此2004-2006年间的发掘主要是清理墓室以上的封土,为保护展示创造条件。2014-2020年,发掘工作贯彻“边发掘、边保护、 边展示”的理念,发掘现场对社会开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按照国家文物局相关要求,为做好发掘工作,江苏省文物局组织成立土山二号墓发掘保护专家组,中国国家博物馆信立祥先生任组长、南京博物院邹厚本先生任副组长,专家组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马涛、南京博物院李民昌、 南京博物院林留根、徐州博物馆李银德等先生,专家组定期召开会议,指导发掘及保护工作。针对发掘过程中的土遗址、砖石质文物、漆木器、金属器等重点文物保护工作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荆州文保中心、南京博物院等 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开展合作,并积极与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十月文保公司以及国内从事玉石器、木材、动植物、丝绸、体质人类学等研究的科研机构和个人开展多学科考古工作。

2020年12月4日,徐州市文物局组织召开土山二号墓考古发掘成果专 家论证会,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郑州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荆州文保中心、北京大堡台汉墓博物馆等考古文博机构和高校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专家对土山二号墓的发掘工作及所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认为该项目是东汉诸侯王陵墓考古的重要发现,对于研究解决东汉诸侯王陵制度、丧葬制度、丧葬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墓 葬 结 构

   土山二号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墓上有高大的近圆形封土,封土高约16米,底部直径近百米。封土夯筑而成,夯层明显,厚度在25-30厘米左右;夯窝清晰,直径在10厘米左右。封土中包含大量的瓦片、陶器碎片、封泥等。封土周围未发现陵园建筑遗迹。

   墓葬选址在地势高亢的云龙山北麓山脊上,墓坑为开凿的石坑,南北长 27.5、东西宽15.5、深3.5米,墓室全部砌筑在墓坑内。墓坑周围发现有大量的木柱痕迹,残存柱洞,柱洞间距2-3米。木柱有直立的长方形及斜撑的圆形 两种,应该与墓葬营建有关。

   整个墓葬南北长 36 米,方向165度,由墓道、耳室、甬道、前室、后室、回廊、黄肠石墙及封石组成。墓道长约20、宽4米,前段斜坡形,两侧砌有挡土砖墙。墓道有二次打开的痕迹,打开的宽度为3.4米,填土未进行夯筑。两侧的坑壁上有很多对称的浅坑,可能与二次打开时支撑墓道壁防止倒塌有关。墓道后段平底,前后各有一道砖、石封门墙,高度为6.4米,高大壮观。

   墓葬已被盗掘,据史籍记载:元代的贾胡在土山上建一草庐,用二十年的时间盗掘了此墓,记载的墓葬盗掘情况与墓葬发掘结果基本相符。盗洞位于 墓葬的西北角,从封土开始,盗洞中就开始出现玉衣残片、漆木器、铜器等,墓室中的陪葬品也被移位。

  

封石全景

墓室砖券结构倒塌情况

   封石(黄肠石墙盖顶)位于封土与主墓室、黄肠石墙之间,范围东西16米、南北20米,南北成排,共16排,每排用石18块左右,共1250余块。石块的大小不一,一般在0.95米左右见方,厚度0.35米左右。封石一般加工的较为规整, 但表面粗糙,有清晰的錾痕及楔窝。有的封石上刻有工匠姓名,部分有白书或朱书文字或数字。

   黄肠石墙位于封石下的甬道两侧及主墓室周围,封石与墓室之间填土垫平。黄肠石墙平面大致呈“凸”字形,高6米左右,总长度为57米。除东墙上部 用石与封石相同,表面较粗糙外,其余所用石材基本相同,宽0.7米(汉代 3 尺),厚0.47米(2尺),形制规整、表面平整。石上多刻有铭文,均为工匠姓名,名字的后面有“石”或“治”字,可能分别代表石料的开采和加工人员。

   封门墙两侧各有一耳室,均为砖结构,东耳室为三层砖券,西耳室为二层砖券,除东耳室上层用的是长方形砖,其余均为券砖。耳室口部设置有木门,上、下各有门楣和门槛。券顶上砌有挡土墙,门外有耳室封门墙。东耳室保存较好,边长2.5米,高3米。西耳室长4、宽2.5、高3米,局部坍塌。

   甬道、前室、后室及回廊均为石墙,楔形砖券顶,其中甬道、回廊为二层券,前室、后室为三层券。

   甬道南北长6.5、东西宽2.7、高4.7米,北部券顶有部分保存,大部分已坍塌。口部有以二排木板叠砌的封门墙,墙内有2件镂空的龙形铺首衔环。木墙及券顶上有砖砌券顶封口墙及挡土墙。

  

东徼道内漆木棺全景

东徼道漆木棺东侧板

   前室为横向长方形,内长12.2、宽3.2、高5.2米,墓顶已坍塌。东、西石墙上有砖砌券顶封口墙。后室前有门道,长1.45、宽2.15、高3.1米,发现有髹红漆的木门痕迹和龙形铺首残件。墓室南北长4.8、东西宽4.5、高5.5米,顶部已坍塌。回廊围绕在后室的东、北、西三面,总长28、宽1.75、高3.8米,除北回廊东西两端坍塌外,其余保存较好。底部中间为砖砌台,两侧为排水沟。

   墓室内使用了大量的木料,主要用于四个方面:一是作为门道上券顶的支撑,具体方法 是降低两侧石墙高度,在其上搭建木板作为横梁支撑;二是作为施工平台,即在石墙上以木板搭建平台,用于券顶的施工。在墓室完成以后,又在平台下面粘贴一层薄木板,作为室内装饰。三是作为施工平台上券顶支撑的填充物,用木板纵横交错叠压放置,仅见于甬道;四是作为地板。根据发现的朽木痕迹判断,其是连同树皮一起使用,木板的宽度一般在15—18 厘米,厚11.5厘米。经检测,所使用的木材为柏木及杉木。

出 土 器 物

   各墓室按照功能区分放置不同的陪葬品。东耳室为庖厨间,基本都是陶器。西耳室主要是车马明器及陶楼院落等。甬道内发现有部分铅质的车马明器。

   前室东部主要是车马器、兵器、娱乐器具等,西部为玉石祭奠用品。后室为棺室,中间为石砌棺床,东西并列二具漆木套棺,同时还出土银缕玉衣和鎏金铜缕玉衣残片,结合人骨鉴定的结果,可确定为夫妻合葬,而墓道中的二次打开痕迹也印证了这一结果。

   两具棺的形制大致相同,均为木胎,其中内棺用梓木、外棺用樟木,每面棺板都是用木板拼合而成,木板之间、 棺板之间都是用长的铁钉进行连接。棺板内外各涂抹厚厚的灰层,灰层外髹红漆,其中外棺表面绘白色云气纹。

   西回廊主要是车马明器,北回廊为成组陶器,东、西两端有大量薏苡子,东回廊南部发现大量陶器。东回廊中北部葬一人,使用单层梓木漆棺,结构基本同于主棺,但棺板较厚,表面髹红漆,外表绘黑色云气纹,并镶嵌玉石璧,陪葬有玉席、骨角器、头饰等。

  

东回廊漆棺上的镶嵌璧

  

东回廊漆棺内出土的金饰件

土山二号墓出土文物4800余件, 其中发现于封土内的封泥4500 余件, 墓室内出土文物350余件,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铜铁器等。

   封泥全部出土于封土中,包括官印封泥、私印封泥及无印封泥。封泥中的官印基本上都是属于西汉楚国王国机构职官、下辖县乡职官等。

   墓室内出土陶器种类繁多:模型明器中以灶、圈厕、陶楼院落较有特色;大量的仿漆木器陶器基本上都有红色彩绘,器形有案、盘、耳杯、勺、方 盒、樽等,其中长方形案上放四件圆盘,而带有抽屉的长方盒为首次发现。

  

北回廊出土带有抽屉的长方形盒

  

东徼道棺内出土的琉璃棋子

   玉石器有玉质、大理石质及青石质,包括玉衣、玉席、枕、握等殓葬玉器,还有成组的耳杯、盘、案、勺等祭器。前室放置二件四足石案(坪),其中 一件石案上覆盖绢类丝织物,其上有纵横各十七道墨线,还伴随出土88枚椭圆形黄铜质棋子,与东徼道漆木棺内发现的76枚绿色琉璃子形制大小相同, 应为围棋盘和围棋子,证实汉代对弈双方是以棋子的质地和颜色相区分。

  

铁镜X光照片

  

   金属质陪葬品有车马器、兵器、漆器饰件等,其中镂空盘龙铜铺首、战国时期的蟠螭纹铜钫及铁镜最具特色。发现的6面铁镜,最大的一面直径达35厘米,通过X光照片显示有的铁镜有极为精美的错金银纹饰。

主 要 收 获

   一、土山二号墓是目前已发现东汉时期保存相对较为完整、获取信息最为丰富的大 型诸侯王墓葬,是东汉诸侯王陵墓考古的重大发现。东汉徐州附近先后封一代楚王、五代彭城王。土山二号墓的形制与河北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公元54年—90 年)、山东济宁肖王庄任城孝王刘尚墓(公元84年—101年)、淄博金岭齐炀王刘石墓(公元46年—70年)结构大致相同,时代也应该接近;以铺设木板作横梁支撑的砌筑券顶方法时代明显较早。出土的连弧纹铜铁镜也主要流行于一世纪中、后叶。初步判断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 以楚王(楚厉侯)刘英(公元41年—70年)及第一代彭城靖王刘恭(公元 88 年—117 年) 的可能性最大。

   二、土山汉墓三座墓葬中葬有四人,其特殊的合葬形制是东汉诸侯王葬制的新发现,为研究东汉时期诸侯王丧葬制度提供了新材料。土山汉墓没有发现陵园遗迹。二号墓内葬三人,其中后室内为王与王后的合葬,东 回廊内另葬一人,可能为身份比较高的女性或是王(后)夭折的家人。一号墓内葬一人,该墓与二号墓位于同一个封土下,关系密切,从墓葬结构看其时代稍晚,可能为另一个王后或王太后。三号墓位于封土外西北部,从发掘迹象看应为废弃墓葬,其后室宽度仅有1.44 米,原来可能是准备安葬一号墓或二号墓中的某一个女性。

  

道出土彩绘陶器

   三、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东汉诸侯王彩绘漆棺,明确了东汉诸侯王(后)使用双层套棺的棺椁制度,对于研究东汉诸侯王陵墓丧葬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二号墓后室内葬两人,为夫妻合葬,均为重棺,内棺为梓木, 外棺为樟木,表面髹红漆,外棺以白色绘彩绘;葬服为银缕玉衣 或鎏金铜缕玉衣。《后汉书·礼仪志》记载“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玉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木,洞朱,云气画。”土山二号墓的葬具与葬服与史载基本相符。

  

后室玉衣出土情况

  

   四、揭示出东汉早中期诸侯王墓的结构及建筑方法,明确了东汉时期各墓室名称功用。首次发现在大型砖室墓中以铺设木板作横梁支撑的砌筑券顶方法,与后来比较成熟的利用券顶高差作为支撑的方法相比,应处于大型砖室墓券顶技术的初始阶段。土山二号墓还在墓室石墙上铺设木板作为券顶施工平台,施工完成后木板经过装修成为墓室装饰的一部分。经鉴定,所用木料多为柏木和杉木。墓内前室、后室和回廊券砖上分别发现“前堂”“官(宫)室”“徼道”等文字,明确了在汉代各墓室的名称功用。

  

墓室券砖上白书文字“徼道下”“前堂下”、“官(宫)室下”

  

封土中出土的部分封泥

五、东汉墓葬的封土中发现大量西汉封泥,全国罕见,是一批重要的封泥文字资料。土山汉墓封土取土地不是原生堆积,其内包含物丰富,以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为主,封泥主要出土于封土上部,靠近墓室部 分较少见到,目前仅在发掘区域内就出土封泥4500余枚。土山汉墓封泥特别是官印封泥蕴藏的信息量大,对于研究职官制度、国家军事与治理、疆域变迁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作者单位:徐州博物馆 (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辑:张小筑

审核:李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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