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郭元咀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前川大街二程书院北部，坐落于鲁台山北麓、滠水东岸的台地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9年3月至2020年12月，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发掘表明，郭元咀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包含屈家岭时期、商代、西周、东周以及唐、宋、清代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以商代铸铜遗存的发现最为重要。

（海报设计：曹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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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陂鲁台山郭元咀遗址视频资料

● 发掘单位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项目负责人

胡刚

概况

▲发掘区全景（俯视）

郭元咀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前川大街二程书院北部，坐落于鲁台山北麓、滠水东岸的台地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9年3月至2020年12月，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发掘表明，郭元咀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包含屈家岭时期、商代、西周、东周以及唐、宋、清代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以商代铸铜遗存的发现最为重要。

▲台基发掘全景（东向西摄）

商代铸铜遗迹独立分布在一处人工堆筑的台地之上，其东西宽29.4米，南北长48米，分布面积达1400平方米，共发现熔铸活动坑2处、灰沟9条、房屋建筑4座、残炉底20处、陶范坑4处、粗砂坑3、烧土坑16个、垫土坑20处、灰坑59座以及因冶铸活动而形成的黑灰面、烧土面等遗迹，基本涵盖了熔铸生产的主要活动环节。

▲台地上工棚类建筑

人工台基的北面、西面临滠水，南面为一条大界沟所隔开，东面和东北面为居住区，表明该熔铸区是郭元咀遗址的一处独立铸铜作坊。两座熔铸坑东西并排分布于台地南部，四周有柱洞构成工棚式建筑，周围发现3座以填埋废弃物为主的大型灰沟（G7、G8、G9），其中南部为G7，东部为G8，北部为G9，沟内堆积物呈倾斜状分布，出土大量的熔铸遗物。已清理的熔铸坑（K11）内发现1个残熔炉底部，四周是细砂、铜渣（富铁的精炼渣）、细碎陶范、木炭等构成的多层堆积物，表明K11是遗址中专用于精炼粗铜的场所，并且历时性较长，活动强度较高。H43是一处以废弃陶范堆积为主的灰坑，位于台地中部。

▲熔炉底部与熔炉倒塌的堆积

▲残熔炉底部与周围的炉渣、木炭、砂土层（L14）

▲粗砂坑及其底部小坑

▲熔炉底部与熔炉残壁

此外，人工台地北部亦有熔炉分布，其中L16中发现完好的炉底和倒塌的炉壁堆积在一起，周围的灰沟、灰坑等遗迹中还出土了若干炉壁（坩埚壁）残块、陶范，表明台地北部可能是另外一处熔铸区。

▲西周、春秋墓葬陶器

出土遗物

▲粗铜块

▲铜锛（T18③：2）

▲青铜小件

▲出土的外范、芯范和模范

▲陶质熔铸工具（鼓风嘴、角形支垫）

商代冶铸遗物有熔铜器具、生产工具、原料、陶范以及燃料等。出土的炉壁残块300余块、坩埚壁残块150块，个别可以复原，出土的陶范共计3000余块，保存较差，有外范、芯范和陶模三类，可辨器形有罍、斝等，出土其他铜质、石质生产工具共计200件。此外，还出土了日用陶瓷器、陶质生产工具共计160件，并且浮选了大量的炭化水稻、木炭等植物遗存。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并结合考古学文化分期，商代铸铜遗存的绝对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200年之间。

▲研磨工具（石杵与石臼）

▲石质生产工具（石铲）

▲G7出土陶器

　　▲附铜渣的坩埚壁残块（正反面）

学术价值与意义

郭元咀遗址是近年来湖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商代考古发现之一，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有：

一、商代铸铜遗存的主体年代相当于洹北花园庄期至殷墟一期，是继盘龙城遗址之后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新的商人聚落的代表，对探讨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揭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李伯谦、刘绪、高崇文等多位先生指导K11发掘现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指导郭元咀工地发掘现场

二、发掘出土了大量与熔铸活动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多个熔铸场所的发现以及大量炉底与坩埚残块的出土表明，郭元咀遗址铸铜规模巨大，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铸铜遗址。该遗址中至少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铸造青铜器三类冶金生产活动。

王巍、张昌平等先生观摩郭元咀考古发掘现场

郭元咀遗址发掘者合影

三、初步揭示了郭元咀遗址与中原商都的密切关联与差异。其铜器及铜渣样品以高放射性成因铅为主，与洹北商城等都邑的金属资源一致，其陶范质地也与洹北商城陶范相似，这些分析工作对认识南方地区商代青铜器的资源与技术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四、带按窝的鼎足、鬲足的出土显示，郭元咀遗址与大路铺文化存在交流与联系，郭元咀遗址出土的铜器及铜块的普通铅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与鄂东地区矿产资源完全相符，表明此地出土的铸铜原料或部分来源于鄂东、赣北等地的长江铜矿带，为揭示商代晚期长江流域铸铜技术水平、铜资源的共享与分配、组织与运输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五、遗址还发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灰坑、墓葬类遗存，初步揭示了鲁台山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为研究鲁台山西周“长子国”族属与源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朱广骊

复 审 | 郭晓蓉

终 审 | 李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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