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星堆遗址是1931年英国牧师董宜笃(V.H.Donnithorne)在广汉获悉当地农民燕道诚因车水溉田挖出石壁、玉璋、玉琮、玉壁等一大批玉石器而被发现的。根据燕氏家族提供的情况,董宜笃得到这批玉石器出土的消息时,已事隔两年,实际上,这批玉石器是1929年出土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已近七十年了。 在这近七十年中,四川省内的文博考古单位和大专院校

【作者简介】陈德安，三星堆工作站前站长。

三星堆遗址是1931年英国牧师董宜笃(V.H.Donnithorne)在广汉获悉当地农民燕道诚因车水溉田挖出石壁、玉璋、玉琮、玉壁等一大批玉石器而被发现的。根据燕氏家族提供的情况,董宜笃得到这批玉石器出土的消息时,已事隔两年,实际上,这批玉石器是1929年出土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已近七十年了。

在这近七十年中,四川省内的文博考古单位和大专院校,先后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并开展了多种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现已初步揭示出:在夏商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上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这个文明中心有其自身文化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以及中原夏商文明以外的其它地区的方国文明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主要的文化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1.具有政治中心性质,其规模超过周围相邻的城址;2.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有规模可观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术;3.有分布范围达3至4平方公里的夯土城墙遗址;4.自然水系的合理利用与治理;5.有较为完善的宗教礼仪祭祀制度。这些重要内容构成了三星堆遗址的主要文化内函。

三星堆遗址在过去的调查发掘中,因工作地点的不同,曾被分别称为“真武宫遗址”、“横梁子遗址”、“月亮湾遗址”、“中心场遗址”等等。因同属一个遗址群落,故在1980年以后,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

近几年的调查表明,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鸭子河南岸大堰村至西外乡高涧村一线临河的高台地上,在马牧河南岸的三星村一带的高台地上也有较为集中、丰富的文化堆积。遗址的分布中心是真武村及三星村。

在三星堆遗址周围的广汉、什邡、彭县、新都等地区,还调查到十余个相当于三星堆上层文化的古遗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广汉金鱼乡石佛寺遗址、兴隆乡烟堆子遗址、什邡市人民——新安遗址等。三星堆遗址周围地区的一般遗址的发现,正显示了三星堆遗址在周围古遗址群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

一、考古发掘

三星堆遗址发现后,于1934年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在三星堆遗址首次拉开了考古发掘的序幕;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1980年以来,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与广汉市文化部门合作,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十余次的试掘和发掘工作,前后共揭露文化遗存约4000余平方米,试掘城墙夯土1000余平方米。比较重要的有1980—1986年三星堆Ⅰ、Ⅱ、Ⅲ区的发掘;1986年三星堆Ⅱ区两个祭祀坑的发掘;1988—1989年东城墙的发掘;1991—1992年西城墙的发掘;1995年南城墙的发掘:1997年11月—1998年5月仁胜村土坑墓的发掘等。

现已基本查明,三星堆遗址包含着两种文化面貌不尽相同、且又有前后承继关系的遗存:一种是三星堆早期遗存,或称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其相对年代大约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另一种是三星堆晚期遗存,即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或叫三星堆遗址上层文化,其相对年代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

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在四川盆地内有广泛的分布。绵阳边堆山、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汉源狮子山等处遗址,都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在成都平原还发现了相当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址,其中有新津龙马宝墩遗址、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遗址、温江县万春乡鱼凫城遗址、崇州市双河古城遗址等,这些遗存已被命名为“宝墩文化”。在这些遗址内都发现了夯土城墙,城址规模较大,面积在20—30万平方米左右。这些古城的发现,说明在三星堆一期,蜀人正由原始公社向文明社会过渡,出现了大小城邦组织,为后来出现高度发达的夏商时代三星堆古蜀文明奠定了基础。

以三星堆二至四期为代表的晚期遗存,除在盆地内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外,在川北的嘉陵江、川西南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也有分布。另外,在三峡地区的商周遗存中也见较为强烈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在陕南汉中地区、鄂西地区,也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二、三星堆文化的一般特征

(一)三星堆早期遗存

三星堆遗址早期遗存的一般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陶器。主要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两大类。灰陶中以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为最多。褐陶中有表面磨光的黑皮陶;有内黑外褐、或内褐外黑的黑衣陶。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橙黄陶。器形主要有锯齿形口沿罐、花边形口沿罐、喇叭口大翻领罐、敞口镂孔圈足豆等器形。其中不乏有制作精美、表面磨光的礼仪用器。陶器制法多手制,但轮制亦占有一定比例。多平底器和圈足器。有的平底器的底较厚,似假圈足。纹饰有细如粗线的绳纹、篮纹、重叠绳纹、网格纹、米粒纹、缕孔、细弦纹、齿纹等。

2.石玉器。石器是主要的生产工具,以斧、锛、凿为主,器形较小,加工较精致。反映了这一时期已经脱离了粗放的农业阶段,出现了较高级的农业经济,农业的高度发展为生产工具的精细加工提出了技术要求,同时,也为后来生产精美的玉石礼仪用器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玉璧、玉环、玉圭等小型的玉石礼仪用器。仁胜砖厂工地墓葬中出土有玉牙璧、玉锥形器、玉矛、猫眼石球等。

3.房屋建筑。在地面挖沟槽,筑木骨泥墙,两壁抹草拌泥,并经火烧烤。

4.宗教意识。在房屋基址出现奠基坑,以青壮年或儿童作为奠基用的人牲;在胜仁砖厂工地发现坑位方向一致的墓葬22个,有的坑内埋入骨架仰身直肢,有的人骨架身躯不全,似经肢解。有的坑内埋有经肢解的动物牺牲,坑壁及坑底经反复夯砸或拍打,坑内的人的躯体和动物牺牲似也经过夯砸或拍打,这是一种特殊的掩埋方式,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5.城的出现:在成都平原与三星堆早期遗存同时期的其它遗存中,已普遍出现了夯土城墙。这些古城遗址群中的城邑没有一个形成了象三星堆古城这样的中心都邑,只有三星堆早期遗存发展成了蜀国的中心都邑,最后创造出璀灿夺目的三星堆晚期青铜文明。

(二)三星堆晚期遗存

1.陶器。可以分为三期:

早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橙黄陶。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平底盘、圈足盘、鸟头柄器、缸、瓮、器盖、纺轮等。素面陶较少,且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色皮陶。纹饰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

中期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有灰褐和黑灰两色。此外,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红褐陶。器形除第二期常见的器形外,新出现有尊形器、觚形器、形器等。在本期稍晚还出现尖底盏和器座。本期小平底罐由早期的圆弧肩变为圆折肩,由薄卷唇变为尖圆唇,腹变浅,呈钵形;高柄豆由直柱柄变为竹节柄或线绽状柄,出现实足尖。素面陶比早期增多。绳纹主要有粗绳纹、凹弦纹、附加堆纹、网格纹、镂孔、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二期(郑州白家庄期)至殷墟早期(殷墟一、二期)。

晚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比例大增,还有少量的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褐陶。中期常见的器类基本沿用,但器形变化较大。小平底罐几乎全演变成小平底钵,另有向尖底杯演进的。的足胎壁较厚,腿瘦长,多乳头状实足尖。陶器多素面,纹饰以粗绳纹和凹弦纹为主。粗绳纹表面多经抹平,凹弦纹多施用于器物的颈、肩上。另外,还有附加堆纹、网纹、镂孔、云雷纹等。年代相当于殷墟晚期(殷墟三、四期)至西周早期。

2.玉石器

此时玉石礼器大量出现,许多斧、锛、凿、斤等工具也不是实用器,而是礼仪性的工具,工具的礼仪化是三星堆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比较集中发现的是1929年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石器,以及1984年、1987年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玉石器。

可将这些出土的玉石器纳入遗址的分期范畴。1984年在真武仓包包处还发现二里头形制的玉璋1件;1987年又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祭祀坑一个,该坑内出土文物除两件铜牌饰外,还出土玉瑗、玉凿、石璧等玉石器数十件。其中石璧大小依次递减的顺序重叠放置于祭祀坑中。该坑的时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说明在这一时期三星堆文化已有较为完备的礼仪祭祀制度。

1986年在三星堆南面发掘出土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近200件,二号坑出土玉石器100余件。经整理研究后可知,一号坑部分玉璋和玉戈年代较早,有的可能早至二里岗时期,个别的还可以早到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下层时期。一号坑其余的玉石器大致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的玉石器的年代相于殷墟二期。

这一时期玉石器的特点,一是器物的体形大小兼备,如玉璋大的长达150厘米以上,小的仅长3厘米左右。石璧大的直径达70厘米左右,小的也仅3—4厘米。二是以工艺精良见长,如玉璧、玉瑗的好、孔两面多数都有十分精确的凸起的周边,在肉的两面碾琢出若干重凸起的同心圆,其凸线极为准确、圆润。玉璋、玉戈长达七、八十厘米,硬度在6度左右,但两侧边刃极薄,刃线准确、流畅。有的玉石器其上或锼或镂或刻出十分精细而生动的纹饰图案,并见有用碱性植物汁液作腐蚀剂描绘在玉石器上,将花纹图案浸染而成的。三是玉石料的材质种类广泛。经过岩矿型鉴定,除有软玉、碧玉、琥珀、玛瑙外,还有阳起石蛇纹石岩、阳起石角岩、阳起石透闪石岩、蚀变白云大理岩、白云质板岩、硅技板岩、蚀变灰绿岩、蚀变基性岩、陂嵝石岩、片麻岩、安山玢岩、石英片岩、角砾岩、石灰岩、灰长岩等数十种岩矿种类。

3.青铜器和黄金器

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的青铜器主要有铜牌饰和镶嵌绿松石的铜虎等。

在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出土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一号坑的下埋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而一号坑的青铜器早的可以早到二里岗上层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阶段,而不见晚于殷墟一期的器物。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三期的前段。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以及、尊等器物种类。二号坑下埋的时代大约在殷墟三、四期之间,出土的青铜器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围内,但有早晚之间的差异,可以分成早、晚二组:早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早段,晚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段。二号坑在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上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的三期晚段。

两个坑出土的青铜器中,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这些青铜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前14—11世纪)蜀国青铜文明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形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祗;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由素面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平台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组成。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握物献祭状。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一、二号祭祀坑分别属于商代中期和晚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的存在,说明这时期三星堆遗址处于繁荣鼎盛时期。而三星堆青铜器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商代早期甚至夏代。1976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面高骈乡发现的土坑中,出土了一件近似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1987年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祭祀坑中,又出土铜牌饰两件。铜牌是二里头文化中特有的铜器,在商文化中已不曾见到。有学者推测三星堆出土的铜牌饰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商代早期,这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生产可上溯到商代早期或夏代是不成问题的了。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二是形体大,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用纯金皮捶打而成,长142厘米,重400多克,其上用双勾手法雕刻出鱼、鸟、神人头像和箭等图案。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是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一、二号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号坑出土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出土的金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出土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4.房屋建筑

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址的房屋主要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形式,以长方形和方形者居多。是在原生地面上挖沟槽,槽中立木柱,间以小木棍或竹棍作为墙骨,在两侧抹草拌泥成为墙壁,并经火烧烤。屋面用五花土铺垫,并经夯实。开间一般较大,面积在15—30平方米左右。其中一间大房子进深8.7米,开间23米,面积约200平方米。圆形房子一般不挖沟槽,直接在地面上掘柱洞立木围成一圆圈,圆圈中心立擎柱以支撑屋顶。柱子之间无壁墙,估计是一种干栏式建筑。屋内有火塘。

5.宗教祭祀

1986年7月和8月,在三星堆遗址内先后发现两个商代祭祀坑。随后,学术界对两个祭祀坑的性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是祭祀坑,有人认为是器物坑,有人认为是窖藏,更有人认为是陪葬坑。经过对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和学术界一段时期的讨论,现已比较倾向于“祭祀坑”说。从两个坑出土的器物的使用性质和功能分析,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都不属于日常生活用器,也不属于一般性的礼仪祭祀用器,而是仅适合于大型宗庙内使用的像设、礼仪用器和祭祀用品。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同一坑内的器物年代差距较大。从器物的种类、用途和年代距离以及同一器类之间彼此连续发展,无文化面貌上的差异等情况来看,反映出是同一国家的先后时代不同的两个宗庙内的用品。两个不同时期的宗庙被毁后,再掘坑将宗庙重器埋入坑中。造成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同一国家内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转移即改朝换代所造成。在宗庙被毁后,举行祭祀的礼仪,将宗庙器物焚后埋入坑中。

除1986年夏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个大型祭祀坑外,1986年春天在一、二号祭祀坑西侧还发现两个小型祭祀坑,坑内出土铜器和玉石器,器物也经火烧过。这些情况说明有关三星堆晚期遗存的祭祀遗迹在三星堆遗址的分布是比较广泛的。

6.城墙建筑

在遗址东、南、西三面发现城墙。这些城墙虽然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城墙基础依然存在。以调查和试掘结果表明,东城墙现残长1000余米,估计原长度应为1800米左右,北偏东12度;西城墙被鸭子河和马牧河冲毁,现残长800余米,北偏东25度;南城墙在中段向南拐折,残长约600米。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1600—2000米,南北宽2000米左右,面积约3.5—3.6平方公里。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一般宽40余米左右,顶部现存宽度约20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即墙心主体部分)和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呈梯形,采用平夯法夯筑,两腰经铲削修整,并用圆木棒横向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坚硬;内侧墙和外侧墙采用分段夯筑法筑成,每段夯筑到一定高度,经切削修整后,又再继续接夯。在主城墙局部,已经出现使用土坯砖来增加城墙高度,这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最早使用土坯垒筑城墙的实物例证之一。另外,内、外侧城墙为多数呈倾斜状的斜行夯层。有的地方能看到分块版筑的情况;有些夯层为堆土垒筑,夯筑方法显得较为随意。这一方面说明了城墙的建筑离版筑技术的出现时代不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城墙的体量较大,全部使用版筑技术来夯筑城墙满足不了工程进度的需要。

在城墙外侧均发现有宽约20—30米的濠沟,濠沟的两端分别与鸭子河和马牧河相沟通,组成一个既有利于防洪排灾、又有利于防御和交通运输的综合性水系工程。由此可见,对水系的利用和治理是古蜀文明的一大特征。

在城墙的夯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于三星堆遗址一期(即相当于龙山时期)。在东城墙、西城墙和南城墙的试掘中,都发现了城墙夯土叠压在一期文化层之上,同时又被二期或二期偏晚的文化层叠压的地层关系。另外,在濠沟内沉积的主要是三、四期的地层,这说明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建筑时代在二期(相当于夏至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在二期之晚至三、四期(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三星堆文明在中国夏商文明中的关系、地位和作用

古代的蜀国,地处中国西南的边陲。关于蜀的历史,除甲骨文和《尚书·牧誓》外,晚至春秋与战国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见于文献记载。而关于蜀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面貌,则是晚至本世纪三十年代才认识的。至于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情况,学术界则是一无所知。三星堆夏商青铜文明的发现和确认,使人们对古蜀文明认识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填补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在秦汉时期。其实,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奠定。龙山时期,各个大型的族团已经形成。这些族团之间的互相兼并、交流融合,最后以夏族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传说记载蜀族是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并有“禹生于石纽”、“禹娶于涂山”的传说。石纽和涂山分别在蜀巴二地,这些传说记载反映了蜀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甚为密切和古老。夏代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器陶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传说记载和出土材料都说明古蜀民族的产生和中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原青铜文明一经出现,古蜀民族就对中原青铜文明因素加以吸收。三星堆青铜文明作为中原地区以外的一个方国文明,它的产生和中原青铜文明有直接联系。

仁胜砖厂土坑墓中出土的玉锥形器,具有分布于长江下游及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风格。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年—4200年之间,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的年代估计在距今4000年左右,说明在龙山或二里头早期,三星堆早期的居民不但与中原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往,甚至与远至长江下游或太湖地区的居民也有文化方面的交往,这些重要发现使我们对认识三星堆文化的视野由巴蜀地区拓宽到中原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

商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分析,也可以看出商文明对蜀文明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壁、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14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而到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3世纪左右),玉石器的戈、璋中,大量出现独具地方风格的器物形制;青铜尊、虽然形制接近殷商文化或长江中游地区和陕南汉中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但器物的纹饰极具地方风格,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民族个性。这时具有古蜀民族自己特点的青铜文明已经形成。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有其自身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三星堆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Ⅰ式玉戈和Ⅱ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说明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商代的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仪用器为代表,这些器物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较少;尤其是独立人像的青铜制品,则几乎不见。三星堆青铜文明则大量出土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以及神树造型的青铜制品,无疑更加丰富了中国商代青铜文明的内容,填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某些空白。

中原地区商王朝至商代晚期已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四海”的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文明对其周邻的方国文明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作为一个远离商王朝的蜀国,在商代已具有自身特点、且可与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我们有必要对商文明以外的周邻地区的商代方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重新评估。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说明,中国文明是多元化的耦合而形成的,各方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长期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最后才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各自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文明。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曾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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