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杨富学 | 回鹘道教杂考

摘要: 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之一,以善于兼容外来文明而著称于世,宗教信仰多种多样,先后信奉过的有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祆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差不多涵盖了古代亚欧大陆曾经流行过的所有国际性宗教,成为丝绸之路沿线宗教融合的坩埚。在如此众多的宗教信仰中,惟有萨满教、道教不是西来的,而是我 ...




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之一,以善于兼容外来文明而著称于世,宗教信仰多种多样,先后信奉过的有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祆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差不多涵盖了古代亚欧大陆曾经流行过的所有国际性宗教,成为丝绸之路沿线宗教融合的坩埚。在如此众多的宗教信仰中,惟有萨满教、道教不是西来的,而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由于笔者前曾撰文对回鹘萨满教做过探讨,[1] 故这里仅就回鹘之道教略作考述。

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是在方术、巫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道无术不行”及“道寓于术”等说法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道教所从事的道术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应首推符箓和占卜。所谓“符”,本是帝王下达旨令的凭证,具有无尚的权威,而“箓”呢?则为记录之意。后被方士借用,他们宣称天神有符,或为篆文,或为图画,在天空以云彩显现出来,由方士录之,遂成神符,可用于遣神役鬼,镇魔压邪。自汉代以后,屡有道士以符箓为人治病或驱鬼,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由中原地区传播至周边许多地区,新疆吐鲁番一带出土的这一时期大量的道教符箓和占卜典籍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9世纪中叶,回鹘由蒙古高原西迁至新疆等地,这里原来流行的道教遂由其传承下来。

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在吐鲁番市西10公里处的交河故城考察时,发现回鹘文道教符箓1件。其符箓之画法与中原所见几无二致,其不同仅在于咒符之间多出了许多回鹘文文字。上有卦象以断人休咎祸福,无疑是《易经》在回鹘中的推演。已由邦格与葛玛丽刊布。依现存残片,清楚可见者有如下13卦:

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回鹘文道教符箓

第7卦师,回鹘文作süüsülämäk (编号:T II Y 36. 2,第17~32行);

第9卦小畜,回鹘文作kičig igidäk (编号:T II Y 36. 1,第149~161行);

第16卦豫,回鹘文作säwinmäk(编号:T II Y 36. 14,第81~92行);

第27卦颐,回鹘文作igidmäk(编号:T II Y 36. 16,第200~211行);

第28卦大过,回鹘文作uluγ (编号:T II Y 36. 4,第212~225行);

第30卦离,回鹘文作kün……(编号:TII Y 36. 11,第161~173行);

第41卦损,回鹘文作qoramaq(编号:T II Y 36. 3,第48~63行);

第42卦益,回鹘文作arqa(??)birmäk (编号:T II Y 36. 15,第64~80行);

第44卦姤,回鹘文作tušušumaq (编号:TII Y 36. 12,第1~16行);

第45卦萃,回鹘文作utrukälmäk (编号:T II Y 36. 5,第108~120行);

第48卦井,回鹘文作täringquduγ (编号:T II Y 36. 17,第94~107行);

第52卦艮,回鹘文作taγ (编号:T II Y 36. 13,第33~47行);

第53卦渐,回鹘文作inčkälmäk (编号:T II Y 36. 6,第121~134行)。[2]


说明中原地区的易占在回鹘中已有所传播。后来,勒柯克又于同地发现有回鹘文道教文献残片两件(编号为T II Y 61、T IIY 51),上有纯粹来自中原的符箓多种,并且书有回鹘文字,兹录其前4行如下:[3]

bu [i]sig igligka yalγaγu vu ol.

bu ätüz küz-ädgü vu ol.

bu vu til tar öküš tägmäz-ün[ti]s[är], qapïγaltïnta urz-un.

bu oγul qïz asmaγu yalγaγu vu ol.

此为解救女病人发烧之符;

此为护祐人体之符箓;

此符可使人免于长舌之累;

此为保护幼童免于迷路之符。

道教的星占术著作也被译成回鹘文在新疆广为流传,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回鹘文写本中即有如下内容:


ang’ilki[t]amlang atlγ yultuz ol. vū-sï bu ärür.küškü yïl-lïγ kišibu yultuz-γa sanlïγ toγar. (TTT VII,14. 4~8)

首是贪狼星。其符如此。鼠年生人属之。

ikintikumunsi atlγ yultuz ol. vū-sï bu ärür.ud yïl-lïγ, tonguz yïl-lïγ kiši bu yultuz-γasanlïγ toγar. (TTT VII, 14. 13~17)

二是巨门星。其符如此。牛年生人属之。

üčünliusun atlγ yultuz ol. vū-sï bu ärür.tavïšγan yïl-lïγ, taqïγu yïl-lïγkiši bu yultuz-γasanlïγ toγar. (TTT VII, 14. 24~28)

三是禄存星。其符如此。鼠虎及狗年生人属之。

törtunčyunkiu atlγ yultuz ol. vū-sï bu ärür.küškü yïl-lïγ kišibu yultuz-γa sanlïγ toγar. (TTT VII,14. 35~39)

四是文曲星。其符如此。兔年及鸡年生人属之。

bišinčlimčin atlγ yultuz ol. vū-sï bu ärür.lū yïl-lïγ, bičinyïl-lïγ kiši bu yultuz-γa sanlïγ toγar. (TTT VII, 14. 45~49)

五是廉贞星。其符如此。龙年及猴年生人属之。

altïnčvukūatlγ yultuz ol. vū-sï bu ärür. qoin yïl-lïγ, yïtlanyïl-lïγ kiši bu yultuz-γa [sa]nlïγtoγar. (TTT VII, 14. 55~59)

六是武曲星。其符如此。羊年及蛇年生人属之。

yit[ïnčpakunsi] atlγ yultuz ol. vū-sï bu ärür.yunt yïl-lïγ kiši bu yultuz-γa [sanlïγtoγar]. (TTT VII, 14. 65~69)

七是破军星。其符如此。马年生人属之。

[säkiz-ïnč……atlγ yultuz ol. vū-sï bu ärür].tonguz yïl-lïγ kiši bu yultuz-γasanlïγ toγar. (TTT VII, 14.75~79)

[八是左辅星。其符如此]。猪年生人属之。

[toquz-unč……] atlγ yultuz…… (TTT VII, 14. 86)

[九是右弼]星……

不难看出,回鹘之星占术也是从中原汉族那里转借过来的。以之与《黄帝斗图》、《唐开元占经》、《协纪辨方书》等汉籍相较,庶几乎可定二者间差不多完全相同,只是回鹘人在接受中原星占术的同时将原来的“十二地支”转换成他们习见的十二生肖而已。

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印本残片也存在着讲八字命运的内容:

altun qutluγkiši yürüng bay

ïqač qutluγ kiši kök bay

suw qutluγ kiši qarabay

金命的人白而富,

木命的人青而富,

水命的人黑而富。[4]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印本残片卷首

“金命”“木命”“水命”等术语的出现,体现出汉文化对回鹘道教的的深刻影响,因为以五行属命是汉人的习俗。这些符箓、文献虽均为零篇断简,但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道教及其道术在古代维吾尔人中的传播。

除了回鹘文文献的记载外,元代汉文典籍对古代维吾尔族的道教也有一定的反映。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西征,以锐不可挡之势横扫欧亚大陆。应其召请,全真道首领邱处机不得不以72岁高龄由山东启程奔赴万里之外的中亚,途经高昌回鹘之夏都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在其行记中曾提到鳖思马大城(即北庭,故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12公里破城子)有道士,而且人数还不少:

西即鳖思马大城(故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12公里破城子),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时回纥王部族供葡萄酒……侍坐者有僧、道、儒。[5]

这一记载反映了回鹘国中道士之存在,而且与回鹘王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经常出入宫廷,参与王室的活动。从他所言北庭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来看,这里的道士似非来自中土,而应为回鹘人,至少是已经回鹘化了的。

道教对回鹘的影响从迁往内地的回鹘人及其后裔的活动中也可看得出来。据《吴江甘泉祠祷雨记》载:

时高昌雅实理公为州达鲁花赤,忧心恻然,乃捐己俸,市香烛,宿斋戒,躬致情词于昭灵观道士富恕,乞为将诚吁天。而公率僚幕胥吏之属,悉徒跣谒龙于祠下,再拜稽首,为民请命。富君乃用其教法役神召龙,炼铁符投槁水符,才入而雷,殷殷自水起,玄云四垂,雨即随至。公忽惊且喜,以手加额曰:“神明不远如此哉!”船迎龙,漫至州署。有赤鲤跃入公舟中,命童仆纵之,波雨雾沱告足,即昭灵设蘸,谢比竣事,复迎牲祠下,合乐大飨,以答龙神之灵。[6]

说明中原道士的祈雨之法也深为回鹘人所敬信,即使身为显宦如达鲁花赤的雅实理也不例外。巫术与道教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道教界所谓“道无术不行”、“道寓于术”之说就准确地反映了这一状况,随着道教在回鹘中的传播,中原之巫术也顺理成章地被回鹘人接受了。

道教对回鹘的影响不仅在民间,而且还深入到内迁回鹘人的文化上层。如高昌偰氏家族之著名文学家偰玉立即在隐居后自称“止庵道人”;元代著名的散曲家贯云石则自号“芦花道人”,可谓道味十足。尤其是贯云石,他的诗词传世者不多,但明显可以看出他对道家典故的熟悉与喜爱,如“道人仙气似梅花”(《题陈北山扇》)、“虬髯老子家燕城”(《画龙歌》)、“惊动南华梦里人”(《题庐山太平宫》)、“清冷冷无是无非诵《南华》”(《隐逸》)等即真实反映了他的道学修养。据说他的道家观念很浓,“其视死生若昼夜,绝不入念虑”。泰定元年(1324)五月八日在临终前他还口占了一首言辞诙谐的《辞世诗》:

洞花幽草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

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明月一般圆。[7]

完全是一幅置生死于度外的超脱相。其友张可久对其道、禅情结颇有感触,在《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为酸斋解嘲)中和《辞世诗》韵曰:“学会神仙,参透诗禅,厌尘嚣,绝名利,近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学炼丹,同货墨,共谈玄。”[8] 将一个修禅悟道的贯云石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贯云石还曾瞻仰南宋著名道教大师白玉蟾修炼之所,并写《三一庵》诗以抒怀古之情。他与江南道教大师俞行简过从甚密,当俞氏集资重修道观通玄观时,贯云石慷慨予以布施。他应道士蒋明善之请而撰写的《道隆观记》,更是文辞并茂,盛赞老子“贵无为,尚清净”之学。[9] 当然,贯云石并未以道学为专修,在修习道教的同时,佛教、儒学也是并重的。

元末寓居内地的龟兹回鹘人盛熙明也是释道兼修的。他于元末寓居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供职于奎章阁,曾参与编修《经世大典》。他专擅书法,对佛教颇为精熟,曾撰《法书考》八卷,在《梵音》一节中对梵文悉昙字进行了专门论述。[10] 此外,又“曾书写《金字佛书》一帙。”[11] 晚年定居浙东后又曾撰《补陀洛迦山传》,[12] 史书称其“学佛能诗”,当不虚也。此外,他又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自号玄一山人。刘仁本赠与他的诗中就有“功名早遂身先退,修炼长生业已成”之句,[13] 说明他对道教的修炼是相当热衷的。

与上述情况相仿佛者还可以亦都忽立为例。亦都忽立,又作伊尔图呼兰,其墓志铭载:

公讳伊尔图呼兰,其先回鹘人。徙燕,今为燕人。所居种杏成林,因以自号……趋尚文雅,通儒书,礼秀士,喜谈仙佛,善作大字。绰有中州风度,其钟天地之仁气者。[14]

据此可知,亦都忽立也是元代对儒、释、道兼有所修的回鹘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道教与回鹘的接触当在9世纪中叶以后,极盛时期当在元代。从残留的古文献遗物看,古回鹘人中的道教信徒还是不少的,中土道教文献被译入回鹘文者也不在少数,真实而形象地展示了汉文化对古代维吾尔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回鹘文化的发展。


注释:

[1] 杨富学《维吾尔族的萨满教及其演变》,《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3539页(收入拙撰《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10页)。

[2] W. Bang - A. von Gabain,Türkische Turfan-Texte. I, Berlin, 1929.

[3] G. R. Rachmati, TürkischeTurfan-texte. VII, Berlin, 1936, p. 37.

[4] 冯家昇《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2页。

[5]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见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1202页。

[6] []郑元祐《侨吴集》卷9《吴江甘泉祠祷雨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5集部·元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第788页。

[7] 胥惠民、张玉声、杨镰《贯云石作品辑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2页。

[8]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830页。

[9]《延祐四明志》卷18,宋元四明六志本。

[10] []盛熙明《法书考》卷2,四部丛刊本。

[11]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题东平王与盛熙明手卷》,四部丛刊本。

[12] []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大正藏》第51册《史传部三》,第2101号。

[13] []刘仁本《羽庭集》卷3《寄谢玄一山人盛熙明馈药二首》,四库全书本。

[14] []刘埙《水云村稿》卷8《中大夫延平路宣相杏林公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编按:本文原刊《吐鲁番研究》2003年第2期,第131—135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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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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