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7日晚，应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华先生以《西南考古——历史、现状、问题与展望》为题，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逸夫楼B207教室为校内外考古、历史、文博相关专业的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主持。本讲座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专业成立五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讲座伊始，孙华老师首先阐释了西南考古的必要性。孙老师讲到，从学科结构和分类来看，中国考古学是由中国的断代考古学、区域考古和专门考古学构成，西南地区从自然 地理的角度来说，占了中国四分之一的区域，还包含了相当独特的一个自然和文化地理单元——青藏高原，将其作为中国考古学区域考古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理所当然的。

一、西南地区的自然与历史背景

孙华老师介绍，西南地区是世界的屋脊所在，对整个亚欧大陆都有高屋建瓴之势。这里是纵贯东南亚及南亚的礼社江－元江（红河）、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独龙江（恩梅开江－伊洛瓦底江）、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贾母纳河－恒河）等国际河流的发源地，是长江、黄河和珠江三大河流发源和流经的地方。该地区东为海拔很低的四川盆地，西邻高耸的青藏高原，从海拔几百米的河谷到六七千米的山脉交替出现。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这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方面，西南地区主要是由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三个自然地理单元组成，三个区域的历史和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文化的同一性随着历史的推移在不断增长，并且这种增长往往是伴随着四川盆地这个中心而逐步展开的。

西南地区历史自然地理分区图

对于四川盆地这一概念，孙华老师指出，古今行政区划存在差异，四川的范围在古今也有变化，如果引入历史自然地理的要素，四川盆地这一区域需要包括北面的安康盆地、陇山以南区域与汉中盆地。一是因为中国的第一、二级阶地和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是在秦岭而非巴山，汉中盆地、安康盆地和陇山以南区域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更接近于四川盆地而不近秦岭以北地区。二是因为在历史上，汉中和安康盆地也长期属于古代的四川所管辖，直至元代以后才分划给陕西管辖，其风土民情和文化传统至今也与四川更接近一些。四川盆地的南缘——贵州北部的遵义地区，其风土民情和文化传统与四川盆地相似，历史上也长期属于四川统属，直到清代才划给了贵州管辖。因此，研究西南考古，四川盆地所指范围，应该包括北至秦陇山地，南至贵州高原原下的广阔地域。

四川盆地地形图

接着，孙老师讲到，由于四川盆地周围的山脉和高原与盆地内的高差很大，使得四川盆地封闭性很强，只有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长江，切开了四川盆地盆缘地段。在史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江是四川盆地与外界联系的主要廊道。不过，至迟商代晚期，四川盆地先民利用横贯关中盆地的渭河支流清姜河河谷地带，与关中平原开始往来。至迟在战国时期，四川盆地与关中盆地之间，已经形成了多条通道，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之说。秦末汉初嘉陵道已经有了与新道相对的“故道”之名。从此以后，通过这些跨越秦巴山地的道路系统，四川盆地与中国中心地区就紧密联系在一起。

四川盆地，尤其是盆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都，也就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中心的重大历史变故往往影响到整个西南地区。孙老师通过发生在西南地区重大历史变故：秦灭巴蜀、征服夜郎、文翁治蜀、哀牢内附、孔明南征、氐僚入川、吐蕃立国、南诏崛起、云南归元等为我们讲述了西南地区的发展历程，并根据西南地区文化发展进程，将西南考古划分了六大时期，分别为第一大期100万至1万年前后；第二大期1万年前后至公元前1500年；第三大期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年；第四大期公元前100年至400年；第五大期400年至1300年；第六大期1300年至1900年。展示了西南地区的文化从出现差异到文化多样性达到最丰富后又趋向统一的发展过程。

讲座现场

二、西南考古的历史与现状

孙老师讲到，中国西南地区，是连接中国汉地与藏地、国内三大东西向大河的上游与国际4条南北向大河的区域，早在张骞通西域的西汉时期，张骞就向朝廷提出了开通中国西南通往印度的“蜀身毒道”的设想。到了近代，当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诸国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以后，除了一些西方的探险家、传教士和旅行者外，一些地理、生物、矿产、民族和考古等学科的学者，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也将触角伸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在这一地区开始了各种形式的调查。

随后孙老师带领大家回顾西南地区考古的历史，大致为以下三期：

第一期：1877—1934年。西南考古资料个别发现和缓慢积累的时期。这一时期开始于1877年英国人贝巴（C.E.Baber）在重庆发现的石器和石棺，因二者在一个地方发现，他将史前石器与汉代石棺视为同一时期之物。1905—1906年鸟居龙藏在西南开展民族学调查，顺便也调查了包括崖墓在内的一些古墓葬。

第二期：1934—1980年。考古学术团体有计划开展西南考古，西南文化面貌逐渐显露时期。这一时期以美国学者葛维汉（D. C. Graham)首次对四川广汉县月亮湾（即三星堆）遗址发掘为标志，发现并初步认识了四川盆地最重要的中心遗址三星堆遗址，调查发现了长江上游的石棺墓（板岩葬）盆地南北的船棺墓、三峡地区的悬棺葬、川南地区的大石墓及大石遗迹等。

葛维汉教授在三星堆遗址（1934年）

第二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二期第1阶段是1930年至1950年，以三星堆遗址发现和发掘为开始的标志；此阶段由国内学者进行的重要考古工作有：

(1)1938—1940年吴金鼎、曾昭燏等在洱海地区的区域考古。通过同一历史自然地理单元长约一年半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和研究，吴金鼎等将洱海地区的史前至南诏大理时期或更晚的遗存划分为四期，首次建立了西南地区洱海西区的文化序列。堪称这一时期西南区域考古的代表作。

(2)1941年，“川康古迹考察团”团长吴金鼎主持的四川彭山崖喜的发掘。此次考古工作除了发掘崖墓77座、砖室墓2座外，其计划之全面，工作之缜密，都是前所未有的，堪称西南重要墓葬类型的典范性工作。

(3)1942年至1943年，吴金鼎、冯汉骥主持发掘成都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发掘结束后，冯汉骥主持了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撰写了系列考古论文和发掘报告。

第二期第2阶段是1950年至1970年，以船棺墓的发掘和认知为开始的标志。此阶段的重要考古工作有：

(1)1954年，为配合成渝铁路和宝成铁路修建，西南博物院（主持者是冯汉骥）主持发掘了重庆巴县冬笋坝和四川广元宝轮院两处船棺葬基地，发掘出了26座墓葬（宝轮院9座，冬简坝17座），认识到这是一种战国至汉初的当地独特葬俗，提出了“巴人成蜀”的假说。

(2)1955—1960年，云南省博物馆在滇池旁的晋宁县石寨山进行了四次发掘，除了发掘出战国至汉的墓葬数十座外，认识到了一种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独特青铜文化外，还在第6号墓出土“滇王之印”金印一枚，知道这是当时滇人之墓，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关于滇国的记载。

第三期：1980－2000年。西南区域文化发展进程逐渐揭示，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的时期。以1980年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的重新启动为标志，这时期开展的考古工作极多，重要发现层出不穷，学术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重要考古工作有：

(1)1980年以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重启了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基本上建立了成都平原的公元前2500—前100年的先秦文化的序列。

(2)1995年以来，在成都平原连续发现了8座新石器时代末期宝墩村文化的古城，成都平原早于三星堆文化的文化面貌得以揭示。2002以来，又在成都西郊发现并发掘了金沙村遗址，该遗址加上早先就已经发现的是十二桥遗址群，成都平原晚于三星堆文化的文化面貌也基本展先在人们面前。基本建立了公元前3000到纪元前后四川盆地西部的文化序列。

(3)1994—2007年国家文物局等组织的长江三峡库区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基本建立了渝东鄂西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直至明清的考古学文化的序列。

(4)2005—2010年前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贵州威宁与云南昭通交界处的威宁县中水遗址群了大规模的发掘，结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以前对云南昭鲁盆地几个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确认这些遗址属于公元前1500年以后至汉代以前的青铜时代的遗存，提出了“鸡公山文化”文化的命名，基本建立了云南高原东部地区先秦文化的发展序列。

(5)2003年至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先后发掘了大理市银梭岛遗址，连同其后洱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其他遗址，基本可以建立云南高原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并对文化互动和族群迁徙的历史背景也有了初步的认识。

(6)2015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通海县兴义村遗址，根据地层关系和包含器物群将其划分为三期，第一期被发掘者成为“海东类型遗存”，第二期是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的所谓“兴义二期类型”，第三期则是战国晚期至西汉的石寨山文化遗存。尽管还有缺环，但给云南中部史前文化的分期编年奠定了基础。

在此时期，西南考古的专题研究也成为热点，如青藏高原东麓文化互动与族群迁徙问题、石棺墓及大石墓问题、铜鼓及其相关问题、川渝石窟寺考古专题、土司遗址考古专题等，推动了西南地区考古的发展。

三星堆保护大棚和在棚内工作的青年考古学人

梳理完西南考古的历史，孙老师又将大家带回西南考古的现状，也是西南考古的第四期。2020年开始，西南地区专题考古和综合研究开展，西南考古的新时期。该阶段以三星堆埋藏坑的再发现为标志，聚焦在三星堆埋藏坑的考古工作不仅在方法上、技术上和组织形式上将三星堆遗址考古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将西南考古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最后，孙老师提到，在这个新的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四川和重庆的考古学家合作开展了“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此同时，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区的考古学家也启动了“汉晋前后西南夷地区的社会变迁”的合作研究工作。这些工作连同川渝石窟寺考古勘察与研究、川渝宋元山城体系的调查与研究、青藏高原史前文化考古与研究等项重要考古项目的开展，西南考古的一个新时期已经到来。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贺云翱教授进行了总结，并向孙华老师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讲座致以感谢。随后的交流提问环节中，孙华老师耐心细致地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最后，师生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孙华老师此次精彩的讲座表示感谢。

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