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四 古代都城考古的基本构成要素中国古代都城考古首先要究明其物化载体形式，即古代都城的主要物质文化内涵。都城首先应该是城，而城的空间形式是以城墙围绕。都城的空间根据其使用功能不同，而形成都城之内的空间“分区”，这种分区一般是从都城之中的路网结构中反映出来的，如果把都城空间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都城之中的路网就类似“人”的“骨架” ...

四 古代都城考古的基本构成要素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首先要究明其物化载体形式，即古代都城的主要物质文化内涵。都城首先应该是城，而城的空间形式是以城墙围绕。都城的空间根据其使用功能不同，而形成都城之内的空间“分区”，这种分区一般是从都城之中的路网结构中反映出来的，如果把都城空间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都城之中的路网就类似“人”的“骨架”。连接路网与城墙的节点是城门，城门是城的坐标点与“门面”，城门的数量、形制（即“门道”数量）还是城的“身份”象征。都城是国家的政治统治（或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社会与经济管理中心，这四个“中心”的活动平台是宫殿、武库、礼制建筑、官署、粮仓、民居、市场、手工业作坊等，帝王陵墓是都城的“阴间”存在形式。

1.城墙与城壕

美国著名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认为，“由于有了城墙，城市生活便有了一个共同基础”。因此城市被城墙“封围”成为其重要特征。从世界范围来看，“直到18世纪，在大多数国家中，城墙仍旧是城市最显著的特征之一”[33]。还有的学者更为明确地指出，“封闭的城墙是城市的基本特征”[34]，城市“物化表现为公共建筑和坚固的周环防御墙”[35]。何驽从城墙功能角度指出：“我们总体认为城市或都邑应当有城墙环护，其功能不仅是军事防御的实用需要，而且确实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稳定感、永恒感，一种威严感和自豪感。’（见：凯文·林奇著《城市形态》，林庆怡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第236页）城市外轮廓上的城墙，在空间上首先将城区与郊野、城市与乡村以物化的边界区别开来，控制乡野之民随意出入城区，部分地剥夺了他们的空间到场权、空间使用权和在空间中活动的权力，借以维持城区内的秩序和等级，最终为了保障统治者的安全。”[36]城墙是都城必备的要素，城墙是区分都城或宫城与其它地区的分界线。都城城墙又是必备的防御设施，历史文献记载的“城以卫君”，清楚地说明了“城”的防御功能。

城墙作为都城的防御设施，是防御“人”的，那么城墙就应该具备使“人”不能“徒手”翻越的基本条件。这样就要求城墙具有防御人翻越的基本功能，为此城墙虽然不必要上下垂直，但其“收分”标准亦应控制在防御人的翻越程度。因此城墙的宽与高有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一个城墙基部的宽度与城墙高度是有相应比例的，这在目前对于古代都城（包括其它古代城址）的城墙研究中，需要给予足够重视。我们需要从已知的古代都城（或古代城址）城墙宽与高的数据比例关系，确定城墙与“非城墙”的科学依据。比如，近年考古发现的良渚城址，其“城墙”基础宽约50米，有的甚至更宽一些，有的学者认为其有可能是防水的“河堤”遗存，因为按照城墙基础50米左右的宽度，城墙高度只有达到35～45米，才可能具有防御人的翻越功能。当然也有可能当时人们利用了原来的河堤工程基础，于其上再修筑城墙。不过这需要进一步的田野考古去究明。

与城墙相关的“马面”等，是加强城墙防御功能的设施。目前来看，“马面”的出现可能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它的功能变化可能是从军事性城堡扩及政治性中心城市及都城，其空间发展则是从北方农牧交汇地带进入内地及中原地区。

从加强防御角度而言，城墙之外又设置城壕。就城墙与城壕的历史而言，“城壕”是从“环壕”发展而来，城墙之外取土修筑城墙的壕沟成为城壕，就此而言，城壕是城墙的“副产品”。城壕的设置与城墙的修筑是“一举两得”的结果。有必要说明的是，城壕是“对外”的，在有些地方出现城墙之内外均有城壕的现象，其城内“城壕”需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究明。比如良渚城址的内城壕可能是城内用于通行的河道，犹如历史时期都城城墙之内的“环涂”。

2.城门与宫门

中国古代都城城门是都城标志性建筑，都城正门又是都城坐标性建筑。

目前考古发现先秦时代都城城门数量与形制、分布位置比较清楚者甚少，很难得出规律性结论。如已经考古发现的最早属于“都城”性质的城门是良渚城址的城门，它们均为“水门”，这与城址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基本究明都城城门的偃师商城遗址，可能有6座城门，东西对称分布城门各2座，南北相对城门可能各1座。城门均为1个门道。又如在东周（春秋时代晚期）楚国都城——纪南城遗址，考古发现7座城门遗址，其中南、北、西城门各2座，东城门1座，在上述南、北城门中各有1座“水城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城墙的北部城门与南城门的“水城门”各为3个门道。纪南城的3个门道城门是目前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发现时代最早的“一门三道”的都城城门[37]。东周时代的曲阜鲁国故城考古发现东、西、北城墙各辟3座城门，南城墙辟2座城门。曲阜鲁城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具有11座城门（并且东、西、北各3座城门）的古代都城，其南城门（南东门）外置双阙[38]。东周时代临淄城大城发现6座城门，分别为东、西城门各1座，南北城门各2座。临淄城小城东、西、北各1座城门，南城门2座。赵国邯郸城王城之西城四面各辟2座城门，东城西、北各2座城门，东、南各1座城门。魏国都城安邑城之小城四面各1座城门。

总结以上先秦时代都城城门数量、配置、形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偃师商城和赵国王城之西城的城门对称性分布；第二，楚国纪南城出现了“一门三道”城门；第三，曲阜鲁城的东、西、北三面各3座城门；第四，曲阜鲁城南城门（即南东门）的城门之外置“双阙”（或“双观”）；第五，安邑城小城四面各置1座城门。上述都城及宫城城门的五个特点，为其后帝国时代都城与宫城城门制度所承袭。

在先秦时代都城城门特点的基础上，从西汉王朝都城——汉长安城开始至明清北京城，都城城门从数量、形制、分布位置等诸多方面，形成自身特点。这时的都城一般设置12座城门（也有个别都城设置11座城门或13座城门），四面城墙各辟3座城门（个别都城有北城墙设置2座城门或4座城门，还有极个别都城南城墙设置4个城门），绝大多数城门为“一门三道”，个别都城城门也有“一门五道”，如唐长安城明德门。大多同一都城或在外郭城城门，或在内城城门，或在宫城城门置阙，个别都城同时置阙于都城与宫城城门（如汉长安城东城门之“阙”类建筑[39]与未央宫“东阙”“北阙”）。从汉长安城四面的12座城门来看，凡是与宫城宫门相对的城门规模较大[40]。至于都城城门中的“正门”，应该与其他城门有所不同，如唐长安城正门有5个门道[41]，而其他城门则均为3个门道。

都城的宫城一般四面各置一门，汉代以后多以南宫门为宫城正门。从北魏洛阳城开始，宫城正门一般3个门道（如北魏洛阳城宫城阊阖门遗址[42]），有的5个门道（如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43]）。南北朝及其以后的宫城正门，一般是都城外郭城、内城与宫城城门之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宫城正门一般置“阙”，如汉长安城未央宫有“东阙”[44]，考古发现的北魏洛阳城宫城阊阖门有双阙，隋唐洛阳城宫城正门——应天门置双阙[45]，降至明清北京城宫城的正门——午门之外的双阙。在已经考古发现的邺南城朱明门亦有双阙[46]，朱明门可能为邺南城“内城”或“皇城”的南城门[47]。在都城城门之中，一般宫城正门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这也说明宫城在都城之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自西汉晚期长安城以降，都城一般朝向为坐北朝南，外郭城、皇城（内城）、宫城的正门均为南门（如果南门东西并列3座，则以中间南门为正门），它们成为都城、皇城、宫城朝向的标识。外郭城、皇城、宫城南北排列的三座正门，北与都城大朝正殿南北相对，上述四点连成一条南北向直线，形成都城中轴线。

3.道路、路网与分区

都城道路因其使用者身份不同、所处位置不同，道路规格、规模不尽相同，形成都城之中不同等级道路。都城分布的不同道路，成为都城的“骨架”，形成都城的“路网”。都城路网，也是都城不同空间社会功能分区的“界线”。以上所述，构成都城道路不同于一般城市的几个特点。

第一，都城道路有“中轴路”“干道”及其他道路，这些道路有着明显的等级。连接都城、皇城（内城）、宫城正门的道路，是都城的“中轴路”。都城中轴路的名称，各个时代不尽相同，如北魏洛阳城为“铜驼街”[48]，唐长安城为“朱雀大街”或称“朱雀门街”[49]，隋唐洛阳城为“天街”等[50]。一般来说与城门、宫门相连接的道路是都城的“干道”，如汉长安城的“八街”，是汉长安城宣平门、清明门、安门、直城门、雍门、横门、厨城门、洛城门通入都城之内的道路。与宫城正门相通的道路，有的是“驰道”，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东宫门之外的道路即属此类。有的宫城正门之前的东西向道路，是都城之中十分重要的道路，如唐长安城宫城承天门之前的东西向道路。

第二，都城道路等级不同，其规模、形制也不一样。如汉长安城“八街”是都城之中重要的道路，它们分别与都城的8座城门相连接。这些道路是都城之中规模最大的，一般路宽45～50米，其形制均为“一道三股”，即中间为皇帝使用的“驰道”，两边为其他人通行使用。又如唐长安城的“中轴路”，南起外郭城南门——明德门（都城正门），向北依次为皇城正门——朱雀门、宫城正门——承天门、太极殿，这条“中轴路”时称“朱雀大街”，街道宽150～155米。唐长安城中有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与城门连通的大街一般宽约百米，而只有朱雀大街宽达150米[51]。

第三，都城道路是其“分区”的主要标示。如汉长安城“八街”把都城分隔为11个区，即未央宫（包括武库）、长乐宫、桂宫、“北阙甲第”、北宫、明光宫、西市、东市、厨城门民居区、洛城门民居区和宣平门民居区[52]。唐长安城的朱雀大街是都城中轴路，都城之内的长安县与万年县分列其两侧，东市与西市对称分列中轴路东西。皇城和宫城的南、东、西三面分别被春明门与金光门东西向大街、启夏门与安化门南北向大街与外郭城分开；皇城与宫城南北之间被通化门与开元门之间的东西向大街南北分开。上述路网在都城之内分区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

4.宫城

宫城是都城的核心，历史文献记载所说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53]，此“城”即“宫城”的简称，亦称“内城”“小城”；“郭”即“郭城”的简称，亦称“外郭城”“外城”“大城”。王国时代的“宫城”称为“王宫”，帝国时代的“宫城”或称“皇宫”。宫城是王室或皇室的中央政权机构所在地，王国时代宫城的主要建筑是“宫殿”与“宗庙”，帝国时代宫城的主要建筑是“宫殿”，因此可以说“宫城”主要是“宫殿”之城。宫城以“城墙”围之称“宫城”，宫城应是为王室、皇室的宫庙等代表国家权力的建筑群所修的城，用以加强宫庙的安全保卫。

宫城实际出现得很早，它是文明的产物，与“国家”产生的时间大致同步。“早期中国”城市是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是政权所在地，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它实际是宫城性质的城市。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国家管理机构的扩大，相应“政府”之“平台”的增加，都城运转辅助人员的增多，都城活动空间的扩展，在“城”（宫城）外出现了“郭”（郭城），继之又发展到宫城之外出现“内城”或“皇城”，在宫城与“内城”或“皇城”之外为外郭城。

作为同一都城中的宫城、内城（或皇城）与郭城，它们并不是同时营建的，一般是先筑宫城（或小城、内城），后建郭城（或大城、外城），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很多，如汉长安城[54]、隋唐长安城[55]等。都城之中宫城、外郭城等的营建时间的先后，不只是建设工程的时间先后安排问题，它们反映了都城建设中以宫城为“核心”的理念。

王国时代晚期，随着国家政治权力的变化，作为国家权力物化载体的宫城形制也在发生着变化。春秋战国时代各地出现的“亚宫城”，如山西侯马的晋都遗址，其宫城与“亚宫城”由平望、牛村和台庄三座小城组成，三者彼此连接，形成“品”字形平面[56]。再如战国时代中晚期的赵邯郸城，也有同晋都新田宫城与“亚宫城”并存的相似情况。赵邯郸城的宫城和“亚宫城”亦由3座小城组成，三者彼此相连，平面也是“品”字形，其中西边的小城应为宫城，东、北二小城似为“亚宫城”[57]。进入帝国时代，宫城与“亚宫城”并存制度仍然流行。秦都咸阳有北宫和南宫，北宫当为秦咸阳宫，南宫或为秦咸阳城渭河以南的“亚宫城”。西汉一代，都城长安有正式皇宫、临时皇宫、阶段性皇宫、避暑皇宫和后妃使用的宫城，形成非常有特色的宫城与“亚宫城”群。这一制度既是前代的集大成，又对后代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东汉一代，都城雒阳还是存在着宫城与“亚宫城”，不过二者前后地位有所不同，南宫从宫城变成“亚宫城”，北宫从“亚宫城”变成宫城。从西汉的宫城与多“亚宫城”制向汉魏的双宫城、单宫城制的发展，是皇权加强的反映，说明了外戚势力的下降。

城的单一宫城制，形成于魏晋洛阳城。唐代初年唐长安城为单一宫城，高宗时以唐太宗为唐高祖在都城东北部修建的避暑之地——永安宫（次年更名为大明宫），改建为宫城[58]。唐玄宗时曾一度将兴庆宫作为皇宫。与此同时，唐长安城的宫城、大明宫仍然作为皇宫存在，但是这与魏晋时代以前的都城多宫城、双宫城内涵不同。唐代以后，多宫城制不复出现。当然，属于都城附近的避暑性的宫城修筑，自秦汉时代以降一直延续不断，如从汉长安城的甘泉宫，历经唐长安城九成宫（隋仁寿宫）、玉华宫、翠微宫、华清宫，晚至清代承德避暑山庄等，这些大多具有宫城的基本布局形制，个别则离宫特性较为突出。伴随着单一宫城制，北魏洛阳城及以后历代都城中出现了内城（或皇城），这应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体现。

宫城作为都城政治中枢所在，其对安全的要求应是第一位的，因此宫城一般选址于都城中地势较高的地方，以控制都城制高点。此外，最高统治者办公、起居的宫城，位于都城最高处，还使之产生高高在上、“君临天下”之感。宫城周围的环境规划，也涉及王室、皇室的安全。宫城在都城中，与百姓民居和生产、生活区有“缓冲带”隔离分开，从而确保宫城的安全，如汉长安城未央宫周围四邻均为皇室各类建筑或达官显贵的宅邸，其东为武库、长乐宫，北为桂宫、北宫和“北阙甲第”，西、南两面为都城西、南城墙，西城墙之外即建章宫，南城墙之外为礼制建筑群等[59]。汉魏洛阳城的宫城位于内城北部，其南部为铜驼街两侧的高级官署和皇室宗庙、社稷、寺院等重要建筑；宫城东、西部为贵族的宅邸；宫城北部属皇室池苑与金墉城[60]。唐长安城的宫城位于都城北部，其南有皇城与里坊区相隔离，其东西两侧安置有达官显贵的宅邸，其北部为皇室禁苑。上述几座都城中的宫城周围环境与建筑分布情况，在古代都城、宫城中是普遍的。这一格局也反映出宫城在都城的政治中枢地位。

中国古代宫城平面有方形与长方形两种，在长方形宫城中，又有东西宽、南北窄与南北长、东西窄两类。属于方形平面的宫城有偃师商城宫城、魏安邑城宫城（小城）、赵邯郸城宫城（赵王城）、汉长安城未央宫及辽中京、金上京、元上都之宫城等。东西宽、南北窄的长方形宫城（或宫庙区）有郑州二里冈商城宫城（或宫庙区）、东周洛阳城宫城、郑韩故城西城之宫城、秦咸阳城宫城、燕下都宫城（或宫庙区）等。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宫城（或宫庙区）有陶寺城址的宫城，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安阳洹北商城的宫城，安阳殷墟宫庙区，曲阜鲁城宫庙区，齐临淄城宫城，东汉雒阳城的南宫与北宫，北魏洛阳城宫城，唐长安之太极宫、大明宫，元大都宫城，明清北京城宫城等。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方形平面的宫城在汉代以前比较流行，中古后期辽、金、元的一些都城之宫城亦是方形平面，这可能是都城营建上的复古反映。东西宽、南北窄的长方形平面的宫城，在商代已出现，东周时期流行，汉代以后很少发现。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平面的宫城，早在陶寺城址就已经被发现，东周时期已较多出现，汉代以后流行，并成为宫城平面的主要形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这时期的宫城一般为坐北朝南的南北方向；其二，宫城除主体宫殿外，作为宫城轴线上的主要宫殿建筑群中宫殿建筑数量增加，使宫城轴线（南北方向）延长，从而将宫城平面南北加长。

宫城中的主体建筑一般位于宫城中央或宫城东西居中位置。在历代宫城中，主体建筑（或正殿）位置的发展变化，往往是由宫城中央或偏北，向偏南发展。一般来说，主体建筑（或正殿）位置，秦汉时代以前多置于宫城中央或偏北。魏晋以后，正殿一般置于宫城偏南位置。出现上述空间位置变化的原因，应该是由于社会发展，国家统治机器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强化，反映这些国家权力变化的考古学载体——大型宫殿建筑数量越来越多，单体体量越来越大。为了使大朝正殿后面（即北面）的轴线（南北方向）之上安排更多的重要宫殿建筑物等，在保证大朝正殿“居前”的原则下，正殿只能由北向南移，这样可以使正殿北部、宫城之内营建更多皇室所需要的重要建筑物。

中国古代宫城布局的另一特点是外朝居南、内廷位北，正殿居南、后宫位北。

5.宫殿、宗庙与“左祖右社”

宫城之中的宫殿是国家政治的平台，是都城的政治中枢。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与国家形成的诸考古学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构筑有以布政宫殿建筑为中心的城市，古代宫殿遗址考古所反映的不同时代宫殿形制、布局的变化，宫殿与宫城、都城关系等诸多方面问题，对研究古代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古代宫殿遗址的平面形制（指宫殿主体建筑物——殿堂之平面），一般为长方形和方形，个别也有圆形或多边形的。宫殿之中殿堂平面为长方形的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这类殿堂大多坐北朝南，采光较好。由先秦至唐宋，长方形平面的殿堂进深与面阔之比值变化值得注意，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第一号宫殿比值为0.375[61]、湖北黄陂盘龙城F2比值为0.382[62]、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之中殿和椒房殿正殿比值分别为0.6与0.59[63]、汉长安城桂宫第二号建筑正殿比值为0.57[64]、汉宣帝杜陵寝殿比值为0.58[65]、北魏洛阳城太极殿比值为0.60[66]、唐大明宫含元殿和宣政殿比值分别为0.55与0.57[67]等。由此可以看出，宫殿殿堂进深与面阔比值总的发展趋势是由小到大，先秦时代变化较明显，汉唐时代趋于稳定，其比值接近“黄金律”（0.618）。

据目前已究明的古代宫殿殿堂平面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的大朝正殿平面绝大多数为长方形，中古以后的重要寺院的佛殿、道观的殿堂、各类庙等建筑，其主体建筑的平面亦为长方形。

方形平面的建筑遗址，多与礼制建筑有关，如战国时代的河南辉县固围村魏王室陵墓之上的享堂遗址[68]，河北中山国王陵享堂遗址及其出土兆域图上的“王后堂”和“哀后堂”[69]，秦始皇陵的寝殿遗址[70]，汉长安城社稷遗址[71]，汉景帝阳陵陵庙遗址[72]，汉宣帝杜陵陵庙遗址[73]，汉长安城南郊的宗庙和辟雍遗址[74]，汉魏洛阳城南郊的辟雍、明堂、灵台遗址[75]等，上述方形平面建筑的渊源可能会追溯到史前时期古老先民们的祭祀性建筑。

汉魏时代以后，方形平面的礼制建筑已很少，渐被长方形平面的建筑所取代。其实这种现象早在西汉时代已出现，当时的一些帝陵陵寝的殿堂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中古时代的祭祀性、宗教性、礼制性建筑的主体殿堂平面由原来的方形演变成长方形，反映出皇权势力越来越强，而“族权”“神权”越来越成为皇权的附庸。

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宫城中建筑遗迹主要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先秦时代这种建筑基址中有宗庙和宫殿建筑。田野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属于夏商时代的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中，在其宫城之中分别发现了可能属于宫殿与宗庙的遗址。大约战国时代中晚期秦王国与秦代的秦咸阳城、西汉时代的汉长安城，宗庙有的不但不在宫城之中，而且也不在大城（外城）之内，而是置于都城之外，出现了宗庙在都城安置的“矫枉过正”做法。根据历史记载，大约从东汉雒阳城开始，宗庙在都城之中与宫城之外，北魏洛阳城开始形成宗庙在内城（后来的皇城）之中、宫城之外，这一规制影响深远。

宫殿与宗庙的分别营筑以及宗庙从宫城中的移出，是国家权力对宗族权力的胜利，是地缘政治的加强、血缘政治的削弱，是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体现。这一胜利导致都城建设中宗庙、宫殿营建顺序的变化。《礼记·曲礼》记载：三代时期“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到了汉代，高祖刘邦登基伊始，先建宫殿、武库、太仓等，宗庙的营筑是稍后的事。

关于古代都城社稷遗址的考古发现资料甚少，目前可以认定为年代最早并且唯一进行过考古发掘的古代社稷遗址是汉长安城社稷遗址[76]，其方形平面形制对后代社稷影响深远，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明清北京城社稷的主体建筑与院落亦为方形平面[77]。汉长安城社稷遗址位于都城南城门之外，与宗庙遗址分列于南城门南北向道路两侧，形成“左祖右社”格局，这也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都城“左祖右社”的社稷。至于《周礼·考工记》中所记载的“左祖右社”，或是战国时代学者的“理想”，或是西汉时代文人之所为。从西汉时代晚期形成的都城“左祖右社”制度，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平面方形社稷的形制，也是延续两千年来基本未变。

6.礼制建筑（明堂、辟雍、灵台、太学、圜丘、地坛等）[78]

本书的“礼制建筑”包括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圜丘（或称天坛）、地坛、太学等，关于宗庙和社稷前已论及，这里不再讨论。

历史文献记载先秦时代已有明堂、辟雍、灵台、圜丘、太学等[79]，但是目前尚未考古发现。汉唐时代都城的明堂、辟雍、灵台、圜丘、太学遗址等已有考古发现，如汉长安城的辟雍遗址（或明堂），汉魏洛阳城的明堂、辟雍、灵台、太学遗址，南朝的地坛遗址，北魏平城的明堂遗址，曹魏洛阳城与唐长安城的圜丘遗址，唐洛阳城明堂遗址等。宗庙、社稷与上述礼制建筑遗址从西汉时代起均在汉长安城之外，到汉魏洛阳城时期宗庙、社稷进入都城之内，甚至内城之中，反映了它们与明堂、辟雍、灵台、圜丘、地坛等礼制建筑的“地位”之不同。极为个别的也有把“明堂”置于宫城之中，如唐洛阳城宫城之中的“明堂”，这可能与武则天的复古思想有关，武则天是把“明堂”作为“大朝正殿”对待的。祭祀日月及与农业相关的“藉田”“亲蚕”的建筑设施，在南北朝时期出现。明清北京城时期礼制建筑，现在大多保留，成为中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历史文化集大成时代。

7.宗教建筑

古代都城宗教建筑遗址，在汉长安城遗址及其以前的古代都城遗址中目前还未发现。历史文献记载，东汉明帝在雒阳城建造了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80]，东汉白马寺可能在东汉雒阳城之外[81]。中国古代都城之中，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宗教建筑是北魏洛阳城的永宁寺遗址，它位于都城的宫城之南的内城中，东临都城的“中轴路”——铜驼街，其所处位置重要，这与北魏皇室十分重视佛教有关[82]。北魏宣武帝以后，都城寺院大增，多达500余所，一般分布在外郭城中，少数在内城之中[83]。东魏、北齐时期，邺南城成为北方佛教中心，佛教倍受重视，但是佛寺也只是营建于邺北城的“旧宫”之地与邺南城的宫城、皇城之外，已经考古发现的邺南城的赵彭城佛寺遗址，位于邺南城朱明门遗址（南城门）以南1300米，该佛寺遗址可能在邺南城的外郭城之中[84]。历史文献记载唐长安城内有佛教寺院153座（其中僧寺122座、尼寺31座）[85]，这些寺院均在宫城与皇城之外、郭城之内[86]。已经考古发现的西明寺遗址[87]、青龙寺遗址[88]、实际寺遗址[89]等均在内城（皇城）之外、外城之中，现在地面仍然存在的大慈恩寺、大荐福寺、大兴善寺、大庄严寺、醴泉寺等，亦均在郭城之中。宫城与皇城之中也有皇室、中央官署从事宗教活动的平台——“内道场”，其规模不大，一般属于宫殿、官署的“附属性”建筑。龚国强认为唐代“多数皇帝在宫城中设有佛教内道场。同时，皇城中也开始出现佛教精舍类的设施，这在唐以前似乎还没有过”[90]。北宋东京城的内城，不只是中央官署与国家宗庙、社稷、太学所在地，还分布有重要的寺院、市场[91]。辽金元各王朝的都城宗教寺院绝大多数位置在外城之中，而古代都城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寺院一般在外郭城中。

都城之中各种寺院形制布局，一般仿照都城宫殿布局形制，宗教活动的主要建筑形制是仿照宫殿的所谓“汉式”宗教建筑。古代西方国家作为神权的宗教建筑与国家政府平台的宫殿建筑是不同的两种形制，它们反映出国家的神权与政权是“平行”关系，甚至有时神权还在政权之上。而在中国古代都城中宗教建筑仿照宫室布局形制及其与宫殿建筑的“相似性”，说明了宗教对政权的附属地位及其从属性。

从古代都城宗教建筑一般不在宫城之内，基本位于郭城之中，以及宗教建筑仿照都城宫殿布局形制来看，可以说中国古代都城宗教建筑是从属于皇权的，其在都城的“政治地位”不只是低于“宫殿”，甚至也要低于宗庙、社稷建筑。这也说明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政教合一的社会，代表国家的王权、皇权政体是至高无上的。

8.帝王庙

在中古时代以后的中国古代都城出现的帝王庙，与传统的都城礼制建筑中的“宗庙”不同，也与各种类型的祭祀天地日月及其他宗教性建筑不同。帝王庙是祭祀传说时代“帝王”与“前朝”帝王及有“文治武功”名臣的建筑。

对于传说时代“帝王”的祭祀，历史文献记载先秦时代已经开始。祭祀的“帝王”实际上是传说时代（一般认为属于史前时代）的“圣君”，对其祭祀不在当时的都城之中，如秦灵公于“上畤”、“下畤”对黄帝、炎帝的祭祀[92]。还有在其传说的中心活动地区或其传说的“陵墓”所在地进行祭祀，如秦始皇祭祀虞舜于九嶷山、祭祀大禹于会稽，实际上均属于“墓祭”[93]。

都城附近往往还有一些祭祀“自然神”的“畤”，如东周时代秦国在都城之外设“畤”祭祀白、青、黄、赤四帝。汉初，刘邦增立北畤，祠黑帝，合为“五畤”[94]。汉文帝在汉长安城东北修建“渭阳五庙”，祭祀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的“五帝”[95]。

北魏王朝皇帝不但对黄帝、帝尧、帝舜等进行祭祀[96]，而且还祭祀周王朝的重要政治人物。祭祀活动仍然在与传说圣君活动相关的地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北魏王朝统治者是鲜卑人，他们对“三皇五帝”及周代王朝圣君、名臣祭祀，体现出其对“华夏”历史与文化的认同。

隋代帝王祭祀的进一步发展，反映在从夏商周到汉代的“开国”帝王均在扩展祭祀之列，此外还有更多名臣。这时的祭祀活动，在被祭祀对象的都城故地或其陵墓附近举行。

唐代初年延续了隋代祭祀传说圣君与夏商周及汉代开国帝王的做法，祭祀地点也没有变化[97]。唐玄宗时期，帝王祭祀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在都城之内修建了祭祀传说时代圣君（“上古之君”与“三皇五帝”）的“庙”；其二是祭祀的对象扩大，但是后者大多安排在那些帝王的原来都城所在地[98]。唐玄宗在长安城为祭祀“上古之君”和“三皇五帝”修建的“帝王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帝王庙”，那还是对共同“祖先”的祭祀。

降及宋代，对先代圣君、历代帝王的祭祀，主要在各自陵墓进行[99]。

元代的祭祀对象主要为先代圣君及少数帝王等，祭祀地点多在被祭祀者生前重要活动地区[100]。

明代是中国古代都城帝王庙真正“出现”的时期，此前唐玄宗在都城修建的“帝王庙”实际上是祭祀传说时代的圣君，他们是被作为国家与民族的共同“祖先”进行祭祀的，而朱元璋在明南京城与明中都分别营建了历代帝王庙[101]。明南京城历代帝王庙中祭祀18位历史人物，不仅有传说时代的圣君，更为重要的还有明代之前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夏商周汉唐宋元王朝的开国君主，其中元王朝皇帝被置于帝王庙中，它标示着明王朝认为元王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明代把以前的“帝王庙”发展为“历代帝王庙”，“历代”至关重要，这是跨越“朝代”的“国家历史”。尤为重要的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又增加37位夏商周汉唐宋元王朝的“名臣”从祠于历代帝王庙[102]，这些名臣之中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这时的帝王庙成了真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宗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朱元璋是把三皇五帝与夏、商、周、汉、唐、宋、元作为一个不同时期连续性王朝的“国家”整体来看待的。

永乐徙都北京之后，所建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先代圣君、帝王与明南京城历代帝王庙中基本相同。

清代北京城历代帝王庙沿袭了明代北京城历代帝王庙。清王朝的历代帝王庙比以前帝王庙享祀的帝王数量有了大量增加，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帝王进入历代帝王庙祭祀对象之中。顺治二年（1645），历代帝王庙中增加了辽、金、元三代帝王及其名臣，还有明代的国君与功臣。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廷依据“国家观念”“正统理念”，提出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历代帝王均应具有“庙享”地位，因此应与享祀历代帝王庙的帝王标准一致[103]，最后使历代帝王庙享祀帝王达到188位。清代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对象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王朝与绝大多数帝王，其祭祀内容发展到“全面”“系统”“完整”的对“国家”祭祀。至此，历代帝王庙真正成为“国家”的“庙”，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完整历史的缩影。

清代北京城历代帝王庙的另一个重要历史意义，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女真人，尊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并发展的文明史，不论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哪个王朝、哪个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历代帝王庙体现出的都是视其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然，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史上，这种共同“祖先”（圣君）的认同早已有之，而且不少是古代中国的周边部族，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鲜卑人，他们把“三皇五帝”作为祖先祭祀；再如在中国中古时代以后的北方、东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等部族建立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辽、金、元、清王朝，其统治者代表国家对中华民族圣君与历代王朝帝王的祭祀，特别是在国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都城建立历代帝王庙，对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祭祀、对历代王朝历代帝王的祭祀，这实际上是对共同“先祖”、共同国家历史的“祭祀”，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祭祀”，这说明了多民族对共同国家——中国的认同，对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

9.武库

古代都城之中与军事设施相关的重要建筑有武库。武库是储存兵器之地[104]。目前见到考古发现的“武库”资料，主要是武库遗址及与武库相关的出土兵器铭文[105]、封泥[106]等，时代为战国时代晚期和秦汉时代。武库有国家与地方政府武库之分，它们分别设置在都城与地方政治中心城邑[107]。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古代都城武库是汉长安城武库遗址[108]。都城的武库是国家的重大建筑工程。汉高祖营建汉长安城时，武库与大朝正殿——前殿、宫城宫门——东阙和北阙、国家粮仓——太仓等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重大建筑工程，武库之重要由此可见[109]。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勘探发现了东汉雒阳城内东北部的武库遗址[110]，西临北宫，南临永安宫[111]，其所处位置十分重要。汉代以后的都城武库遗址尚未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但是历史文献多有记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一些王朝的都城之中有武库建筑[112]，隋代都城或有南、北武库[113]，唐代两京各有武库，唐长安城的武库在宫城——太极宫中[114]。但是上述武库的基本内容并不清楚，有待开展田野考古工作进一步究明。

10.粮仓

粮仓是都城必备的设施。早在夏代之前的陶寺城址已经考古发现粮仓遗址。20世纪70年代初在洛阳东周王城宫殿区东侧考古发现了大面积的东周粮仓遗址，在东西300米、南北400米的范围之内，考古勘探发现了排列整齐的74座粮窖，粮窖口径与窖深各10米。这是目前考古发现古代都城之中最早的大型粮仓群[115]。都城粮仓建设是国家的重大建设工程，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城后，第一批国家工程就包括了国家粮仓——太仓的建设。都城粮仓一般置于都城重要位置，或在都城之中，或在宫城、内城之中，也有的大型粮仓设置在都城附近。如汉长安城太仓在都城之内东南部，京师仓[116]、凤翔西汉仓储[117]遗址等在都城京畿之地。东汉雒阳城的粮仓在城内东北部[118]。北魏洛阳城的宫城之内东南部有粮仓，在内城东北部亦发现粮仓。隋炀帝于大业二年（606年）在隋洛阳城北3.5公里处修建了国家粮仓——回洛仓，近年在洛阳市瀍河区瀍河乡小李村和马坡村一带，考古发现了回洛仓遗址，回洛仓仓城东西1140米、南北355米，其中有排列整齐的700座仓窖，据推算可储粮1.93亿公斤。隋唐洛阳城国家粮仓——含嘉仓位于都城东北部，其南临皇城与东宫北墙，西临圆璧城，北临北城墙[119]。此外，在皇城右掖门附近还有子罗仓，这是储存盐与粮食的仓库[120]。唐长安城国家粮仓——太仓在宫城的掖庭宫北部，近年在唐长安城禁苑西部考古发现了皇室粮仓。

11.民居

历史文献记载的“郭以居民”[121]，就是说居民生活在“郭城”之中，“郭”在“城”之外[122]。目前关于都城民居遗址的考古工作，总体来说进行的不多。先秦时代都城以殷墟的民居遗址开展考古工作较多一些，其他都城遗址的民居遗址考古工作很少。秦汉时代的都城民居组织形式认识，主要来自一些陵邑遗址的考古发现。隋唐两京里坊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基本究明其布局形制。

汉长安城的居民在“里”中生活，“里”的历史较为久远，先秦时代已经有与“里”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如：《周礼·地官·燧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礼记·杂记下》：“夫若无族矣，则前后家，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之。”《国语·鲁语上》：“唯里人所命次。”《逸周书·商誓》：“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即命。”《初学记》卷二四引《吴越春秋》：“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管子·度地》载：“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

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一些涉及“里”的内容，如《令方彝》《处簋》《史颂簋》铭文中的“众里君”“里人”“里君”等。

根据上面的先秦资料与汉代都城“里”的基层社会组织情况，可以推测先秦时代都城中的民居应该也是实行“里”的组织管理形式。但是至今关于先秦时代都城中的属于民居的“里”之遗址尚未发现。不过在安阳殷墟多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属于“民居”的遗址，有的学者称之为“族邑”，“族邑”区集生活、生产、墓地于一体。其实上述所谓“族邑”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落”（或称“格”）、“村”等“乡村”社会组织在都城的反映。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乡村”一直延续数千年，其各种各样居民区的“村庄”名称往往以“姓”命名。殷墟居民区应该属于古代都城民居区的早期形态，即“乡村”社会形态在古代都城的反映。至于把殷墟说成“王族城邑”居中、“小族邑”在其周围的所谓“族邑模式”，实际上就是“城以卫君”“郭以居民”的中国古代都城中的“普适性”特点。

关于秦汉时代“里”的考古发现资料中，有直接记载秦咸阳城、汉长安城的“里”名者，如秦咸阳城遗址出土的秦陶文中有“屈里”“完里”“沙里”“戎里”“商里”“直里”“夤里”“蒲里”“彩里”“白里”“新安里”等“里”名[123]。汉简、汉印之上的“冠里”“修成里”“大里”“戚里”“宣明里”“建阳里”“昌阴里”“黄棘里”“北焕里”“南平里”“陵里”“函里”“李里”“孝里”“宜里”“棘里”“南里”“苟里”“有利里”“当利里”“假阳里”“嚣陵里”“敬上里”等里名[124]，可能为汉长安城之“里”名。《三辅黄图》记载汉长安城有160“里”，至于这些“里”的布局形制我们还不清楚，但是近年开展的汉景帝阳陵邑遗址考古勘探发现，陵邑之中有东西向道路11条、南北向道路31条，两种方向道路相交形成341个长方形空间，理论上讲每个长方形空间可能就是阳陵邑中的一个“里”，实际上其中有些“长方形空间”不一定是居民里居。汉长安城与阳陵邑中的“里”，其平面布局形制应该如文献所说的那样“室居栉比，门巷修直”。“里”是长安城中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城市的户籍管理也是以“里”为基点。“里”的负责人为里魁，或称里正。“里”是封闭式管理，设有门，置“里门监”管理进出。城对其基层社会的管理通过“里”，“里”又是百姓生活的基本空间形式。城外农村之基层社会的管理是通过“乡”及其所属的“里”，那里的“里”大概与“聚”是一致的，“聚”是城外社会生活、生产基层组织。

中国古代都城之中的居民区始称“里”，汉晋时期在都城洛阳出现了“坊”，这时的“坊”与后来的都城“里坊”不同，它们应该是宫室名称，不同于“里”的规整空间形制[125]。如前所述，汉代以后都城的“里坊”实际上是两个概念，正如秦汉时代乡村的“里”与“聚”，“里”是国家对居民的管理组织，“聚”是人们的生存空间形态。“里坊”似乎也可以说，“里”是国家对其居民进行社会（包括户籍、税收等）管理的组织，“坊”是城市居民的生存空间形态及治安管理。对此，齐东方明确指出“里”与“坊”的根本区别为：“坊”是就其在城市中的规划区块而言，“里”是有社会管理性质的单位，前者仅适用于城市，后者城乡均适用[126]。李久昌认为：“从坊之概念形成看，坊可能是城市空间的量度单位，里则是其组织单位，坊的范围似比里大，坊可包容里，具有较强的规划性意味，而里则基本不能包含坊之全部范围。”[127]唐代晚期，都城之中“里坊”的封闭性渐趋松动。

隋唐两京在中国古代都城之中开展里坊遗址考古工作是最多的。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完成了对隋唐长安城里坊的初步勘察[128]，60年代初进行了全面复查和核实[129]。其后又发掘了胜业坊、兴化坊、太平坊、安定坊等里坊遗址及里坊之间道路遗迹[130]。在对隋唐洛阳城遗址进行全面勘察的同时，也基本究明里坊遗址的分布、形制，并对明教坊、履道坊、恭安坊等里坊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131]。

中国古代都城里坊制度发展到唐宋之际，由于都城城市社会生活更加多样，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商业更加繁荣，中世纪以前的封闭性里坊制与市制，渐被冲破，原来坊市中的封闭路网被打开，与城内其他道路相连通，使居民区与商业街融为一体。到了金中都的街巷出现了“胡同”的雏形，考古工作者在金中都丰宜门与端礼门之内勘探出多条东西向胡同遗迹[132]，元代则基本完成了近代的胡同定型[133]。

12.市场与手工业

有些学者认为，“市”早在史前时代已经出现[134]。先秦时代文献也有关于市场的记载，如《世本·作篇》：“祝融作市。”（《太平御览》卷191引《世本》）《淮南子·览冥训》：黄帝之世“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易·系辞》：“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古代都城市场，为战国时代早期至秦汉之际的秦雍城市场，该市场遗址位于秦雍城城内北部，其南为雍城宫庙建筑区。市场平面长方形，周筑夯墙，四面中部各辟一门[135]。从秦雍城的“市”形制及一些列国都城之中有多个市场来看，战国时代的“市”已经比较成熟，今后有可能考古发现时代更早一些都城的“市场”。秦献公是战国时代的大政治家、大改革家，这主要反映在他执掌国家政权伊始进行的三大改革：秦献公元年（前384年）“止从死”、二年（前383年）迁都栎阳[136]、七年（前378年）在都城设置固定的“市”[137]。20世纪80年代初，在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发现的“栎市”陶文[138]，应该就是秦献公迁都栎阳设置的“市”之见证。已经考古发现的资料显示，战国时代列国都城不但设置了“市”，而且诸如齐国、燕国等都城之中甚至有几个“市”[139]。战国秦汉时期不但都城有“市”，其他城市也有“市”，如“陕市”[140]、“河市”[141]、“成市”[142]、“杜市”[143]、“安陆市”[144]、“筥市”[145]等。

中国古代都城市场遗址以汉长安城、唐长安城的市场遗址考古工作进行得较多[146]。

汉长安城作为国家修建并管理的市场是“东市”与“西市”[147]，“东市”即汉高祖建立的“大市”[148]，“西市”为汉惠帝所建[149]。汉代都城东市和西市的名称不但直接为唐长安城所沿袭，也传至中古时代的日本都城——平城京[150]。已经考古勘探究明的汉长安城东市与西市的“井字形”路网[151]，为唐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所承袭。

古代都城的市场根本性变化，发生在宋东京城，这时传统的里坊制度已近崩溃，街巷冲破封闭型里坊，使都城居民区与商业区结合在一起，传统的中古时代及其以前的都城“坊市”成为历史。

有的学者认为手工业的出现是社会分工的表现，并由此导致城乡分化，城市成为手工业集聚地，农业则在乡村。考古发现说明这种假设很难得